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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從這樣的形勢估計和新的口號出發,於1932年2月10日,起草了常委《政治決議案——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並在上海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表決通過:多數同意,少數反對。
值得注意的是,決議案提出了兩個偏離托派傳統觀念的策略: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和與中共合作領導邉樱⒊h派抗日聯合戰線的思想,雖然還不包括聯合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在內。陳獨秀是提出這一思想的第一人。從主觀上來說,反日反國民黨邉拥膩沓毙蝿輿皽ィ惇毿闵羁谈械酵信勺陨砹α康乃ト酰y以擔當領導邉拥闹厝巍
中國托派誕生時,根據托洛斯基的說教——中國資產階級洠в腥魏胃锩浴_立了一條基本政策:不與資產階級及其政黨作任何聯合。但是,由於上海十九路軍抗戰及一些資產階級的支持,《政治決議案》提出:
在民眾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向前發展中,如果無產階級還洠в锌赡軍Z取政權的時候,如果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黨派還未放棄對日戰爭的旗幟而企圖推翻國民黨政權,我們和他們可以在共同行動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眾之最兇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
陳獨秀在後來解釋為甚麼有這個策略轉變時,強眨怯伸丁妇牛恳话恕贯岬男蝿荩1931年5月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政綱「已經不適用至少是不夠了,當然只有重新決定目前的任務」。'17'
至於與中共的關係,陳獨秀開始主動與黨和緩對立的情緒,呼籲合作。1932年1月1日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名義發表《告全黨同志書》,'18'苦口婆心地指出:「目前的反日邉与m在表面上聲勢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的孤軍獨戰。只有工人群眾很快的起來充實這一邉樱I導這一邉樱拍軌蚴惯@一邉幼呱细锩牡缆罚丛谶@一點,我們黨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而迫切呵!」與此同時,陳獨秀還與彭述之、羅漢三人一起署名,直接寫信給中共中央,提議「合作抗日」。'19'
在1月20日寫的《一個緊急的政治問睿分校矊ν信蓛炔孔龉ぷ鳎淖冞^去激烈攻擊中共及紅軍的立場,加以積極的肯定:
「我們還應該承認,南方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在國民黨的內部戰爭中,特別是在最後一次蔣馮閻戰爭中,大規模的發展起來,已經不僅是過去大革命之餘波??同時,也不能否認南方的武裝農民已經是威茫麌顸h政府而為它不能消滅的勢力,並且還未繼續削弱它的軍事勢力??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所洠в械模紩f明中國工人革命得到俄國一九〇五年較有利的環境」;「我們也應該承認,我們的黨,固然還是很弱,而比之一九〇五年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各有其所長與所短??在政治水準上,中國黨自較俄國的黨為低,而在農民和軍事勢力方面則較強。」——這種說法,與他1930年《所謂「紅軍」問睿芬晃牡挠^點,完全相反。
在《政治決議案》中,陳獨秀更進一步地指出:
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做過不少的錯铡吘惯是在群眾中有權威的黨。它不但是無產階級的黨,並且應該站在民族領袖地位;它此時即應號召民眾自動的建立全權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政府領導全國的反日鬥爭??紅軍一與某一工業城市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漢)民眾邉訁R合起來,即應在那裏召集國民會議,做反日反國民黨鬥爭之總機關。
在「我們的任務」中,還說:「在已有農民蘇維埃的省份,城市蘇維埃或義勇軍一經成立,應即匯合蘇維埃區域的紅軍佔領地方」;「??積極要求我黨的領導機關改變策略,召集緊急會議,以终麄黨策略上組織上的統一,在未統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動上的合作。」
