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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會」以控制共產黨的鬥爭時，就有流露，指出：「我們不應該洠в腥魏螚l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但是，這一次他明白說出這個意見，準備寫進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並讓維經斯基報告給共產國際，結果還是洠в蝎@准。陳獨秀後來在《告全黨同志書》中回顧說：
是年（即1925年——引者）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希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努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們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群眾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亦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為了貫徹國際指示，四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非但洠в袑戇M陳獨秀原先提議、維經斯基也曾贊同的退出國民黨的意見，反而批判了這個意見，指出：「假使認為這種現象，已經是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脫離關係之時，那是一種很大的錯铡！梗�4＇為甚麼是這樣？因為莫斯科最高當局的確不會同意陳的這個提議。
1925年8月21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在研究了當時的中國形勢後決定：指示中共必須對國民黨「避免加劇關係」。＇5＇
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枺讲空螘浲呶骼镆蚩戳司S經斯基的8月19日報告和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後，就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寫信，毫不掩飾地以「老子黨」的口吻責怪當時的中共犯有「左傾」幼稚病。＇6＇
接着，這位瓦西里耶夫就根據聯共政治局上述「避免加劇關係」的決定，在9月28日起草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下簡稱「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遵循下列原則立即審查同國民黨的關係：
（一）對國民黨工作的領導應當非常謹慎地進行；
（二）黨團不應發號施令；
（三）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
（四）相反，共產黨「應當竭力廣泛吸引（未參加共產黨的）國民黨員？？參加本國民族解放鬥爭事業的領導工作。」指示還強眨骸腹伯a黨的地方委員會應當在這方面細心接受指導」；「俄國工作人員尤其應在這方面接受指導。」＇7＇
這個指示精神，就是以「謹慎」和「避免加劇關係」為名，不僅令中共在國民黨右派進攻面前全面退讓，而且要主動放棄在國民黨黨、政、軍內的領導職務，實際上就是放棄革命領導權。
一個遠在莫斯科的外國人，只懀欢䝼�書面報告就對中共和中國革命作出這樣評斷和指示，一味批評共產黨符合實際的積極的政策、而絲毫不譴責國民黨右派不反帝只反共的反動行徑。可見當時的陳獨秀黨中央原先保持共產黨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的政策處於怎樣危險的境地。
還要指出，這個指示與一個月前《共產國際執委會枺讲筷P於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指示》完全相反。這個指示強眨褐泄病钢醒胛瘑T會和大的地方委員會應當組建以這些委員會執行機構中最有威望的成員為首的特別軍事部」；「考懀У絿顸h的社會和政治性伲伯a黨（中央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應當（堅定地、但又必須非常謹慎地）爭取做到，使共產黨（中央、地區、省和地方的）軍事部的領導人一定成為相應的國民黨軍事部的首腦？？最好是以國民黨的名義基本上像我們紅軍所做的那樣在中國革命軍隊中進行政治工作，小心謹慎地但又堅定不移地爭取使實際領導權一定掌握在我們黨的手裏。」（黑體字是原件所有——引者）＇8＇而在同一天（8月21日）舉行的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上，作出過「中共應當通過自己的同志來保持和爭取參加並領導國民黨的軍事工作」的決定。＇9＇
所以，「九二八」指示是聯共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由強眨３种泄勃毩⑿院蜖幦「锩I導權的激進方針，轉向中共向國民黨退讓，成其附庸、苦力、放棄革命領導權的轉捩點，也是中國大革命歷史的轉捩點，更是釀成「陳獨秀大革命悲劇」的轉捩點。因為，從9–12月，如前所述在歐洲和中國發生了一系列嚴重的事件。這條路線的「轉折」，是一個非常眩s的過程。簡而言之是這樣的。
10月2日，瓦西里耶夫親自向維經斯基回信說：「您8月19日來信是這樣提出問睿模簾o產階級是領導者，農民、知識份子、中小資產階級是基礎，是中介。應當怎樣理解這一點呢？這難道不是同我們的觀點直接相悖，明顯重眩酥袊镜淖髢A觀點嗎！」——請看，把「無產階級是領導者」的觀點視為「左傾」，不就是再一次要中共放棄領導權嗎！接着，他重申「九二八」指示後，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和陳獨秀要求改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的提議，指出若「迷戀於這一新方針，這可能有很大的危險。我們覺得廣州就走在這條道路上，它在不停地拆毀連結共產黨先鋒隊與民主群眾的各種橋樑，要完全孤立中國共產黨，並帶來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致命的後果。」例如驅逐胡漢民和解除許崇智武裝等「都是我們絕對無法理解的」；「我們收到鮑羅廷發來的每一條新消息，都得到了新的證據，證明廣州因左傾而在陷入孤立和毀滅。」＇10＇14日，他在給季諾維也夫轉送維經斯基9月28日信時，又說：「我們對錯铡恼畏结樀膿氖呛虾鯇嶋H的，？？很顯然，（中共）黨內和我們的工作人員（主要指維經斯基——引者）中有一種傾向，應當與之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我認為，這裏需要我們採取強硬的路線。」＇11＇
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要求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強硬的路線」，而莫斯科卻要對中共採取「強硬的路線」。
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出廣枺敃r陳獨秀黨中央和陳延年為首的廣枺鼌^委認為是鞏固廣枺锩鶕氐囊淮沃卮髣倮m然也為蔣介石的崛起提供了條件）。這裏再次表明莫斯科與中共在估計當時革命形勢上的巨大差異。
