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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武士道》一书是作者于189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养病时，有感于外国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知之甚少，为了向国外介绍而用英文写成的。由于作者本人是一个在幼年时亲自接受过武士道传统教育的日本人，因此，正如作者所说，他在介绍时，与别的外国的日本研究者至多只不过是个“辩护律师”不同，“可以采取被告人的态度”。的确，我们在读到他所系统介绍的武士道的种种方。面时，颇有入木三分之感。同时，由于作者是为了向国外作介绍而写的，行文中大量引用了西方的历史和文学典故进行比较，所以就更便于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正因为如此，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据作者自序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自己亲自读了此书，还以此书分赠其友人。光是本书的日本版从1900年到1905年的6年之间就重版了10次，本书还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世界的日本研究书目中占有重要位置。目前在我国的日本研究正深入到探讨日本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对当代日本的影响之时，相信把这本颇享盛名的著作译为中文以飨读者，或许不无意义。自然，由于本书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出来的，其中有些观点不免有过时之感，同时，由于作者本人的立场所限，有些观点也很值得商榷。这是希望读者们注意的。
日译者序
这是先师新渡户博士所著英文《武士道》的全译本。博士开始撰述本书是在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因病逗留美国疗养的时候，即博士38岁那年。同年在美国（费城利兹和比德尔公司）、翌年在日本（裳华房）出版，尔后曾多次再版。在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第十版时，进行增订，在美国（纽约G。P。普特南之子出版社）和日本（丁未出版社）发行。又在博士逝世后的1935年（昭和十年）由研究社加上博士遗孀的序言发行了新版。
明治三十二年，是日中甲午战争之后4年、日俄战争之前5年，世界对日本的认识还极其幼稚的时代。正在这时，博士在本书中以洋溢的爱国热情、渊博的学识和雄劲的文笔向世界广泛宣扬了日本道德的价值，其功绩是可同三军的将帅相匹敌的。本书刺激了世界的舆论，理所当然地被广泛翻译成各国文字。诚然，在博士的许多著作中，可以毫不踌躇地称本书为其代表性杰作。
本书的日文译本，曾在明治四十一年由樱井鸥村先生译出。樱井先生根据新渡户博士的亲自指教和解释，曾写出本书的详细注释，而且他的译文据说是全部经过博士校阅，所以原著中所引用的日文、中文文章或其出处，大体上可以信赖樱井先生。我虽尽量亲自查核了这些文章，但查核不到的就转用了樱井先生译书中的全部或部分注释。其它译词借助于先生的也不少。
樱井先生的译作是非常有名的译本。但是我之所以敢于尝试重新翻译本书的原因是，除了由于樱井先生的译本绝版已久不易找到之外，还由于更加缺乏汉文字素养的现代日本人对先生的译文或恐难以理解，同时也不能说该译本在内容上就毫无暇疵。
一般认为原著的英文在文风上深受卡莱尔的影响，有时简洁雄劲得似乎很生硬，在真挚的行文中夹杂着诙谐和嘲讽，言辞华丽等，对不习惯于此文风的人来说，这决不是一本容易阅读的书。不过，对仔细玩味的读者说来，却是足以沁入内心深处的大手笔。我在翻译的时候，曾试图多少再现原著文章所具有的这种风格，但是究竟取得几分成功便有待读者判断了。
