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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最好的朋友
吴征
小时候的一大乐趣，是晚间将耳朵贴在睡房墙上水泥剥落后露出的小洞上，听着风声穿越墙上缝隙时形成的声响，犹如聆听器乐奏出的奇妙乐曲。
风力大一点时，音乐便亢奋一些；无风的时候，空气静静地流过，竟也是低沉的男音，还带着回响。我常常想，洞里的黑暗中有什么呢？
据说，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源于他儿时的一个经验：在一仲夏夜，小路德维希冲出家门，狂奔进旷野，在气喘吁吁时跳进了一潭池水，仰卧着，望着宁静的星空、月光，心中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后来，他长大了，儿时的这一感觉却忘不了。终于，贝多芬将这一冲动翻新，又融进了成熟后的一些思想。这样便诞生了一首绝世之作。
我生长在上海长宁区一栋年久失修的旧洋房里，自然没有原野可以驰骋，甚至星空多半也不大清晰，但一颗早熟的童心萌芽后，竟真的将我推出了“穴地”，一个十八九岁的灵魂，开始了世界的飘荡，诚惶诚恐地走进了中国国界外的世界，在“黑洞”中找寻起人生。
刚到法国时，身无分文。越南老板的喝斥，生活之窘迫从阿拉伯房客的戏弄使我相信：人生囊中空空足万万不能够的。我于是死命地干，每天晚上满足于数钱的喜悦。储蓄逐步上升，居然有一个周末可以“奢侈”一下，不打工，与几个同学滑着雪，上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顶峰上，我惊住了：望着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白得不能再白的连绵的雪峰，及山下那一汪碧绿色的水—法国的第一大湖：普吉湖（Lac du Bourget）。我张开整个身心，让凉飕飕但又无比甜美的空气充满肺腑，顿时明白了“井中之蛙”的含义。我当时认为我在这一刻前的人生仅等同于一只蛙的经验而已。我从此想做一个游侠，去找寻世界上其他这样美的地方。
后来，我从欧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美洲。
后来，我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
后来，我从替人打工，到替自已打工，到置身曼哈顿中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总还是在游荡：一共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数不清的城市，数百万公里的旅程。人生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好几次以为找到了答案，却又像肥皂泡一样，一闪光后就消失了。我还在游荡，但我已经很累了。我常常读马克·吐温的一首诗来自慰：海员回家，好似回到笼中（For a sailor，homeagain，prison again）。我想：到底是海员为航行而回家，还是为了回家而航行？总之，我这艘船一定是需要一个港湾了。
我的船终于到了港湾—我遇到了杨澜。
杨澜是一个很随和合群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她，只觉得她就像一个普通的学生，很一般。后来发现，她有的时候可以“光芒四射”一番。不仅在荧屏上挥洒自如，而且在与基辛格、克朗凯特这些“大人物”交往时，也落落大方，谈笑风生。而有时候，她却可以与中央公园中一个穷途潦倒的流浪汉聊上半天。完全摸清流浪汉每天究竟是从哪里弄来面包，来喂中央公园的鸽子，一九九六年三月间，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知道了杨澜过去电视生涯的情况，于是要求与她吃顿饭。想不到就此，他竟写了一篇篇幅极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之后一个月内，竟有五十多个媒 体单位要求采访杨澜，除了《新闻周刊》外，她一概谢绝。杨澜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几乎无人真正知道她的过去。系主任约翰逊教授在被《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杨澜总是穿着普通地来上学，与师生相处都很好，她毫不起眼，以至于系里的很多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她。”而就在约翰逊教授作此评论的下几周内，美国第一新闻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却这样评论杨澜“光彩照人，令人难以忘怀”。一九九六年八日，英国大百科全书通知杨澜，她的名字被收入《大不列颠年鉴》。我很佩服杨澜，因为上述这些事，我不说，她是永远不会说的。她只是怀念着北京外国语大学食堂中的白馒头与窝窝头，还有上海城隍庙的各种小吃及外婆做的醉虾、醉蟹。
