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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民主、科學精神的確立掃清障礙。所以說，陳獨秀的這種反傳統主義不僅具有喚醒民眾的深刻的思想啟蒙意義，而且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雖然當時個別新文化戰士提出過廢除漢字、取消中醫、改良種族之類的過激觀點，但有這種主張的人也並非他的本意，而是一種反封建的急躁情緒的隨意發洩和矯枉過正的激將法而已。陳獨秀本人並不贊成廢除漢字，只是主張漢字走拼音化道路；雖然他提倡白話文，但並不否認中國古代格律詩詞的藝術價值；雖然無情抨擊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禮教，但對作為學者和教育家的孔子，仍表示相當之尊敬，並洠в胁环智嗉t皂白地一概罵倒。這些都充分表明，當時陳獨秀的反傳統主義有特定的內涵和指向，不可任意曲解。有人總是貌似「辯證」地挑剔其中全盤否定封建傳統所犯的「絕對化毛病」，其實這是最缺乏辯證眼光的庸人之見。如果對當時為害甚烈的阻撓社會進步的封建傳統，也持「公允」的、「一分為二」的含糊態度，還有五四精神和開啟中國現代化大門的新文化邉訂幔∈欠窨梢赃@樣講，在當時條件下，這種「絕對化毛病」是為了徹底反封建而在認識論上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從這個意義上說：洠в衅嫘裕蜎＇有新文化邉印＃�8＇
蔡元培三顧茅彛д埑觥缚偹玖睢�
初期的《新青年》和陳獨秀是寂寞的，從嚴格意義上說，還洠в行纬伞高動」（這是細分而言。總體來說，所謂「新文化邉印梗斎粡�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就開始了）。走出寂寞，成為全國性邉拥霓D捩點，是《新青年》編輯部移到北京。此事的關鍵性人物就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
蔡元培，這位曾受過清王朝恩寵的翰林學士，早就是其背叛者了。他是光復會的創始人，1905年還一度與陳獨秀等一起試驗炸藥，熱衷於無政府主義的暗殺活動。辛亥革命後，在孫中山民國政府中任教育總長。後赴歐留學、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在更加堅定民主政治的同時，對西方的教育制度產生濃厚興趣，樹立起教育救國的思想。他認為教育是一國立國之本，教育發達與否，直接關係國家的強弱興衰。1916年9月，蔡在法國收到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範源濂電報，促其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為施展教育救國的抱負提供了機會。為此回國抵滬時，汪精衛、吳稚暉、馬君武等不少友人反對去北大這個是非之地。蔡答道：「吾人苟切實從教育着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9＇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翻開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頁。
建立於清末的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改名為北京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但其腐敗也是最出名的。主要是學生把它視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不感興趣，多有常到北京前門外八大胡同（北京妓院集中地）嫖妓者，時稱「兩院一堂」（即嫖客多為參議院、眾議院議員和大學堂的教員和學生。在這方面，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也有不檢點的地方，後來成為保守派造郑袀目p隙）。學生對專業教員不歡迎，甚至反對；對政府官吏兼職的教員，即使不學無術，也熱情唤j，以為將來仕途的靠山。蔡元培的教育救國首先從文科入手。文科教員中頑固守舊人物最多，崇尚宋儒理學的桐城、文選派佔優勢，亟需延聘革新思想的人物來主持和充實文科。蔡對於聘用文科學長一職特別慎重，請好友、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推耍瞬拧�
京師大學堂匾額
這時，陳獨秀正巧在為「亞枺购汀溉阂妗箖蓵绾蟻阒聨兔Γ瑤兔ζ鸩莺蟻銋f議，又與汪孟鄒到北京籌集股份。在琉璃廠偶遇老友沈尹默（時任北大教授），沈將此事告訴湯（與陳在日本成城學校相識）。沈和湯分別向蔡推耍ш惓鋈伪贝笪目茖W長，並告知陳獨秀就是當年的陳仲甫，還拿了幾本《新青年》給蔡。蔡對陳原本懷有「一種不忘的印象」，特別對於他早年編發《安徽俗話報》鼓吹民主思想很是欽佩。翻閱《新青年》，更贊同其主張，認為陳「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於是決定聘其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10＇蔡元培掌戈惇毿愕慕涍^十分感人，頗有當年劉備三顧茅彛д堉T葛亮出山的精神。當時陳住前門一家小小的中西旅館。蔡從湯處打聽到陳住處後，親自登門拜訪。據汪孟鄒1916年12月26日日記：這幾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洠в衅饋怼Ｋ泻舨璺浚灰行眩灰玫首咏o他坐在房門口等候」。＇11＇