所有這一切轉變,表明陳獨秀是一個很善於根據形勢改變策略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僵死的教條主義者。自然,以上對形勢的估計和策略的轉變,也帶有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當時的國民黨並不如他估計的那樣脆弱,民眾的抗日邉雍椭泄驳牧α恳膊蝗缢烙嫷哪菢訌姶蟆G∪绱蟾锩r他批判中共中央:「國民黨政權決不會像你們所估計的那樣快崩潰,群眾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估量的那樣高昂。」更不幸的是,這一次轉變本身遇到了托派內部極左派和中共第三次左傾路線兩個真正的「教條主義者」、而且是極左的教條主義者的反抗。急切的愛國熱情和浪漫的革命激情非但洠в械玫饺魏位貞炊艿嚼淇岬霓陕浜蛨詻Q的抵制。
陳獨秀詩稿一幅
批判托派內部極左派的干擾
陳獨秀的思想和綱領已經有了左傾的色彩,但是,托派內部還有一股更左的極左派。在這次「反日反國民黨」邉又校l出鄙棄「民族主義」、「愛國邉印购汀缚谷站葒埂ⅰ笇θ招麘稹沟瓤谔柕恼撜{;荒唐地認為「工人無祖國」,「我們不應該愛資產階級的國救資產階級的國」,「唤y的反日和對日宣戰,救國,愛國,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是我們的階級的立場」。陳獨秀指出;「如果這樣的立場這樣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邉拥膽鹇陨鲜峭耆_的,那麼我們的綱領,我們的民主要求口號,便根本成了問睿!篂榇耍惇毿阍谝灾亓χ笇А阜慈辗磭顸h邉印沟耐瑫r,又不得不分心與內部的極左派鬥爭。首先,他在理論上進行說服工作,系統地講了以下道理:
第一,極左派摺沉笋R列主義的辯證法:
「一切政策與口號,若不擇空間和時間一概採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邏輯的觀點上,對辯證的馬克思主義加以譏諷。例如馬克思、恩格爾斯和列寧,對於民族主義邉樱荚硎具^贊助或反對兩種不同的態度,這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A、B、C??」
第二,托洛斯基也是肯定中國的民族民主口號的:
在托寫的中國反對派任務中,給我們以民主民族的口號:「召集國民會議」、「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等,正是由上述的觀點出發。「如果我們否認這一出發點(被壓迫國的民主民族邉邮歉锩模瑒t國際左派反對派所給我們的綱領和口號,便根本成了問睿浚炕蛘呋孟胫袊Y產階級會自動採用民主政制和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則民主民族的口號對於無產階級便洠в幸稽c革命的意義。」
第三,嘲笑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就是放棄民族解放邉拥念I導權:
「資產階級,比有些共產主義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必須要提高革命的群眾,這首先便是對於它本身的危險;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擔負民族解放的任務。因此領導中國的民族邉右灾镣瓿擅褡褰夥牛呀浭菬o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不能看做是別個階級的任務,更不應對之加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嘲笑,這樣高貴的嘲笑之結果,洠в袆e的,只有把自己任務和民族領袖的地位拱手讓諸別的階級。」
第四,極左派空談社會主義革命,不瞭解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我們號召領導群眾鬥爭??必須有一個總的政治口號即政治旗幟,能夠召集比較寬廣的群眾參加全國性的鬥爭,走上革命道路。這樣的政治旗幟??在落後國幼稚的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只能採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於社會主義的。如果人們不能肯定的說要用社會主義的旗幟,同時又不屑於用民主民族主義的旗幟,那麼,用甚麼旗幟呢?這必然陷於洠в腥魏纹鞄玫幕祠Y。」
陳獨秀甚至這樣諷刺這幫極左派:
「我真不懂得,我們在此次反日本帝國主義邉又校仨氁慕雷值南蚩谷站葒蛯θ招麘鸬目谔柗艓字Ю浼潘闶菬o產階級的立場??那末,只有讓這班社會主義者坐在亭子間裏,靜候中國無產階級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礎上取得政權,再請他們出來到社會主義者的元老院中去。」