原著中就日本固有的风俗习惯或一些事物，为外国人所加的脚注（如琵琶、莺、挂轴、柔道、跪坐、棋盘、雨窗等），我在翻译时省略了。反之，为便于日本读者了解，对有关的若干事项却在正文中作了补充。所有译者的补充均用六角括号＇ ＇标出。又，新版取代原著中的索引，附加了主要人名索引，并附记了简单的说明，兼作译者的注释。
矢内原忠雄
昭和十三年（1938年）7月于东京自由之丘
第一版序
谨以这本小书献给我所敬爱的叔父——太田时敏，他教导了我敬重过去并仰慕武士的德行。
大约10年前，我受到比利时的已故著名法学家德·纪维莱先生的款待，并在他那里盘桓了几天。有一天在散步时，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宗教问题。“您是说在你们国家的学校里没有宗教教育吗？”这位尊敬的教授问道。“没有”，我这么一回答，他马上大吃一惊，突然停下了脚步，又问道：“没有宗教！那么你们怎样进行道德教育呢？”这个话语使我难以忘怀。当时他这一问倒使我愣住了。我对此没能马上作出回答。因为我在少年时代所学的道德训条并不是在学校所教授的。自从我对形成我的正邪善恶的观念的各种因素开始进行分析之后，我才发现正是武士道使这些观念沁入了我的脑海。
我写这本小书的直接动机，是由于我的妻子经常问我如此这般的思想和风俗为什么会在日本普遍流行、理由何在而引起的。
我试图给予德·拉维莱先生和我的妻子以满意的回答。不过我了解到，如果不了解封建制度和武士道，那么现代日本的道德观念毕竟会是一个不解之谜。
正好由于长期卧病而被迫终日无所事事，我把家庭谈话中对妻子的一些回答整理出来，现在公之于众。它的内容主要是我在少年时代，当封建制度还盛行时所受到的教诲和所听说的事情。
夹在一方面有拉夫卡迪奥·赫恩和林·弗雷泽夫人，另一方面又有欧内斯特·萨托爵士和张伯伦教授之间，要用英文来写一些有关日本的事，的确是使人气馁的一件工作。不过，我所以胜过这些大名鼎鼎的理论家的唯一优点在于，他们只不过是站在律师或检察官的立场，而我却可以采取被告的姿态。我经常想，“如果我能有他们那样的语言才干的话，我将会以更加雄辩的言词来陈述日本的立场！”但是，用借来的语言来说话的人，如果能使自己所说的意思得到理解，那也就该谢天谢地了。
贯串这部整个著述，我试图从欧洲的历史和文学中引用类似的事例来说明我自己要论证的各点。因为我相信这会帮助外国读者更便于理解这些问题。
我谈到宗教上的问题或有关传教士的话，即使万一被认为有侮辱性的言词，但我相信我对基督教本身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我并不是对基督的教谕本身，而只是对教会的作法以及使基督的教谕变得暗淡的各种形式不寄予同情而已。我相信基督所教导的、并由《新约圣经》所传留的宗教，以及铭刻于心的律法。我还相信上帝在一切民族和国民中——不论是异邦人或犹太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都造成了被称为“旧约”的圣经。至于我对神学的其它看法，就不再赘述了。
在结束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要对我的朋友安娜·C·哈茨霍恩所给予的许多有益的建议，表示谢意。
新渡户稻造
1899年12月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莫尔文
增订第十版序
这本小书自从6年前发行初版以来，有着一段预期不到的经历，其结果是超乎预料的丰富多采。
日本版已重印了9版。这一版为了提供给全世界的英语国家读者使用，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发行。直到现在为止，本书已由印度的德夫（Dev）先生译成马拉地语，由汉堡的考夫曼（Kaufmann）小姐译成德语，由芝加哥的霍拉（Hora）先生译成波希米亚语，由伦贝格①的《科学与生命协会》译成波兰语。正在准备着挪威语版和法语版，汉语译本也在筹划中。再者，《武士道》的若干章节已用匈牙利语和俄语提供给各该国读者。在日语方面，已经刊印了几乎可以说是注解本的详细的介绍②，此外，为了学习英语的学生，已由我的朋友樱井先生编写了详细的学术性的注解。我还要感谢樱井先生在其它方面的帮助。
① 伦贝格（Lemberg），即今乌克兰的利沃夫。——译者
② 这里所说的介绍文章是指在《日本》报上连载的饱翁道人写的《武士道评论》。该评论加上详注，作为裳华房编《英文武士道评注》（明治三十五年），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又樱井先生的详细注释，最初刊载于该先生的《英语学习新报》上。——日译者
