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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
假设政治的冲突必定要有增无已理由将在下一个部分里详细论述，那么下面这种可能性——任何集团都可以借助群众的压力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大，导致整个制度的结构拉力进一步加剧。假设社会上还有可能发生暴力行为——在这个制度下，暴力行为曾广为流行；那么，民族社会一经出现就已经造成新的严重的紧张局势。
群体社会
群体社会＇munal
society＇的产生以下面两个事实为其滥觞：非市场性的公众决策方式开始得到发展；社会权利开始从群体而非个人的角度加以诠释。在美国的舞台上，这两者都是崭新的事物，都向社会提出了新的问题。所谓非市场性的公众决策方式，就是指产生的问题必须由公众的权威予以解决，而不再通过市场的途径。道路的铺设、城市的规划、保健服务的组织、教育的投资、环境污染的消除、房屋的建设，都已成为与公众利害攸关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在市场上买到他应享有的“清新空气”，人们必须采用公社组织的手段来对付这种污染。
市场的好处在于它分散责任。在市场上，成百万或成千万的消费者独立行动，尽兴选购。当通过他们各种各样的选择做出“决策”时，没有任何个人或一群人需要为这些决策承担责任。即使由于这些市场决策的缘故而导致产品滞销，或消费者的兴趣有所改变，企业甚至整个工业部门都垮了台，那么，也不会有哪一个群体会为此背上渎职的罪名。然而说到非市场性的公众决策方式，情况就大不相同。决策方式有目共睹，人们知道应该责怪谁。事实上，决策方式已经具有“政治色彩”，受着政治决策中多种多样的直接压力的制约。
随着非市场性的公众决策方式变得日益不可缺少——因为有些事情个人是无法凭着自己的力量做到的；这种新的方式扩大了社会冲突和群体摩擦的潜力。这一点是简单明瞭的。当政治体系背上了愈来愈多的政治问题的“重负”时，当住房、卫生、教育和类似的问题都具有政治色彩时，紧张就会加剧。在二○○○年委员会的报告一九六七年中，我最先做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预测：未来的社会上，群体的冲突将会有增无减。
我所说的群体权利，是指向社会提出要求的权利已开始奠定在群体全体成员的基础上，而不再奠定在个人属性的基础上。美国的价值体系一直是以个人的成就和个人的机会均等为基础的。过去，曾有形形色色的功能性团体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具有集体的特征如工会，而且也得到了作为一个集体的权利例如那些工人必须在限期内加入工会的工厂企业和商业机构。但是那些团体都是些自愿的组织，一旦某个人退出组织，改变了他的身份，他也就失去了那些组织的保护。近来，一些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于黑人们希望许多权利能够成为他们这种肤色的“财产”。黑人的理由是前后矛盾的。一九五四年，黑人律师在最高法院上采用的论点是：“隔离但平等”是不公平的，黑人有权要求社会将他们作为个人来对待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平等的权利，而不是作为一个“种类”来对待。然而随着种族一体化趋势的慢慢发展，黑人在心理上确定了群体身分，他们的要求的性质便开始改变。黑人从要求机会均等转而要求利益均等。他们还争辩说，惟有通过特殊的雇员名额、就业的优先待遇、补偿性教育和诸如此类的方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社会上要求群体权利的范围将会扩大，因为社会生活越来越立足于群体的基础之上。社会需要创立哲学的正统论即证明自己为合法的理论，需要找到政治的途径，以裁决这些相互冲突的要求。凡此种种，将是今后社会紧张局势的又一根源。
后工业化社会
我以为，后工业化社会现在只是处于萌发阶段。在后工业化社会中，我们可以发现分层系统中的基本变化，主要是阶级地位的基础的变化和达到这种地位的方式的变化。
在我的前一部著作里，我考察了后工业化社会的五个不同方面。在本书中，我只强调其中的两点。第一，理论知识占据中心地位，成为创新和政策分析的来源。
由于大学是整理和检验理论知识的场所，它将日益成为社会的首要机构。到那时，大学将担负起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从未挑起
过的重任。
前工业化 工业化 后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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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原材料 能源 信息
方式提炼 制造 加工
技术 精耕细作或劳动集约 资本集约 知识集约
整体设计 同自然作斗争 与改造过的自然作斗争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关于知识，它必须继续扮演一个不偏不倚的角色，然而在社会上它则必须成为主要的服务性机构，不仅训练专业人员，而且是政策顾问的宝库。
第二，社会由商品生产社会转变成为服务性社会。在美国，截至一九七○年，约百分之六十五的劳动力从事于服务性行业。不过，重要的事实是，重点乃是放在技术和专业服务方面，放在人工服务方面。正是因为这些部门的扩充，社会的职业结构才发生了重大变化。
后工业化社会从根基上开始重新塑造所有的现代经济体制。重视教育作为获得知识和力量的途径、重视技术决策的作用、重视技术群体和新的精英层如科学界和军界之间的冲突，这一切都将给发达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带来新的困难。
最近的和长远的将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社会面临的直接问题是黑人问题和一代敏感的青年人异化的问题。但是，在七十年代，前十年显而易见的问题——黑人和青年——已经有所和缓。
黑人运动过去是为了争取社会的承认，现在也依然如此，尽管许多人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方法来要求此种承认的例如，教育应适合“黑人的需要”。现在的问题仍旧是调动一切力量去满足黑人的要求。
青年人的情绪更具有扩散性，也更为幼稚。他们并不执着地信奉某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相反，许多名牌大学里的青年人只坚持笼统地抨击四处盛行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用布尔乔亚的话来说，就是指延期满足、心理上的约束和理性的、专家式的思维方式。有一小撮人已经完全异化，甚至打算作为“都市游击队员”，从而砸烂这个社会。整整一代的青年人现在正在长大成人，职业和家庭的问题让他们忧心忡忡。作为同一代人，他们比父辈更开明更自由，但却缺乏革命的气概。
源于美国生活中结构变革的问题依然如故。它们包括：重新组建社会的政府行政结构；制订与民族社会相适应的国家卫生、教育和福利政策；调和公社式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权利要求；拟订全面的科学以及研究与发展的方针，发挥后工业化社会的优势。倘若没有决心照此办理，现行的社会政治生活就会困难重重。
