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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不少學者衝破阻力，紛紛發表文章。有的對陳獨秀的誣名提出伲桑械闹苯訛槠滢q誣。筆者也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6期）發表了處女作《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睿贰＝幼庞诌用整理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寫了三萬多字的論文《試論陳獨秀與托派問睿罚l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史學界最高權威刊物《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該文批駁了陳與托派相結合是「走向反革命」的傳統觀點，獲得該雜誌優秀論文獎。
北京的政局如初春的天氣，乍暖還寒。1984年初，《陳獨秀研究資料》四卷初稿陸續編出，第一卷已經被人民出版社審閱通過。然而此前，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邉樱戈惇毿阌覂A機會主義」不能成立的觀點，被定為學術領域「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現。代表中央主管人民出版社的胡喬木親自到社嚴厲訓斥︰「你們好大膽，竟敢出陳獨秀的文集！知道陳獨秀是甚麼人嗎？他是托派頭子！知道托派是甚麼枺鲉幔客信墒菨h奸、反革命。」其實，這都是經過他這個主管大人審批的，現在卻倒打一耙。出版社負責人之一曾彥修是個硬骨頭，不服，向中央告了一狀，結果不了了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13號文件，宣稱︰「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铡q護的文章？？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並指出「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1＇致使《陳獨秀研究資料》胎死腹中。
此前，我開始撰寫《陳獨秀傳（下冊）——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一書（此著為李新主編的革命史叢書之一，該書上冊已由叢書編委會成員之一任建樹先行接手），在「清理精神污染」邉颖黄冉Y束以後得以面世。但由於形格勢禁，為了能夠順利出版，該書在觀點上未能有較大突破，資料哂靡膊荒懿挥兴櫦伞嵐苋绱耍藭�是受到歡迎，在上海圖書館的借閱率好幾年名列前茅。而且，由於陳後期檔案資料很快又被查封，並轉移到北京中央檔案館，不讓學者研究使用，這本書成了所有研究陳獨秀後期歷史的學者必閱的「工具書」。
就在「陳傳」下冊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與十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陳研學者，在北京秘密成立「陳獨秀研究會」，決心把對陳的研究與「正名」工作推向前進。「平反」二字對當局來說太敏感，故用「正名」以減少阻力。1992年，我出任該會秘書長（後來改選為執行會長）。次年10月，我為該會創辦並主編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為全國陳研學者提供一個交換新資料、新觀點的平台。由於不斷被宣佈為非法刊物，《陳獨秀研究動態》曾改名《簡報》、《信息與服務》、《陳獨秀與中國》，贈閱交迹麜M者，曾發送近千份。同時由我們組織，兩年一次，逢陳獨秀生日和忌日輪流在其各個歷史活動地舉行全國性的學術研究討論會，交流學術成果，並推動為陳獨秀正名的邉酉蚩v深發展。我們陸續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由於缺乏有力的資料，無法撼動。
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這個時候，1994年由俄羅斯科學院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同德國柏林大學枺鼇喲芯繒摵暇庉嫷拇笮拖盗袡n案文件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49）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有關專家陸續翻譯出版。首先出版的6卷，正好收錄的是關於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從1920年創建中共，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幾乎全部絕密文件。從中，人們可以十分清楚和詳細地看到，陳獨秀怎樣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創建中共，又怎樣被迫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怎樣被迫接受國際命令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怎樣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棄獨立發展中共、獨立進行革命的主張，接受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訓令向國民黨讓步、屈服，從而成為國民黨進行北伐戰爭的附庸和助手；以及1927年4月至7月，國民黨怎樣把中共打入血泊中，史太林又是怎樣把失敗的罪責推到陳獨秀身上。所有這些，徹底地推翻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項罪名，原來是史太林文過飾非，把陳獨秀當替罪羊的產物。
但也正是組織翻譯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檔案資料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為向中共「十六大」獻禮，在2002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繼續給陳獨秀戴着「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主持該書編寫的是主持業務的副主任石仲泉，該室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大肆宣傳所謂「內因決定論」，即應由中共的陳獨秀而非聯共的史太林承擔大革命失敗的責任。＇2＇
筆者哂脵n案中的大量事實，寫了一篇長文：《分歧已經敚鳎寶v史去評判——就石仲泉先生談「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敚＇我們的觀點》，得到了廣大學者的熱烈響應。結果，同年11月，在高壓下堅持為陳獨秀「正名」達十年之久的「陳獨秀研究會」終於被當局無理而非法地取締了，其會刊也隨之而亡。在此背景下，我們另行出版能反封禁的電子刊物《建設和諧社會學習參考資料》，繼續無償贈送給原陳研會員和一切有電子啵涞淖x者。
除陳獨秀問睿酝猓救诉�在多個領域從事研究，著有《宋慶齡傳》（主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00年》、《中國托派史》等，多數獲得重大獎項，並獲得「政府特殊津貼」，該獎是為那些為我國社會科學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而設。但我也因多次闖禁區、踩線而受到警告，甚至走到「嚴懲」的邊緣。有人對我說：「你是新中國共產黨培育的學者，不為現實政治服務，摺痴y觀點，是嚴重錯铡！刮一卮鹫f：「我愛我師，我尤愛真理。」況且，黨的基本原則正是「實事求是」，我求真實寫歷史，無愧於黨，更無愧於祖國和人民，無愧於歷史。