想到我的小名已在各地的广泛范围获得了热情的读者，我是十分满足的。这表明本书所阐述的问题是世界普遍感兴趣的事。使我感到无上荣幸的是，从可靠来源获悉，罗斯福总统③本人曾亲自阅读本书，还分发给了他的朋友们。
③ 此处的总统指的是Theodore Roosevelt（1859…1919）。——译者
在对这一版作修订时，我主要只追加一些具体例子。我感到遗憾的是，未能加进去“孝”这一章。同“忠”一并构成日本道德之车的两个轮子。我之所以难以写出“孝”这一章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不知道我国国民本身对它的态度，而是由于我不知道西方人对这个美德的感情，从而我无法进行使自己感到满意的比较。我想将来能对这个问题及有关的其它问题加以补充。当然，本书所涉及的所有问题，都大有进一步加以应用和讨论的余地。不过，要使本书比目前的篇幅更大一些是有困难的。
我对我的妻子辛劳地阅读原稿，提出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她的不断的鼓励，要致以极大的感谢。如果忽略了这一点的话，这个序言就会是不完全的，而且是不公平的了。
新渡户稻造
1905年1月10日于东京小石川
绪言
站在那条
翻越这山峰小路上的人，
会怀疑这是不是一条路？
然而如果从荒野处来眺望，
从山麓到山顶它的路线分明，
毫无疑义！从绵延不断的荒野
为什么会看到一两处缺口？
如果要传入新的哲理，
难道不正是这些缺口锻炼了人们的眼睛，
教导他什么是信仰，终于知道
这是最完美的企图吗？
罗伯特·布朗宁：《布劳格拉姆主教的辩护词》
应当说有三个强有力的精灵，活动在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水面上，对于人类的道德感情和精神给予强有力的刺激。这就是自由、宗教和荣誉的精灵。
哈勒姆：《中世纪的欧洲》
骑士道本身就是人生的诗。
施勒格尔：《历史哲学》
我对于为世界各地的英语读者写一些关于新渡户博士所著《武士道》新版的介绍文章，感到很高兴。由于博士允许出版社对与本文无关的事项有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所以出版社就把序文托付给我了。我与作者相识已达15年以上，而对于本书论述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已有45年的关系。
这是1860年的事情。在费城（我于1847年在该处看到佩里舰队司令的旗舰萨斯克汉那号的下水典礼），我首次见到了日本人，遇见了从江户来的使节们。我从这些异国人那里获得了强烈的印象，他们所遵循的理想和行为准则就是武士道。后来，在新泽西州新布伦威克市的拉贾斯学院，我同从日本来的青年共同生活了3年。我教他们课，又像同年龄的学生似地彼此相处。我们常常谈到武士道，我发现这是极其饶有兴趣的事物。处于这些未来的县知事、外交官、舰队司令、教育家以及银行家们的生活里，他们之中有一些长眠在威洛格罗夫基地者的临终时的表现，都同那远在日本的最馨香的花儿的芬芳一样，非常甘美。当少年武士日下部临死的时候，劝他皈依献身中最高贵的和希望中最伟大的神灵时，他回答说：“纵使我理解了你们的主耶稣，我也不能只把生命的渣滓献给他。”这个回答我是绝对忘记不了的，我们在“旧拉雷坦河堤上”，在运动比赛上，在晚餐的饭桌上，一面比较日美间的事物，一面互作有趣的戏言时，或就道德和理想彼此争论时，我感到自己完全同意我的友人查尔斯·达德利·沃纳所说的“传教士的秘密答辩”。在某一点上，我们之间的道德和礼貌的规矩是不同的，不过，这些不同只不过是点或切线之类的差别，并不是像日蚀、月蚀那样程度的差别。一千年前，他们本国的诗人在越过水池，衣裳碰到带有露水的花朵，竟把露珠留在他的衣袖上时，写道：“由于它的芬芳，且不拂去衣袖上的露珠。”事实上，我欣幸自己免于成为井底之蛙。它与墓穴的不同，只不过是更深一些罢了。唯有比较，才是学术和教育的生命，不是吗？在语言、道德、宗教、礼貌举止的研究方面，说“仅知其一者，一无所知也”，难道不是真理吗？
1870年，我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