為甚麼談了好幾天呢？因為陳獨秀起初不答應。他回滬後對安徽老鄉、老友、鄰居岳相如說：「蔡先生約我到北大，幫助他整頓學校。我對蔡先生說，我從來洠в性诖髮W教過書，又洠в猩觞N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12＇陳又提出正編《新青年》，敚摬涣恕２虅t說：《新青年》可以帶到學校裏來辦。洠в蓄^銜，不礙事，我瞭解你。我不搞論資排輩，只求真才實學的人。洠в薪踢^書，可主要做教學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陳獨秀拗不過，最後答應：「我試幹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回滬。」＇13＇1917年1月13日，即蔡校長到任第十天，北京政府教育部發函稱：「貴校函開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文科學長之任，？？當經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應函覆。」隨附教育部令稱：「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4＇15日，蔡元培以校長名義發佈佈告稱：「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部令派陳獨秀為本校文科學長。」
這個佈告引起當年北大二年級學生馮友蘭先生晚年一個回憶：蔡元培先生到了，他當時先換文科學長。「新學長就是陳獨秀先生」；「他到校後，洠в虚_會發表演說，也洠в邪l表甚麼文告，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了一個佈告，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全明白了，甚麼話也用不着說了。」
二人一來，北大立即大變樣。「文科的教授多了，學生也多了，社會對文科另眼看待，學校是變相的科舉的觀點打破了」。學生開始覺得入大學的目的是研究學問，並不是為取得個人仕途的「出身」。就以學校的主睿虒W而言，馮友蘭接着說：
各學門的功課表都訂得很死，既然有一個死的功課表，就得拉着教師講洠в袦蕚涞恼n，甚至他不願意講的課。後來選修課加多了，功課表就活了。學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課表。說是選修課也不很恰當，因為這些課並不是有一個預訂的表，然後拉着教師們去講，讓教師們說出他們的研究睿浚桶堰@個睿孔鳛橐婚T課。對於教師們說，功課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課，就是他的研究睿浚梢噪S時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實到課程的內容裏去，也可以用在講課時所發現的問睿l展他的研究。講課就是發表他的研究的機會，研究就是充實他的教學的內容。這樣，他講起來就覺得心情舒暢，不以講課為負擔；學生聽起來也覺得生動活潑，不以聽課為負擔。＇15＇
從北大檔案中看到，當時陳獨秀地位之尊，竟然居蔡校長之後排在第二位。1917年12月28日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簽署批准溫宗禹代工科學長的教育部指令文件，蔡元培校長是第一名，文科學長陳獨秀第二名，下面是理科學長夏元瑮等。在領取薪金的簽名簿上，＇16＇第一名校長蔡元培月薪600元，第二名文科學長陳獨秀300元，第三名理科學長夏元瑮350元。更有意思的是，在這張表上李大釗是文科教授兼圖書館長，120元。毛澤枺鳛閳D書館助理員，8元。近20年後，毛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對此耿耿於懷：「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助理員，每月給我不算少的數目——八塊。我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致他們都躲避我，大多數人們都不把我當做人類看待。」＇17＇此表陳列在北大舊址（現北京市中心五四大街「紅樓」）舉辦的「新文化邉蛹o念館」裏。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當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枺牡匚弧ａ醽碛腥饲Х桨儆嫲衙珴蓶｜、李大釗放在陳獨秀之上，甚至「紅樓」枺鼈任逅募o念碑的浮雕頭像上有毛無陳。這是對歷史的無知和褻瀆。
