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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陳獨秀於1917年1月進入北京大學，是陳獨秀一生歷史的轉捩點，也是新文化邉拥霓D捩點。
文學革命中的「黃金搭檔」
就促進中國社會變革而言，新文化邉幼钣杏绊懀晒疃嗟氖俏膶W革命，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學代替舊文學，以及使用標點符號（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明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這使得中國在語言文字以及印刷格式上，悉先跨入近代化大門。
關於文學革命，人們總是說胡適提出「文學改良」，陳獨秀把它上升到「文學革命」。其實，「文學革命」這個詞是胡適首先提出的。
1915年，畢業於康奈爾大學的胡適作為「第二次考取庚子賠款留美學生」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部。同年，在美中國學生成立「文學科學研究部」，他擔任文學股委員，與趙元任等着手研究中國文字的問睿：凇度绾慰墒刮釃难砸嘴督淌凇返奈恼卵Y，明確提出了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是活文字的觀念。此後，幾位同學好友之間紛紛作詩相送，胡在給梅光迪的詩中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然而，他關於白話詩文和文學革命的主張遭到包括梅光迪、任鴻雋、楊杏佛、朱經農等幾乎周圍所有好友的反對。楊、朱甚至這樣說：「兄於文學界能自豎一幟，本為弟所傾慕。但願勿铡肫缤荆瑒t同志幸甚！中國文學幸甚！」＇20＇
胡適不為所動，堅持研究。與在美同學和朋友激烈爭論並幾乎遭到一致反對的情況下，在大洋遠隔的祖國找到一位知音——陳獨秀。胡適提出，文學革命的總目標在於創造「言文一致之語言」。這一目標被陳獨秀接受並推動，引出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改革：白話詩對古詩的挑戰、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標點符號的使用、文章自左向右橫向書寫和排版、中國文學改革和國語化邉樱鹊取�
二人激進的革命思想都受到周圍親朋的反對。陳獨秀的思想和主張，不僅遭遇元配妻子和嗣父反對，反滿種族革命的朋友們的不理解，更有如章士釗、李大釗及給《甲寅》寫抗議信的「愛國者」們的批評；而胡適，連在國內的二位兄長也寫信來批評他說的「中國須第三次革命」的話是「喪心病狂」，「恐國中無一人贊成」。來信痛詆革命黨「間有一二才智之士，然有才無德，根器不固。兩次革命，底已暴露」。要胡適在思想上「痛與絕之，一意力學。否則為彼所染，適以自陷也。」兩顆心都是備受煎熬，孤獨無助，但又都決不妥協。因此，雖然一個是早已著名的革命家，又是北京大學的名教授（陳大胡12歲），一個是還在美國的留學生，但是一旦接樱貏e在文學革命上，立即成為一對「黃金搭檔」。
1915年8月，胡適把自己譯成的德國小說《柏林之圍》寄給《甲寅》，並致信章士釗。不料稿件遺失，只有信件刊登出來。信中提出了中外文明如何結合的主張，認為輸入之文明，需「經本國人士之鍛煉也。此意懷之有年，甚願得明達君子之贊助」。＇21＇陳獨秀覺得胡適之意與己甚合，可謂難得的知音，銘記在心。《青年雜誌》一創刊，就決定向他約稿。恰巧汪孟鄒與胡適是績溪同鄉，而且認識，就由汪首先與胡聯絡。
10月6日，汪孟鄒接手《甲寅》銷售工作。他致胡適一信，請其代催在美各大學寄售《甲寅》書款，順便寄贈《青年雜誌》創刊號一冊，並告稱「乃煉（即汪之名——引者）友人皖城陳獨秀君主撰」，轉達陳向他約稿之意：「擬請吾兄校課之暇擔任《青年》撰述，或論文，或小說戲曲均所歡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種。煉亦知兄校課甚忙，但陳君之意甚眨瑒障苋邽橹炼感幸！」＇22＇
兩個月後，汪又寄上《青年》第2、3號，催促胡適：「陳君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即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撥冗為之，以增該雜誌光寵，至吨炼。否則陳君見面必問，煉將窮於應付也。」下一封信又說：「陳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雲霓。」
胡適忙於準備博士論文，又與梅光迪等爭論文學革命，無暇他顧。無奈年長老友（汪大胡13歲）特別是當時已頗有聲望的陳獨秀再三催促，就在次年二月初譯出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鬥》，寄給陳。因《青年雜誌》改名糾紛，陳對胡這封信的答復拖到即將出版《新青年》第二卷第一號的時候——1916年8月13日寄出。在苦等陳回信之時，8月21日胡又給陳寫信，鄭重推出其屢遭反對的文學革命八條主張：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當時的文壇，正如胡適所說，有詩必律，有文必駢（駢四儷六，對偶排比），之乎者言，八股文獨霸。胡適的「八事」，從內容到形式，是對文壇傳統的一個全面否定。
陳獨秀當時的想法，據胡適後來說：「想文學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後來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產生新文學。」＇23＇看了此信，陳如獲至寶，立即回信，希望胡「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24＇胡適遵囑照辦，立即寫了一篇後來被稱為「文學革命發難信號」的文章。但是，標睿龔娬｛謹慎的試驗性，稱「改良」而非「革命」，叫《文學改良芻議》。陳閱後大喜過望，即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
同時，他考懀У疆敃r中國舊文化傳統勢力之巨大，而胡適受閱歷地位等因素局限，「八條」尚有不尖銳和不徹底之處。因此，在下期刊物上又親自撰寫了《文學革命論》，為胡文呼號助威，並彌補其不足，恢復其「文學革命」的氣勢：「文學革命之氣撸j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他宣告：「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在文中，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三大主義」：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盏膶憣嵨膶W；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親自撰寫的《文學革命論》印刷版
胡適後來說：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可注意的是：