不过，除此而外，还有四个原则性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这个惶惶不安的社会才刚刚意识到，但却不得不正视它们。
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无法恢复早先地方自治的原状——即国内生活由统治已久的市镇心理来支配。一种新的都市观和世界观已经形成，帝国的利益日益影响着美国政策的制订。美国成长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并非完全是因为经济的推动，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世界最强国，它在世界各地卷入有时是主动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即而来的意志的较量。这样，美国开始在世界上施加一种权威的影响，如果它还算不上是一种霸权的话。
在艰难的岁月里，读读修昔底德是有裨益的。就本书的探讨而言，人们会对修昔底德所描写的雅典在波斯战争后的处境感到惊讶。修昔底德描述了一个民主政体进退两难的困境，最终它选择了帝国的角色，而没有退避三舍，偏安一隅虽然两次历史事件不尽相同，但是雅典人和提洛同盟所面临的问题却极富于启发意义，令人联想起美国和它的盟国，及其与苏联集团类似于斯巴达人的矛盾。不过，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个民主政体由于派别间的不和造成了潜在的分裂时，尤其是当它战败时，它是否能够保持统一；或者，纵然它胜利了，它是否能够继续作为其它国家的领导者和保护者而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同时也并不致于走投无路，被迫接受大规模冒险的诱惑伯里克利的继承人克列翁就曾受到过这种诱惑，人们可以将他同林登·约翰逊作一个比较。
帝国主义的角色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扮演的，因为它意味着国家必须承担起提供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的义务。如果这一切不能得到回报，就会在内部导致严重的紧张状态。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特别令人苦恼。人们可以逐渐注意到：帝国主义的角色并不适合于美国。
新的政治精英层的产生。在时来运转时例如进入了权力机构，一群杰出的人物可以成为道德权威和政治智慧的源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五年里，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出现了一个在总体上还算是紧凑的政治精英层，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一批领导人。
有时候，一群人在社会结构上所占据的位置可以表明他们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某些人握有政治的、或经济的、或军事的大权，或者身居某个组织的首位，却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他们是社会的精华，尽管人们必须服从他们的领导。在美国，杰出人物的主要标志是他们观察整个世界的视野和看法，而不仅仅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上所占据的位置。像马歇尔将军、亨利·史汀生、约翰·麦克洛伊、罗伯特·罗维特、迪安·艾奇逊、道格拉斯·狄龙这样的人，还有其他一些“外交决策机构”中的人物，主要是从纽约的金融界遴选而来，然而，并不是他们的经济势力决定了他们作为政治精英型人物的地位，而是他们的性格和判断能力。人们主要考虑到他们的见解是有分量的，因为他们受人尊敬。如果政策需要由杰出人物的重要见解来加以调整，那么调节好判断能力与受人尊敬之间的互惠关系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在欧洲，因为在那儿进行重建乃是当务之急。不过，那些政策一主要是马歇尔计划——之所以产生，也是因为那些处理欧洲事务的专家们更具有经验和兴趣。在处理亚洲事务方面，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批类似的杰出人物，从来就不具有类似的经验和判断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外交政策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此种缺陷。
在六十年代，本节所论及的那个重要的政治精英层已逐渐丧夫了它的影响能力，然而却没有接着产生一个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政治精英层来调整政策并绵绵不绝地提供判断。肯尼迪政府讲究体面，喜爱炫耀，它曾干劲十足地试图使自己成为一群杰出人物的集合体。纵然它还算不上是道德权威，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间它却赢得了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但是，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如果人们信服白芝浩＇英国近代社会学家＇的理论及其智慧，那么，这种精英层的存在对于在社会上奠定政治权威来说就是一个必要的因素。缺少这种精英层，就会产生由谁承担权威重任的问题。假使社会分裂了，一个精英层能否出现的问题就成了悬而难决的问题。
自由主义失败了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由的社会政策是和凯恩斯主义及宏观经济规划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新政在大部分时候是为了给年轻的律师们提供避难所一样——这是由于一些制订规章制度的机构所起的作用，它们的象征性的教父是费利克斯·弗兰克富特和哈佛法学院；早期的新边疆政策和伟大的社会政策也是同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密切相关的。
在沃尔特·赫勒的领导下，经济顾问委员会转变成一个专业性组织。在政府中，尤其是在一九六二年减低税率的经济政策取得大捷之后，它的建议对政策的制订具有极大的影响。不过，经济学家并不单单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管理人员。譬如，五角大楼的“麦克纳马拉革命”就主要是由一批以查尔斯·希契为首的经济学家们导演的。
在最近的一些年代里，人们越来越怀疑经济学家管理经济的能力。在英国，六十年代期间，工党政府虽然接受了类似尼古拉斯·卡尔多和汤姆斯·巴罗格迈克尔·波斯坦称他们为“经济学家的灾星”这样一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却未能解决英国的困难。英国工党经济学家约翰·韦西在写到“后凯恩斯思想的松散”时，以悲观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