杨澜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她对自己要追求的东西是毫不含糊的。例子之一，是她在《正大综艺》的峰巅状忐中“急流勇退”，又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执著地要回国。说实话，直到一九九六年初，我一直暗中祈望她能改变初衷，改为在美中两地来回发展。我毕竟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轻车熟路，好不自在。对杨澜来讲，她也已经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但她却坚决不愿意。她说：不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于是，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
于是，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后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决心彻底回国了。
杨澜固执的例子之二，是她连“飞来横财”都不要。杨澜做了央电视台四年的主持人。却没攒下几个钱来。她外出演出开始得比别人晚，走的地方也太少，每次酬金的部分又要上缴给台里，而主持节目的服装却大多是自费的。到了美国后，尽管“正大”的谢国民先生主动地负责了学货，昂贵的生活费却令杨澜感到拮据。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后，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
杨澜的固执之三，在于她可以超脱尘世的一些东西，而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九九六年初，当杨澜要回国的消息在国内公开后，在大多数人赞美的同时，有一些说法也传了开来：杨澜嫁了有钱的丈夫，所以可以不拍广告；杨澜回来搞专题节目是为了赚钱，搞名人效应，等等等等。我曾为此而大动肝火，认为“报国未尝有门”，再一次劝她另做打算。杨澜也很生气，但她最终还是说：“我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撑下去，来证明这个国家有容我的地方。”
但归根结底，杨澜对我来说，是一个好妻子；她有的菜做得很好，有的菜做得不好，但她总是忙着给我做好吃的；她也是我最好的伴侣：我脾气大的时候，有时她耐心，有时她也有脾气，但她总能很快地把我俩郁弄得笑起来；杨澜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里，能遇上这么一个知己。
有一次她问我：“据心理学家统计，人在濒死的时候，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幂幕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猜一猜有什么？”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她说：“没有我主持大仪式的辉煌，也没有你赚钱成功的欣喜。”“那有什么？”我不解地问。她说：“只有一些普通的、有关家庭的事。例如：夫妻久别重逢啦，孩子出生啦，等等。”她又说，人濒死时，这一幕幕过去后，人就会觉得处身于一个黑暗的隧道，向着另一端的光明飞去。我忽然悟出点 味来了：大概人的航行不是为了航行而航行，而是为了找一个好港湾，一个乐得其所的家吧。
我与杨澜，注定了余生还要一起航行的。
去年夏日的一天，我们到了希腊，到了爱琴海上的桑托林岛。此岛是一绝：三百多米高，笔直站在海水中，像一堵墙，像一张帆。桑托林岛据考证，是“亚特兰蒂斯”—“大西洋国”的唯一残存，公元前三四千年的一次大灾难毁火了大西洋国，也削掉了桑托林岛的一半，使之成为大自然叹为观止的一景。岛上所有的人家均建在悬崖顶上。我们骑着毛驴来到山顶的平地，顿觉一阵莫名的惬意。山顶的民居只有蓝、白两色，整洁干净至极。我们来到悬浮在崖边的一个露天酒吧，方才发现我们身处的阳台，竟同时又是另一家民居的房顶—骄傲地伸出悬崖去，俯视着一大片蓝与一小块绿—那是一个火山岛。时间到此好像停止了，世间的一切好像都变得无所谓了。我呷上一口桑托林居民土酿的葡萄酒，顿觉自己醉了。于是便释放出白己的心去，任其划破那湛蓝明亮的天空，去追逐远处的几点白帆。忽然，杨澜惊呼起来。原来在一旁研究着观光介绍书的她发现，桑托林岛每几十年便被摧毁一次—隔壁火山岛的“功劳”。每次火山爆发，总是伴发地震，将崖顶的村落扫个支离破碎。但桑托林人永远不愿搬走。书上说：“是因为这里太美了。”她讲完后，若有所思起来。本来在这样灿烂透明的阳光中，置身于我们当时的所在，多一句话郁是不需要的。但她隔了一会儿说：“人濒死时过的黑色隧道的那一头有光的地方，一定也很美吧，但你不一直走，就体验不到了。”
