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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糖的烟纸店，我童年的“身分”还找得到吗？
幸好，记忆还不曾丢失，而且随着我的唯恐丢失的慌张，更加清晰起来了。
我第一次住进侯家路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这当然不是我当时的记忆，而是妈妈事后告诉我的。因为当时我还只有一岁。那时年轻的父亲远在阿尔巴尼亚当援外专家、年轻的母亲即将离开北京赴湖北阳新五·七干校报到，她本想把我一块儿带去，可是外婆硬是不同意：“这怎么行呢？
农村条件不好，说不定奶粉都不好买，还是留在侯家路，由我来带吧，保证养得白白胖胖的。”
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生育抚养了五个孩子。论持家养孩子的经验在邻里中被广为称道。我妈妈虽然舍不得，但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于是襁褓中的我，含着奶瓶，躺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摇啊摇，摇到了外婆桥。
侯家路只有百米长，五六米宽。街两边是一色旧式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因为街道不宽，人们晾晒衣被时就把长竹竿架到对街伸出的窗台上。每年梅雨季节一过，家家户户开柜翻箱，要在煦日中把捂久的阴湿驱散。于是，整条街的半空中，被单招展，衣裙飘扬，有万国旗齐聚式的气派。
到了盛夏的傍晚，没有空调的木板房里热不可当。一排排竹椅被搬到街上，一户户人家也短衣短裤地出现了。一条侯家路被填了个满满当当。这时，后院的老伯会摇着蒲扇，给聚在身边的孩子讲个鬼故事；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挨家挨户地送着驱蚊药；男人们凑上几桌棋牌，谁输了就在耳垂上夹上个晾衣服的木夹子。。最可怜的是那位胖公公，数他输得最多，往往两只耳朵都夹满了，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仍见他赤膊坐在那里，心无旁骛地琢磨着手中的纸牌，其执著倔强，今天想来仍令人钦佩。
侯家路上有菜市常每天凌晨，运菜的卡车往往亮着大头灯，大模大样地开到街心。很快，卸菜声、装筐声、标价声此起彼伏。清晨四点左右，菜市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上海人习惯在上班前买当天的新鲜菜。各家退休的老头老太们起得更早，在城隍庙九曲侨上打一趟太极拳后，就在菜场排起队来。
没有分身术的人们既要买菜蔬，又要买鱼肉，便常常以砖头、竹筐之类充当“队列”。有时，排在后面的人不买帐，偷愉地把竹筐移出队伍。主人赶来时，对这样的非礼极其愤慨，高声质问。但前前后后的人或大呼“勿晓得”，或一言不发，搞得主人也无可奈何，终于不了了之。这股怨气常常发泄在那些态度本来就不够和善的售货员身上，于是忙碌嘈杂的集市上多了几个高亢嘹亮的声音。
这一切，侯家路的人习以为常。他们夜里睡得安稳，几声汽车喇叭并不妨碍他们。在晨雾里，他们起身、洗漱，用蛤蜊壳哗啦哗啦地刷着马桶，彼此道着早安，然后吃着自家的酱菜泡饭，或奢侈一下，买一碗小馄饨，吃得津律有味，颇为知足。方才还听到一对小夫妻尖声地拌嘴，不多久又见他们俩穿戴整洁、亲亲热热地挽着手出来。在左邻右舍生煤炉的烟灰里，在各家早点扑鼻的香气里，他们用自行车的铃声催开拥挤的人群，一撇脚，骑车上班去了。
这是个典型的市民居住区，是上海最早的老城区，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新移民的迁入，这里日渐拥挤、破旧起来，在讲究地段的上海人眼中算不上什么“高级住宅区”。人很杂，环境也并不优雅。我为什么至今还是那么留恋它？出于童年的回忆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什么。细想起来，当我五岁回到父母身边以后，便进入了一个相对单纯的大学校园里。父亲是大学教师，母亲是音响工程师，左邻右舍，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人们谈吐高雅、举止得体，宽敞的校园里静悄悄的，花园很洁净。然而这斯斯文文的世界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反而单纯得近乎单调。相比之下，侯家路或许杂乱，或许琐碎，但那里上演的一幕幕悲喜剧是那么丰富和真切，让我神往。何况那里的人给了我最早的启蒙。
新嫂嫂