幾乎與陳獨秀被任命同時，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以「記者」筆名，發表了兩篇蔡反對把孔教作為國教的演說。這期主打文章恰是陳獨秀的《再論孔教問睿罚擞^點完全一致。而這期通信中還有讀者建議邀請蔡元培為《新青年》雜誌的撰稿人。從此，蔡元培也與《新青年》發生密切關係，不僅精神上支持，而且思想行動上也支持。蔡改革北大的一個重要思想「以美育代宗教說」就首發在《新青年》同年8月號。次年5月號發表了他的「大學改制」文章。11月歐戰結束時的那期《新青年》，竟然發了蔡三篇文章與演說，其中一篇就是代表中國知識份子新覺悟的《勞工神拢贰＿@表明蔡元培與陳獨秀的結合，不僅有歷史情結，還有共同的思想基礎，而且是互為影響，共同進步的。
陳獨秀回滬後安排一下妻兒，隻身再到北京。本來是試幹三個月的（實際做了近兩年半），洠в虚L遠打算，也就不必遷家了。他只是把《新青年》帶到北京，編輯部和住宅合二而一，安排在北大本部附近即北大三院學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號（現為20號）。
陳獨秀與蔡元培校長合影
陳在任北大文科學長時的住宅箭杆胡同9號
北大原有文、理、法、商、工五科，洠в兄攸c，蔡元培到校後重點擴充文理兩科。與文科教員接樱幔惇毿愫芸炀头直娉龈魅说恼螒B度和學識水準。他把志同道合者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等都請進《新青年》編輯部。後來，又陸續增加歸國到北大任教的李大釗、高一涵、胡適以及魯迅、周作人等，正式形成以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邉雨嚑I。1918年1月初，陳獨秀召集編輯部會議，作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
一，「本誌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公同擔任。」＇18＇
二，「採取集議制度，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19＇於是從7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開始，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主編。總負責依然是陳獨秀。
這樣，《新青年》就由一「獨人雜誌」轉變為「同人雜誌」；編輯成員也不負眾望，結合自己之特長，發出一篇篇傳世之作，形成以陳獨秀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新文化邉佑梢蝗艘豢癁橹行模兂梢恍Ｒ豢癁橹行模杆傧蛉珖枷胼浾摻巛椛洹�
新文化邉雨嚑I是怎樣形成的？這些「幹將」是怎樣從1917年起陸續聚集起來的？簡單介紹如下：
4月，魯迅之弟周作人進入北大任文科教授、國史編纂處編纂員。同年，魯迅到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職，與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關係密切，1920年夏兼任北大教授。
7月，北大文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章士釗推耍Ю畲筢摻尤螆D書館主任（11月上任）。1920年，李大釗兼北大文科教授。
8月，在陳獨秀的推耍拢诿绹形赐瓿刹┦空撐拇疝q的胡適出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所主任。
9月，前一年進北大給沈兼士代課的錢玄同任文科教授，成為陳獨秀的得力助手。與此同時，前一年在上海投稿《新青年》的劉半農進入北大文科預科，任國文教授。
此外，北大教員中陳獨秀志同道合的友好，還有文科的沈尹默、沈兼士，理科的王星拱（後任武漢大學校長）、朱家驊（後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等職，去台後任總統府資政），法科的陶孟和（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可以說網羅了北大各科的優秀人才。
自然，按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在北大也有與陳獨秀新文化邉訉α⒌闹Ｊ嘏扇耸浚纾汗鉴欍憽熍唷ⅫS侃、陳漢章、崔適等。他們的存在和因此而來的鬥爭非但洠в凶璧K新文化邉拥陌l展，反而顯示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百家爭鳴、屨f：派別是有的，「但只有文鬥，洠в形漪Y」。學生中也有左、中、右，並各有雜誌，相應為《新潮》、《國民》、《國故》，並且都發行全國。
總之，陳獨秀於1917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是陳獨秀一生歷史的轉捩點，也是新文化邉拥霓D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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