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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赵老师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简单，可以说完全是客套。我相信自己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电视台天天进进出出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再说自己嘴也不甜。
过了几天，快下班的时候，我见赵老师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事在做，就鼓足勇气征求他对我主持的意见。大概见我诚恳，赵老师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嘛，首先要讲礼貌，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嘛。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怎么可以在节目中对年长的来宾直呼其名呢？”其实我有自己的苦衷：当时制片人明确告诉我不要用“先生”、“小姐”之类的称呼。遇到陈强、田华等老前辈，称他们“同志”吧，似乎有点过于严肃，不太适合综艺节目的氛围；“先生”、“女士”又不许用；叫“老师”吧，我又不是学表演的，哪儿来的师生关系？总不能叫“叔叔”、“阿姨”吧。情急之下，就只好直呼其名了，自己也非常别扭。但没想到这回赵老师一点也不客套，当着办公室同事们的面指出这一点。我的脸腾地红了，用很低的声音把理由说了。没想到赵老师一点也不同情：“别人让你别叫你就不叫了？损坏的是你自己的形象。
有很多事情，内情人可以原谅你，但观众不会，节目是最后的标准，你不能跟观众说：我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行行不通。”
《正大综艺》往往是集中录像，通常是一周录十几集，最多达到八天录了二十四集。这意味着一个缺憾会在电视上呆上几个月。就拿称呼的问题来说吧，虽然在节目开播后的第三个星期，赵老师就指出了这一点，但在这以后的十周内，观众还是看到我在电视上没大没小的。每周看《正大综艺》，都成了我的一种负担，真想变成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去。这样的录像方式对我这个新手，的确是很不利的，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锻炼了我。那些缺点被重复得越多，给我的教训就越深刻。等到下一次录像，我真会使出全身解数，恨不得脱胎换骨。
这样高强度的集中录像，到了最后几天，简直就成了疲劳战。特别是主持人每天早晨八点钟要开始化妆，晚上还要讨论第二天的稿子，一天五六个小时站在强光下，要保持亢奋的状态，还要随时准备临场发挥，体力上脑力上的负担都很重。有时想不出什么好点子，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算了吧，这集就凑合吧。”但是剧组的同事们不甘心这样，我也不甘心这样，因为“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说法，在电视这本字典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一时的马虎，到了观众那儿，就是几亿人的失望。
话说回来，我虽然从心里感谢赵老师对我的批评，但也有点儿灰心：这下，这位赵老师对我的印象肯定坏透了。以后见到他，竟有些怕起来。
一九九○年八月，《正大综艺》开播后的第五个月，我大学毕业后被正式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工作。我申请做编导而不是专职播音员。而我参与制作的第一个系列节目是《我们亚洲》。这是当时为配合亚运会制作的每集十五分钟的纪录短片，每天在《新闻联播》后播出一集，内容是介绍一个亚洲国家的概况。组里的编辑们信任我，让我试着写第一集《亚洲概述》的稿子。我采用了抒情散文的风格，借鉴了但抖神曲》的开篇的意境。记得我写的第一句话是：“苍茫乾坤，日起东方。”当时，担任这部系列片配音的是赵老师。他读了这篇稿子后，很高兴地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你写的稿子吗？写得不错，孺子可教也。好！好！”事后，他对我说，主持人的语言功底至关重要，而语言功底的根本在于写作。不少主持人请教他如何树立电视形象等等，都是舍本求末的做法。一离开别人的稿子就说不出一句整齐的话来的主待人，是没有前途的。
“你是块干主持人的料。”