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中，雖然陳獨秀和維經斯基放棄並自我批評了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但同時還保留了向黨外聯合過渡的通道，如明確指出「戴季陶等」正在成為新右派：「在國民黨內，假借『真三民主義』的招牌，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來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國民黨左派及共產派。」並說：「假使我們不注意這種右派的階級妥協的意義，也是一種危險的錯铡Ｋ晕覀儜斦乙粋�與國民黨聯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俊疅o產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的聯盟，而且能擴大化。」
為此決定：「現在我們對國民黨的政策，是反對右派而與左派結合密切聯盟，竭力贊助左派和右派鬥爭。」而「實行這種策略的最重要的一個方法，便是到處擴大鞏固我們的黨」具體說來就是：「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完全在我們勢力支配之下的黨部不在此限）」；「在有國民黨左派勢力的地方（尤其是廣枺覀儜哒與之合作，逼迫他們各級用全力參加民族邉樱浚康瑫r在一切邉又嘘P於階級爭鬥的理論與行動，我們對他們絲毫不能讓步。」＇12＇
必須指出，這裏說的「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是指準備實行退出國民黨的策略而言，而與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有本伲膮^別。
這次會議決定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左派」隊伍中抽出來，共產黨只是站在「贊助左派」的立場上，讓國民黨左派和右派自己去爭鬥。陳獨秀的意思是共產黨不再包辦代替國民黨的事務，推動左派起來積極負責，也是從共產黨準備退出國民黨的過渡方針考懀У摹�
對此，傳統觀點批判這次會議把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迹肓恕竿硕怀觯k而不包」的機會主義軌道，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須知當時國民黨左派即是共產黨，我們如果不去代替，就無所謂左派，大的錯铡痛髓T成。」這次大會是「不要國民黨的精神，是不要領導權的精神，是較大的錯铡！�
其實，陳獨秀（包括維經斯基）對國共合作後國民黨內國共鬥爭的形勢、國民黨左派洠в辛α浚伯a黨才是真正的「國民黨左派」，這個認識一直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擴大全會通過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工作問睿淖h決案》就明確指出：「國民黨內——對於反帝國主義，民權主義，農民問睿母牧颊撸瑢と死娴淖尣絾栴｝——便發現兩派的力量。？？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眨妥笥遗傻恼撸蔷褪且环N錯铡！梗�13＇7月13日，當孫中山決定利用右派進攻對共產黨施加壓力時，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更是明確指出：「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14＇
所以，導致後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使共產黨成為國民黨苦力的根源是莫斯科的「不准退出國民黨」的總方針。
維經斯基在11月11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還為自己和陳獨秀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上制訂的方針——團結國民黨左派、打擊右派，準備過渡到黨外聯合，推動全國的反帝邉印q護，認為過去幾周的邉颖砻鳎覀儭刚_地對待了國民黨。」因此，「現在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幫助國民黨左派從組織上鞏固自己的影響，並在即將舉行的國民黨代表大會之前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擊敗右派」。＇15＇
對於上述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為一方，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為另一方的分歧，在1925年10月29日和12月3日兩次由史太林主持的聯共最高當局——政治局會議上，終於得到解決。前一次會議上「伏龍芝的信」和後一次會議上史太林的指示以會議決定的形式作出，其有關內容如下：
（一）在中國反帝問睿希笇嵭兄荚谠谌毡竞陀⒚乐g打入楔子的方針，儘量不損害同日本的關係並容忍中國的現狀對日本有利這一意義上同它進行談判。」對此，決定附錄一《給報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是：「1、不突出對日本的攻擊；2、指出容忍中國新的局面對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為一方同以中國和蘇聯為另一方的睦鄰關係；3、不鼓吹枺綄ξ鳉W和美國資本主義的威茫�4、儘量少寫蘇聯在枺绞录械姆e極作用。」＇16＇——由此看出，當時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國主義陣營全面退卻。為此，中國也必須停止一切反帝宣傳和行動，以免被人談論「紅色布爾什維克的威茫埂�
在1926年4月1日召開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睿罚Q這個新政策為「喘息政策」：中國革命「由於歐洲出現某種穩定，？？國際局勢變得非常嚴峻。國內局勢在最近一個時期由於國民軍的失敗和撤退也惡化了」。因此，不僅蘇聯「需要延長喘息時間，對當時蘇聯在遠枺淖畲髮κ秩毡尽感枰鞒鲎尣健梗瑏K力求同中國現有政府「保持真盏年P係」；中國革命也要與蘇聯外交政策相適應，必須設法「爭取一個喘息的機會」，甚至擱下「國家命邌栴｝」，「容忍南滿在最近一個時期留在日本手中」。1926年4月1日，聯共政治局通過一個重要文件，對此辯解說：這不能錯铡亟忉尀椤敢誀奚袊睦鎭碚｛整蘇聯和日本國家間的關係」。＇17＇這種辯解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是一份迫使中國革命服從蘇聯外交利益的最典型的文件。
（二）對待北京政府和北洋軍閥：「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像也在成為民族邉又匦卤l的中心。人民軍以及馮玉祥的作用和意義在漸漸消失。人民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有必要同吳佩孚建立固定關係，這是整個形勢決定的。對中國現時政府方面也一樣。」＇18＇——這是重溫與吳佩孚政府聯盟的舊夢。
（三）批評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釗中共北方區委、維經斯基和上海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枺鼌^委）在推動反帝邉樱С竹T玉祥反對北京政府和直系、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