我的邻居是位四十开外的女人，粗壮高大、爱说爱笑。她在街道煤饼场里做事，专门拉着板车给人送煤球、煤饼。这完全应该是男人干的活，她却做得得心应手。每次搬完煤饼，总要帮人家垒得整整齐齐，用女人的细心把散落的煤灰打扫干净。人们都夸她勤快，为人好。她只身带了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生活，我没见过她的男人。上海人把新媳妇叫做“新嫂嫂”，她四十 多岁了，依然被邻里这样称呼着，好像谁也没不习惯。
都说“新嫂嫂”命不好。她出生在乡下一个殷实的富户，嫁给一个上海人，但那人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了。再婚后，生育了一双儿女，小日子过得不错，后来这个丈夫被查出曾在国民党里做过事，又因为其他一些原因，被判刑送到了劳改农场，留下她一个人拉扯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有时外婆带我去菜场，就会遇到她在装烂菜叶的竹筐里挑来挑去。邻家的炉具通常都放在走廊里，她家的菜锅很少发出什么诱人的香味儿。
新嫂嫂很会讲故事，我当时最爱听的是傻女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毛脚女婿生性好吃，且吃相难看。有一天小夫妻回娘家，妻子嘱咐他说：“我在你脚上系一条绳子，只有我拉一下，你才能动一下筷子。”傻女婿牢牢记下了，在丈人面前一派斯文，眼睁睁看着饭桌上的红烧肉不敢轻举妄动。丈人家有一只猫，悄悄钻到饭桌下。它发现了傻女婿脚上的绳子，好奇地用爪子拉了一下，又拉了一下。这下傻女婿乐了：“看来老婆还是疼我，让我多吃几口。”小猫越拉越快，他也下箸如飞。吃完红烧肉，又消灭了老母鸡，最后连筷子都来不及拿，干脆捧起砂锅，把一条大鲫鱼吞了下去，连刺儿都不吐。
这个故事，新嫂嫂无论讲多少遍都绘声绘色，而且每次都和我一起拍手大笑，让我引为知己。有一次我问她：“你从前也给小梅姐姐（新嫂嫂的女儿）的爸爸系过绳子吗？”她收敛了笑容，说：“绳子哪里拴得住男人，他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才不听老婆的呢。”
有一天，一位头发蓬乱半白的男人敲响了新嫂嫂的房门，他的衣衫很旧，拎着个旧书包，皮肤黑黑的像是个乡下人。新嫂嫂走出门来，见了他，张着嘴呆了一会儿，警觉地问：“你怎么来了？”那男人唯唯诺诺的，声音又低又颤：“我减刑了，出来了。”接着两个人就进了屋里。老房子的楼板不隔音，听得到屋里的啜泣声和责骂声：“你还有脸回来，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的日子怎么过？”
“这些年我一直努力改造，什么活都干，这才得到宽大。当初他们说我是蓄意搞反革命破坏。这是冤枉我呀，你该晓得的。”
屋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新嫂嫂开口了：“这是本来要寄给你的棉衣棉裤，你拿走吧，为孩子想想吧，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爸爸了，也习惯了，你回来，他们这辈子就完了。”
那男人哭着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着你们母子才活到今天，我只有这么一个家，你叫我去哪儿呀？”又是一片哭声。
不知过了多久，那男人手里捧着一个鼓鼓的包裹出了门，神色黯淡。在他身后，新嫂嫂啪地关上了门，嚎陶大哭。从那以后，新嫂嫂不怎么讲故事了，常见她的女儿帮她一起拉车送煤。他们一家有一天悄悄搬走了。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具，一辆平板车就够了。我暗暗地希望，她们是去找那个男人，告诉他，这个世界上仍有他的一个家。他会听老婆话的。
辉辉与公公
辉辉是比我小两岁的表妹，住在外婆家对面的楼里。她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疗事故造成小脑溢血，致使运动神经瘫痪。她不会行走，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嗯嗯呀呀的声音。我曾经认为有智障的孩子是最可怜的，但在辉辉身上才发现，一个大脑健全，甚至聪明伶俐的孩子，清醒地看到自己身体的残 障，完全懂得自己与其他儿童的不同，知道母亲眼中的神情叫做无奈，才是最残酷的事情。她分明有话要说，有话要问，但偏偏只能发出几个无人可解的模糊的叫声；她分明有冤要诉，有苦要发，但只能用纤细苍白的小拳头砸着床沿，甚至，她的手指僵硬得无法捏成一个拳头。
年幼活泼的我，每次随外婆去看这个表妹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听话。辉辉的床边，是我永远不敢撒娇的地方。辉辉的眼睛很漂亮，清澈得可以做镜子，每每震撼着我这个“姐姐”。在搞不懂她的意思的时候，我常常想在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寻找答案。每一次去看她，她都会把枕边的大白兔奶糖全部推给我，点着头坚持让我都吃掉。那对于我，完全是一种奢侈。我被诱惑着，却又分明感到我不应该从这个小妹妹身上索取任何东西。于是两个年幼的姐妹相执不下，直到外婆来做调停。