赵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一九九一年八月，面对前三个月两班主持人马并不成功的试用期，国际部决定请赵老师出马，与我一起担任《正大综艺》的主持。老赵迟疑之下，终于答应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我将有这样一位“大叔”作靠山，心里也踏实了不少。一年多的主持经验使我多少有了长进，观众也对我抱着肯定的态度，按电视圈中人的评价，我算是已经站住了脚跟。但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心里没底。”跟着赵老师学，一定没错。”我这么想，于是在工作上也格外卖力气。
对于主持，我一直抱着学生的态度：凡事查阅资料，力求全面准确，北京图书馆是我周末常去的地方。到了那儿，我才发现目前国内介绍海外的大众型的资料常局限于人口、地理、历史、宗教等枯燥的数字与史实，可读性 不强，在电视上说出来就更是味同嚼蜡。还好，我的英语背景派上了用场，图书馆有关世界各地的旅游方面的英语参考书，我几乎全看过，不同的百科全书也是我经常查阅的资料。观众反映我知识面比较宽，这其中固然有在学校打下的基础，每次录像前的资料收集更帮了不少忙，但这一番苦功也有负面作用：我总想把这些查找来的资料都用在节目里，所谓“敝帚自珍”吧，以至于把串联词搞得很像档案馆。赵老师认为，这样掉书袋会使节目缺乏活力，他力主多讲个人经历，多一些真情实感。
比如在河南录制《正大综艺》时，他大谈与河南的渊源——原来这里曾是他下干校锻炼的地方。当年他是连队的养猪员。说起养猪起圈，他津津乐道：“那时候，猪是连队的主要财产之一，把这份工作交给我，那是领导多大的信任哪！”老赵讲得起劲儿，观众听得入迷，这样的主持，简直就是与朋友聊天，真是一种享受。我服了：信息不仅是指硬性的数字，也包括感情的交流。感情所负载的信息量更直接，更能打动人心。我这个总想把凡事上升到理性的年轻人，在与赵老师的合作中知道了返璞归真的魅力。今天的我阅历浅薄，还做不到这一步，但起码明白了这是一种目标和水准。
在与赵老师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更多的他的个人经历。“文革”中他一度成了审查对象，被终止了播音工作，不能与妻子团聚，几乎隔离式地独自伺弄着十几头猪。除了养好猪，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精神排解吗？夜晚，望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自称“虽非栋梁材，亦非寻常木”的他如何设想自己的未来，或者敢有什么设想吗？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公认的权威，受到全国观众的尊敬和信任。但他并不是人们传说中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甚至连组长都不是。有时，他似乎只是位普通的中年人：一丝不苟地工作，谨慎小心地处世。那是一代人的生存哲学，与他们年轻时所经历的多种运动，特别是宣传机关格外复杂的风风雨雨，紧密相关。我开始理解这位赵老师了：发这些直白的感叹又有什么意思？还是多谈谈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继续讲养猪的故事吧——那些猪长得真壮啊！
自嘲，是老赵和我特别喜欢的幽默方式。有一次，国际象棋冠军谢军来做嘉宾，介绍她时，我开玩笑说：“谢军这么聪明，大概是因为脑袋特别大，容量也就大，”转身看到赵老师，我发现他的脑袋也不校老赵嘿嘿一笑，说了一句：“脑袋大，里面东西的质量可不一样。”
赵老师为人宽厚，有时候我这个小辈开他几句玩笑，他也不介意。一次去内蒙古拍外景，有一组他与我骑马的镜头，他偷偷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我手中，说：“杨澜，抓牢点儿。我太沉，这马已经有点儿不太乐意了，万一它走着走着突然撒开腿跑起来，我这把老骨头岂不要被摔散了吗？”这时摄像师已把镜头对准了我们，赵老师没事儿人似的，神态自若地看看蓝天、草原，指指点点，好像非常悠闲自得的样子。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于是，在演播室录像时，我便故意开个玩笑，请他向现场观众谈谈骑马的感受。赵老师也真诚实，老老实实地说：“我当时看见了这么美的景色，想起马玉涛唱过的‘马儿哎，你慢些走，慢些走’，我怕摔下来，所以心里直央求那马：‘马儿哎，你可要再慢些走，再慢些走隘。”