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了三大主義。
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邉印�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25＇
胡適更在五年後用第三人稱對自己的行為作了這樣的解釋：「他的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的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了這個太持重的缺點。」接着，他用陳獨秀的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不容他人之匡正」的話，說：「這種態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洠в嘘惇毿愕摹罕夭蝗菟酥懻撝N地』的精神，文學革命邉記Q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26＇胡適的這段敍述是實事求是的。充分說明他求真務實、謹慎探索、實驗主義的精神，與陳獨秀的烈馬嘶鳴、狂飆席捲、摧枯拉朽作風的差異與互補效應。
一石激起千層浪。《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的發表，立即在中國文壇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反對者的聲音當然也不絕於耳，據陳獨秀所說，是「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最早的一篇反對文章就是被稱為「古文大家」的守舊派首領林琴南寫的《論古文之不當廢》。胡適由此得出結論：「林先生為古文大家，而其論《古文之不當廢》，『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則古文之當廢也，不亦既明且顯耶？」＇27＇
舉耍Шm入北大，創辦哲學研究所並任英文科教授會主任，是蔡元培和陳獨秀不拘一格用人才、伯樂相中千里馬的又一個實例。因為當時胡适才26歲，而且此事醞釀於胡適還未畢業之時。早在1917年1月，陳致胡信說到蔡先生已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耍ё阆乱源４藭r無人，弟暫承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歸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28＇
這年4月，胡適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5月博士論文最後考試（口試），杜威教授等六人組成的主試者洠в型ㄟ^他的論文（此事當時知之者甚少，40年後，在袁同禮編輯的《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中才披露出來）。胡適6月啟程回國，7月到滬即寫家信稱：「聞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可於一二日內到上海，且俟他來一談，再寫何時歸里。」＇29＇陳因何來上海？與胡交談甚麼內容？至今材料厥如。
胡回安徽老家後，9月北上到京，即任北大教授。21日，北大舉行新學年開學典禮，他作演講《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給這個古老的學府吹進一股強勁的新風。接着，擔任英國文學、英文修辭學及中國古代哲學三科教學，立即成為北大最年輕最得力的教學骨幹。月薪定為280元，比陳獨秀僅少20元。胡欣喜地寫信給母親，表示今後大嫂、三嫂及侄輩的生活，「概可由適承擔」。由於倡議文學革命，他一回國就名聲鵲起，各處紛紛前來聘請演說，11月下旬就做了四次。12月，胡適創辦的哲學研究所成立，自任主任，同時兼任英文教授會主任。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陳獨秀、胡適等人大力推動北京大學的改革：革新學校領導體制，改變權力過於集中的校長領導制，仿歐美大學實行教授治校（胡適是此案創議人之一＇30＇）。辦法是成立蔡主持的評議會，作為學校最高的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評議員由各科兩名教授組成，實際上是教授會，蔡校長和陳獨秀等各科學長是當然評議員；廢除年級制，實行選科制（胡適稱此為「中國學制上一大革命」，亦是他所建議＇31＇）；在預科首先實行白話文教學，等等。
怪才與幹將
說到新文化邉又械奈膶W革命，除了主將胡適和掌握帥旗的陳獨秀之外，還應提到兩位幹將：錢玄同和劉半農。
錢玄同在當時就被稱為「文學革命軍裏一個衝鋒健將」，又說他是「說話最有膽子的一個人」，後來則稱他是「在寂寞中奔馳的猛士」。在某些方面，他比陳獨秀還要狂狷和偏頗。
錢出身於書香門第，舊學功底深厚，信仰過康、梁維新主義，轉而贊成「排滿革命」。1905年赴日後，參加張繼、劉師培舉辦的宣傳克魯泡特金思想的「社會主義講習會」，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後又與魯迅兄弟等一起聽章太炎講述中國國學，成為「國粹派」，堅決主張「師古」、「復古」、「存古」。這樣的守舊派，按常理說，必然竭力抗拒新文化邉印Ａ钊似婀值氖牵X玄同卻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反過頭來全面批判傳統文化。許多學者探索過其中原因，不得要領。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他的性格決定的。錢是一個感情富於理性、性格外向、洠в猩觞N城府的坦蕩君子，與胡適的性格完全不一樣，倒與陳獨秀有某些相似。覺今是而昨非，他在某種因素的刺激下，能夠堅決而輕易地放棄過去曾經十分堅持的立場和觀點。
錢玄同給陳獨秀寫信，激烈攻擊了當時神拢豢汕址傅耐┏恰⑽倪x兩派，說他們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陳十分高興：「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32＇甚至在晚年寫的未完成兩章回憶錄中，還戲稱自己童年時是「選學妖孽」。
仿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錢玄同花兩個月時間寫出《論應用之文亟宜改良》，提出十三事：
（一）以國語為之。
（二）所選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約以五千字為度。
（三）凡一義數字者，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四）關於文法之排列，製成一定不易之「語典」，不許倒裝移置。
（五）書札之款或稱謂，務求簡明確當，刪去無謂之浮文。
（六）絕對不用典。
（七）凡兩等小學教科書及通俗書報、雜誌、新聞紙，均旁注「注音字母」，仿日本文旁「假名」之例。
（八）無論何種文章，除無句讀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