我们一年年长大，她永远比我小两岁。我们每隔一两年就会见面一次。
每次都有她开心的笑脸，和推给我的她的最好的食品。一转眼，她二十几岁了，长高了，脸上有了青春的红润甚至妩媚。她依然不会行走，不会说话，眼神依然纯洁得像面镜子。然而现在的她已经打开了语言的封闭。她认识字。
于是她与我的对话常常在报纸和字典中展开。她用僵硬的手指点着一个个铅字，然后用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如果她是个健康的女孩，我们该有多少悄悄话可以分享。我细细搜索自己对她的感情，发现在深深的同情之余还有着深深的敬佩：这个世界伤害了她，她却给予这个世界无瑕的珍爱。当我们这些正常人在生活的沼泽里怨天尤人的时候，好一个弱小的灵魂，却接受了一切不公平，同时在给予与交流中寻求快乐。
她那双黑亮可鉴的大眼睛，让我安静。
一直抚养照顾辉辉的是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清癯矮小的老太太，因为她一生未婚，所以我们用男性的“公公”来称呼她。她出身于沪上一个富族，是家里的三小姐，读过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熟谙英语。她文雅的举止与弄堂里的其他妇人非常不同。但她以一份特有的安详亲善与这个环境和谐相处。
据老人们说，当年，她最要好的女友遭遇婚姻的不幸，无力抚养一双儿女，她便搬进了这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承诺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一诺千金。
她看破大家族的冷漠虚伪，与它脱离了关系，靠做小学教师过上独立的生活。一个未婚的年轻女性独自领着两个孩子生活，家族邻里中会有多少非议和冷眼，是不难想象的。靠小学教师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其艰辛坎坷，对于她一个做惯小姐的人，也是不难想象的。人们总在猜测，这个弱女子的身躯里究竟哪儿来这么大的毅力和智慧，人们只知道，她累弯了腰，但是两个孩子都长得很端正，而且有出息。其中的男孩成为辉辉的父亲。
当辉辉的悲剧降临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她，又主动承担起抚养辉辉的重任。又是一句承诺，又是一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又意味着几十年的操劳。这回，还是个有残疾的孩子。她一勺一勺喂养着她，一年一年安慰着她的悲愤，一个字一个字地启蒙着她的心智。她无疑有着一颗博爱仁厚的心。但她没有去操办什么瞩目的慈善事业，而是选择去抚养一个又一个的孩子。
在我关于侯家路的记忆里，永远有这样的一幅图画：阳光射进窗门，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整洁的老妇人，抚慰着一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学会自己拿勺吃饭，给她讲最幸福的童话，让她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灵魂都是 平等的。她们俩的生活中都没有男人，一个选择这样的生活，一个只有接受这样的生活；她们俩都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让她们反而有了某种超脱；她们都不因自己的不幸而对上帝怀着怨恨，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多，一个因为了解得太少。我发现，她们祖孙两代的眼神都是那么坦然。
爸爸？
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是不言而喻的。几位阿姨和舅舅都把我当宝贝。特别是小舅舅，他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未成家，几乎把工资和时间都花在我这个“外甥女”身上。在那个年代，他算得上是颇为“洋派”的青年，书架上都是世界名著，还有两根很精致的不锈钢的乐队指挥棒。每个月总有一天，他给我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我去理发，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他教会我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我在餐桌上的举止进行“淑女”式的培训：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他的名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