第五,極左派是教條主義者,指出:
「我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是教條,無論如何正確的理論,倘不能正確的用當其時其地,都會變成不完全正確,甚至於完全不正確。」「『工人無祖國』,是從消極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實,即是說還洠в幸粋『國家機關』是擁護工人利益的,並不是說在任何條件之下工人都應該不要祖國;所以更須從積極方面(特別是被壓迫國家)號召工人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它正在出賣的國家,以創造工人的祖國,在這樣意義之下的救國愛國,正和資產階級的賣國是對立的??」
第六,「抗日救國」是貫徹「總的民主口號」的「特別口號」,不因它有「毒素」而排斥:
「我們固然應該在綱領中規定總的政治口號,以為一切政治鬥爭的旗幟;然而僅僅這個還不夠領導整個革命鬥爭的發展,必須在總的旗幟之下,從日常環境中隨時得出特別活潑有生氣的口號,才能夠在實際鬥爭中領導群眾。如果我們雖然採用了總的民主口號(國民會議),而對於日常環境中發生的特別的民主民族口號(抗日救國)加以排斥,並且這類特別的民主民族的口號隨時都會發生,若隨時加以排斥,則總的民主口號便變成了一個偶像。」
第七,中國民族主義邉拥膫鹘y,遠過於民主主義邉樱
「我以為民主主義固然包含了民族主義在內,而後者在中國更特別重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傳統的民族主義邉樱鴽'有傳統的民主主義邉樱辉诂F代民族主義邉又怃J化更遠過於民主主義邉樱饕娜缥逅摹⑽遑動和現在抗日救國邉樱际侨珖缘倪動。這一傳統的民族主義邉蛹磹蹏動,不但吸收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並且吸引工人;『抱中國人的義氣』『反對外國人』,這是在五卅邉又袕膹V大的工人群眾裏自然發生的兩個普遍而有力的口號??」'20'
第八,極左派是過去「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論」的繼續。
「此次日帝國主義強佔滿洲的事變發生,有些反對派的同志唯恐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玷污了他們的清潔,指斥已成為普遍邉拥目谷站葒谔枮樘搨蔚拿褡逯髁x??只應該加以鄙棄」;「他們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似乎不必借重甚麼民主主義了,那末國民會議當然只限於反革命時期的灰色邉樱浚空J為將來的中國革命性伲热皇巧鐣髁x的,便洠в猩觞N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了,像民族解放和洠胀恋兀紤撌巧鐣髁x的而不是民主主義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義,便有沾染機會主義的嫌疑。」
為此,陳獨秀反復引用托洛斯基的話來說明,只有用國民會議口號,徹底領導民族民主邉樱拍茏呱蠆Z取政權和社會主義的道路。
《政治決議案》通過後,立即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組織「法南區委」、北方最大的托派組織「北方區委」和以托派理論權威自居的劉仁靜的猛烈批判和抵制。以陳岱青為書記的上海法南區委以區委擴大會議的名義,逐條批判《政治決議案》。
應該說,當時陳獨秀有點過熱,而極左派則有點過冷。但陳獨秀主張積極推動反日反國民黨的形勢,雖然在期待上有點浪漫主義的空想色彩,思想行動上是積極的;極左派則是完全消極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殊不知反帝反封建,推翻反動統治,完全靠等待是等待不來的。在這個問睿希瑯O左派是真正的「取消派」——只尚空談,取消一切革命行動。陳轉向托派後,完全處在這樣的極左空談派的包圍之中,還會有甚麼作為呢!
此外,北方區委的赤聲(即任曙)反對「組織群眾與武裝群眾聯繫起來」的口號,說:在目前「武裝群眾的口號,只是為資產階級擴大武裝力量,無產階級從這裏得不到甚麼」。劉仁靜認為「中國現在還洠в腥藬当姸嗟臒o產階級,必須經過經濟復興才能談得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所以批判陳獨秀提出「組織蘇維埃」是「空談」。'21'
對於這些指責,陳獨秀一方面貫徹民主精神,在內部機關報《校內生活》上一一公佈,同時給以堅決的駁斥。除以組織名義發表《常委對法區擴會意見書的批評》、《常委批評法南區委對告民眾書的意見》、《常委批評列爾士同志對於政治決議案的意見》、《常委對仁靜同志〈論中國前途〉的批評》等文件外,還以他個人名義,進行說服教育、批評和制裁。
首先,他苦口婆心地從馬、恩、列、托的理論出發,闡述他的意見和策略。為此,他專門發表了一篇名為《反極左錯铡罚22'的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