本書的寫作動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筆者企圖把自己近30年來積累的資料和思考毫無保留地奉獻給廣大學者，特別是那些在為陳「正名」的戰鬥中結為戰友的先生和女士們。同時，我也要說明，本書所以能如此全面的貢獻陳研資料和許多反傳統的觀點，是由於吸收了以上提到的全部資料和陳研會員的研究成果，故而大膽地取名為《全傳》。為了求「全」，初稿近百萬字。由於篇幅有限，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幫助下，若干內容只得割愛，減縮成現在這個版本，但與國內外幾本陳傳相比，還是最全的，所以未改書名。自然，隨着時間的推移，此書的所謂「全」也是相對的，只是指就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狀況而言。所以，本著實際上也可以說是廣大有良知的陳研學者集體的創作。為此，我向廣大陳研學者，向廣大原陳研會會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還要指出的是，本著在撰寫過程中還得到日本京都大學石川禎浩教授、大阪教育大學菊池一隆教授、枺┐髮W佐佐木か教授、慶應義塾大學長堀祐造教授和弘前大學李梁教授的熱情幫助。這種國際友情產生於前幾年日中關係緊張的時期，讓我十分感動。另外，我還收到邵育信先生（瑞士籍，原中國托派中央臨委邵魯之子）和原中國托派老人、已故的鄭超麟、王凡西（英國籍）先生提供的許多資料和資訊，在此也一並感謝。
本著的撰寫，是陳研會被無理非法取締時向會員的許願之舉。但是為了照顧妻子的病體，研究與撰寫工作只得斷斷續續地進行，本來準備兩三年完成的工作，現在花了整整五年，使許多朋友和陳研會員等得太久，這也是需要說明和表示歉意的。這一點想必大家也能理解。
我的妻子魏淑敏，為我三十年學術生涯提供了全部的後勤保障，讓我能夠專心於學術研究。為此她操勞過度，從2003年起，幾次發生腦血栓、心肌梗、股骨骨折等病危狀況，近年來發展到全身癱瘓，直到近乎「植物人」的程度，使我感到深深的歉疚。本書在出版社審閱期間，即2009年3月9日，她不幸病逝，未能見到本書的出版，遺憾之至！
明年我將進入古稀之年，本著乃筆者的封筆之作。香港凌文秀先生為本著的出版熱情奔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了出版機會，為我的學術生涯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為此我對他們無比感激。我還要特別感謝本書編輯吳永熹小姐和出版社為此書延請的特約編輯胡泊先生出色的工作。出版社按國際規格，要求較高，所提修改意見對我幫助很大。我也曾努力為之，但幾十年來大陸在這方面的低規格積習已深，尤在資料的哂煤妥⑨屔舷拗戚^多，致少數地方仍有缺憾，望讀者見諒。
2009年10月9日是陳獨秀誕辰130周年。本著恰逢此時完成，乃是對這位歷史偉人的最好紀念。
唐寶林
2008年10月於北京
2009年7月修改
注釋
＇注1＇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嚴肅注意防止不適當地宣傳陳獨秀的通知》，中宣發文第13號，1984年3月19日。
＇注2＇石仲泉︰〈用「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編修〉，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百年潮》，2002年第10期。
自 序
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
莫須有的十宗罪
1927年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決議、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睿臎Q議》，是對陳獨秀命弋a生決定性影響的三個重要決議。這些決議以及毛澤枺貢鷨棠�1951年寫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文革」前黨史和革命史教育「最高教科書」），宣佈了陳獨秀的十項罪名——我們稱為「十宗罪」︰
一、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
二、右傾機會主義
三、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四、托陳取消派
五、反蘇
六、反共產國際
七、反黨
八、反革命
九、漢奸
十、叛徒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學術界對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重新進行考察，才發現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除了「漢奸」罪名完全是誣陷之外，有的屬於權力掌握者的「理論解釋權」（即「成王敗寇」）的產物，有的則是革命陣營中的不同意見被「妖魔化」的結果。此案是中共黨史上最早的一起冤假錯案。此外，陳案還衍生了類似「五四無陳論」與「『一大』錯铡x擇論」等謬說。現把對以上罪名和謬說的考察情況簡述如下︰
「五四無陳論」與「『一大』錯铡x擇論」的破滅
關於「五四」和建黨時期的陳獨秀，1954年中宣部給中央的一個請示報告中指出︰
最近，關於陳獨秀在五四邉忧搬岬淖饔玫墓纼r問睿伸哆@個問睿婕暗接嘘P五四邉拥臍v史論述和資料的編輯，因而屢次被提出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叢刊》有一本《五四邉印罚鸵驗椴荒芸隙惇毿愕奈恼驴煞襁x入而只得暫時把編好的稿子擱下來；《中國青年》編輯部曾經懷疑五四邉訒r期的歷史論文是否可以提到陳獨秀的名字；馬列學院編輯中國革命報刊史同樣遇到這個問睿蛔罱拇ㄎ渎】h委宣傳部也來信問︰蘇聯對革命叛徒貝利亞的文章和照片統統燒掉，為甚麼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一書中還選有革命叛徒陳獨秀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3＇為此，報告提議︰
有關的歷史事實的敍述可以不必避免提及他，有關的歷史資料，可以選錄他的一部分有影響的論文，但是，應有適當的批判，或加注說明他在當時的作用和後來叛變革命的行為。＇4＇
這個提議，實際上受胡喬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的影響。這本書以及50、60年代作為高校教科書普遍使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胡華著）寫到五四新文化邉訒r，一般都不提陳獨秀，而只提李大釗，有的仿照毛澤枺淖龇ǎ偌右粋�「新文化邉拥闹鲗Ⅳ斞浮埂Ｖv建黨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只講李大釗和毛澤枺膊惶彡惇毿恪！吨v義》甚至說：毛澤枺�1920年「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作了思想上的準備」。實際上，毛澤枺�1936年自己對斯諾說︰1920年在聽了陳獨秀的一次談話、讀了陳獨秀推耍У摹豆伯a黨宣言》等三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後，才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寫到中共「一大」，不得不提到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時，也要強眨戈惇毿悴皇且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