离开桑托林，我与她相约：今后若在尘世烦恼的煎熬中耐不下去了，便一同再来桑托林，好将灵魂掏出，放在碧空净水中洗一洗。今年一月，我们俩回到上海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黄惠民先生找到我，希望她出一本书。我与黄先生谈得很投缘，竟答应促成这事。
她知道后说：“还是不写为好吧。一是怕功底不深，白纸黑字，贻笑大方；二是怕招惹麻烦。”
我说：“文笔稍欠无妨，只要文如其人，贵在真实就行了。至于其他么，我们总还可以去桑托林净化净化。”
她笑了，说道：“你游侠倒做惯了。”于是便答应了。
二月初，我俩回到美国纽约的家中，又可以看见窗外温馨的灯火了。她在学习及拍《杨澜视线》之余，拿起了笔。
二月初，也恰好是我们证实了我俩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开始孕育的时候，于是杨澜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就是她“怀胎十月，瓜熟蒂落”的过程。所以有的朋友说杨澜是在孕育“双胞胎”，这是恰如其分的。
这本散文集“游历”了杨澜“记忆中的岛屿”，重温了她“难忘的荧屏”，回顾了“留学的日子”，表达了她对“蓝色的海洋”的向往，也记下了她絮絮“心语”及人生的感悟—这是杨澜的第一本书。
杨澜今后一定还会写书，但这本书的意义却永远不一般。
我分享着杨澜在这本书中呈现的一切：写在纸上的及蕴含在其间的。杨澜认为我最了解她，固执地“逼”我来写这个序。我于是便写下了以上这一段文字，权作序吧。
好在我和她都年轻，我们还需要继续游荡。永远胸怀着明灯，在人生的黑洞中游荡。
写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东京至纽约飞行途中 凭海临风 机会是我的吗？
曾经的大学生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利用暑假时间，回到中央电视台，主持“95国际大专辩论会”。场上的辩论激烈精彩，场后的签名采访也让人应接不暇。在一番手忙脚乱之后，观众已经散去，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场内有工作人员开始打扫。我向他们道别后，换了轻松的便服，舒适的平底鞋，蹑手蹑脚地走进隔壁第十演播室的走廊。周围非常安静，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演播室的大门越来越近。那扇门又重又厚，包着黑色的皮革，关得严严实实的，仿佛连空气也透不出来。门轴很滑润，用力推开大门，也不发出任何杂音。
演播室里没人注意到我的出现。全场的灯光聚集在场内中央，那里站着主持人程前和王雪纯，两边八字排开的是嘉宾。男女各占一边，正在回答关于莱茵河的一个什么问题。穿白、红两色T恤衫的观众坐在主持人对面，有人在窃窃私语，好像在抱怨灯光太烤人了。“如果你现在站在主持人的位置，才知道什么是烤人呢。”我心里想。靠墙角，正大综艺公司的女业务经理陈慧贞小姐，斯文地坐在监视器旁，用职业的眼光审视着屏幕。主摄像还是冯际庆老师，全神贯注的。现场导演我不认识，其他几位摄像脸孔也陌生。
没有看到什么不起眼的空位子，我便用最轻的脚步，沿墙边走上又陡又窄的铁板楼梯。从下往上数的第八级台阶比上下两层都略高一点，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在这儿踩出响声，还曾有一位技术员在这儿绊过一跤，摔得不轻，还好，这些我都记得。
一分钟后，我就站在了控制室外的平台上。倚着栏杆，没有任何东西挡住我的视线，那下边白花花的灯光里，曾经站着我自己。
那是一个神差鬼使走上电视的大学生。
那是一九九○年，我二十一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读四年级。出于未来工作考虑，主修国际经济。每门功课都还学得不错，一直排在年级的前几名，特别是口语，几年中保持全优。大概有一定组织能力，人缘也不错，所以被选为系学生会副主席，业余加入了学院话剧团，曾在英语汇演中得过最佳女演员的称号，演的是一个研究心理分析走火入魔，终于幡然醒悟的英国妇人，也曾在一些校级演出中担任过主持——其实谈不上主持，只是报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