减肥，是个时髦的话题，我们主持《正大综艺》时也常提起它。每当这时，体型微胖的赵老师总少不了自我检讨两句，说自己不常锻炼，又经不起美食的诱惑等等。有一次，他给观众讲了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终于下决心减肥，便向医生请教方法。医生说：“这个好办，一天只吃两片面包就行 了。”过了几天，这个人又跑去找医生，问：“您说的两片面包，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和观众们听了这个故事，当场笑弯了腰，连摄像师们也合不拢嘴。我转身看赵老师，他倒绷得住，一脸诚恳迷惑的神情，好像进入了角色。我不禁更加佩服这位搭档，当下建议他以后可改说相声。不过，他的冷面滑稽究竟误导了一些观众。不久，赵老师收到了一封观众来信，那位观众一本正经地请教他：“您的故事还没说完呢。那两片面包到底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我们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位仁兄是真的没有幽默感呢，还是借这封信来使整个故事更幽默呢？
赵老师说起吃，总是津津乐道的，不过，在自嘲之外，他却另有深意。
他如数家珍般地道尽老北京的小吃，是想让讲究“美食文化”的人们别只把眼睛放在引进各式“洋餐”上，还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的传统食品，并推而广之，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记得一百九十九期《正大综艺》是从赵老师抖空竹开场的。这木制的小玩艺儿，是他少年时代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当年，抛出长线，抖响空竹，是他与小伙伴们每年春天必行的“仪式”。现在的市场上已寻不见这样的老式玩具，为了录像需要，赵老师坚持要找一个空竹。他说：“不是我怀旧，而是想说明：好些民间的玩艺儿应该保留下去。
今天的孩子们有各种昂贵的玩具，但孩提时代的快乐是花钱买不来的。我更希望孩子们在大好春光里到户外去，抖抖空竹，放放风筝，和大自然多亲近亲近，而不是躲在房间里玩电子游戏机。”最终，制片人在一个杂技团里借到了一只空竹，它已经裂开了一条大缝，大家只好用透明胶带把它勉强“包扎”起来，并一再嘱咐赵老师：“您可别抖得太狠了，不然就散架了。”赵老师痛惜地摇了摇头，对我说：“再过几年，恐怕连杂技团都没有这样的玩艺儿了。”
赵老师常对我说：“一个中国的主持人，如果不热爱、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那是很可悲的。”
我非常钦佩赵老师的古文功底。唐诗宋词，乃至《说文解字》中的一些段落，他可信手拈来，且用得恰到好处，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思想也根深蒂固地植于他的生活之中。他曾抄录给我宝光寺内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实际上，宽厚待人，不恃才自傲，正是他的处世准则。
要知道，主持人这一行中，为争出风头，或为区区排名之类的小事，明争暗斗的不少。有经验的主持人都分得清舞台上哪个位置的光线漂亮，哪个摄像机机位正，哪个麦克风混响好，而有些人专在这些事上动小脑筋。赵老师却从不计较，而且不忘提携我们这些小辈，带动相互配合的团体精神。比如主持一些大型活动时，有的主持人声音宏亮，而我没有经过发声训练，如果一味地跟着别人一起“喊”，声音就会很难听，而且嗓子一会儿就会暗哑。
每到这种时候，赵老师总是一边请其他主持人略微把“调子”降下来一点儿，一边纠正我的发音方法，还会关照音响师把个人的音量、音频等加以协调。
在与赵老师搭档主持《正大综艺》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从这位“大叔”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明白了，要确立一个主持人的形象，相貌气质固然重要，知识储备、头脑灵活固然关键，但最要紧的是内心的修养和人格的健全。
蒋子龙先生写过一篇短文，说赵忠祥与我的组合开辟了“老少搭档”的模式。说这样的组合亦庄亦谐，相得益彰，保证了最大限度的观众群。我认 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有一点，他没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两个经历、形象上有很大反差的人能很快地达成默契与和谐呢？
说起来，也不神秘。我个人认为，原因在于我与赵老师在人生及处世上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比如，我们都相信生活应该是积极认真的，真善美终究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虽然社会中有不少阴暗面，但这不应成为我们怀疑一切、消极颓废的理由；我们也相信，踏踏实实的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