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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評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釗中共北方區委、維經斯基和上海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枺鼌^委）在推動反帝邉樱С竹T玉祥反對北京政府和直系、奉系軍閥，反對國民黨右派問睿希笒袢×诉^左的方針」；「認為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19＇
於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強眨鳛槊褡褰夥潘枷胱顝氐鬃羁煽康暮葱l者的國民黨和人民軍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20＇
這就是要中共中央徹頭徹尾地執行共產國際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為馮玉祥的人民軍抬轎子，在南方為國民黨做苦力。它的出發點，一是希望與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暫時討好，爭取吳佩孚政府對蘇友好；二是國民黨鞏固和擴大，將來代替吳佩孚而建立一個對蘇真正友好的政權。為此必須使中共屈服於帝國主義、吳佩孚和國民黨。
共產國際枺讲恐魅卫箍茽柲峥品蛟�12月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傳達史太林上述「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時，再次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包括陳獨秀）「太左了，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而過低估計了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以外勢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評維、陳的「計劃在總體上和細節上都考懀分堋篂榇耍诽值摹缸罡咧甘尽菇o予了「修正」。＇21＇
應該指出，當時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針對加拉罕、維經斯基執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聯共政治路線——支持馮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等，從當時階級力量對比來考察，這條路線的確有「左傾」的色彩，但是現在180度大轉彎，而且一刀切，連中共正在進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務——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右派都不允許，這使中共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實際上，聯共中央對當時國際與中國形勢的分析並不正確。因為無論國際或中國形勢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枺搅痢梗词箽W洲出現了聯盟反蘇的形勢，並不意味着在枺骄捅厝怀霈F帝國主義聯合鎮壓中國革命的狀況。「五卅」邉又芯褪侨绱恕！负诹吮狈接心戏健梗T玉祥在北方的失敗，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並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須實行退卻。恰恰相反，南方正處於革命高潮的前夜。
所以，陳獨秀實在有點想不通！
大陸現在內部或公開出了好幾本陳獨秀的詩集，但是，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寫的。中年幾乎洠в校P者在收集資料時，只發現一首他1925年秋寫的詩，內容明顯表示對以上形勢特別是國際指示退讓和四屆二中全會上自己「退出國民黨」意見被否定後的不滿、消沉、失望、矛盾心緒的。
1925年陳獨秀詩
羈情茫心攴迹火N夢愔，入渺茫。
漢世只傳方朔異，＇i＇南撸Э諝U老聃亡。
凌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不為鳎~亦歸去，＇ii＇黃塵京國使人狂。
乙丑新秋夜坐偶詠
獨秀（陳獨秀印章）
頭兩句（12字），表示了對當時形勢惡劣和自己主張被否定後的低沉心情。「白塔」、「黃塵京國」表明作者在北京所作，應該在北京白塔寺附近，所以坐着也能看到白塔和明月。假如北方的形勢像國際所說這麼糟糕，但南方卻充滿着希望，所以，即使不如張翰那樣回歸南方吃鳎~，我們也要回歸南方去。正如白塔在凌秋中擎天而立，枯荷在水照中抱着香月。
但是，聯共卻從自己錯铡男蝿莘治龀霭l，指導中國革命的整個路線由進攻轉向退卻。在國共合作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也應當如此。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先是維經斯基被迫放棄中共退出國民黨的思想，然後再迫使陳獨秀改變主張，毫無保留地貫徹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而貫徹這個指示，完成這個「轉折」的標誌，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在國民黨二大選舉、「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五一五」整理黨務案事件上一系列的讓步。經過周恩來的歸迹�22＇過去人們把這「三大讓步」，說成是形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標誌。現在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絕密檔案才揭開真相，完全是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所為，再強加給陳獨秀黨中央。陳獨秀曾抵制過，洠в谐晒Α�
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共產國際、聯共是怎樣把陳獨秀當猴耍的：先是陳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們強迫他加入；再是加入後強眨３止伯a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當陳這樣做並取得一定成效時，又突然批評他左傾，又強迫他及中共成為國民黨的附庸與苦力。陳本人的悲劇一是對社會的發展洠в猩羁痰恼J識和堅定的原則，因此忽左忽右地任人戲弄；二是他領導的中共太弱小，特別是洠в形溲b，也只有聽人敚选�
國民黨「二大」——「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一
關於國民黨「二大」，陳獨秀原來的立場是十分強硬的，而鮑羅廷是右傾的。1925年初，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在上海開會，討論有關國民黨二大上選舉新中央委員會的問睿ｊ惇毿闫髨D加強共產黨力量，提議從一大時的3人擴大到7人。為此，3月2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報告談到孫中山逝世後的形勢及「我們黨對國民黨的政策」時，又決定：「準備迎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使右派在會上洠в杏绊憽！梗�23＇
但是，鮑羅廷反對中共中央的提案。他在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關於在將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共產黨員人數問睿欢劝l生爭執，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對，為的是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最後，陳獨秀黨中央不得不作了妥協：「同意最低限額——4人」。＇24＇
「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鮑羅廷與莫斯科「避免加劇關係」的聲音完全一致。
當時在上海任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的維爾德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全文引述了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並評述說：「上周，鮑羅廷同志在前往廣州途中在這裏停留幾天，他同（中共）中央委員會開了幾次會議。會議進程、交換意見情況和相互關係，都給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覺到互相不信任、不真铡⑺Ｍ饨皇滞蟆！惯@可能是上次「國際聯絡委員會」事件留下的後遺症。所引的鮑羅廷給加拉罕（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及駐華全權代表，領導一切在華工作的蘇聯及共產國際工作人員）電報中，鮑還向加保證，他幫助擬定的《關於國民黨執行孫中山遺囑的宣言》（1925年5月24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不會直接攻擊右派」，但是，他卻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落後於對時局的領導」，「中央委員會並洠в薪o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的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出指示。」他甚至強眨f：「中央委員會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睿！梗�25＇似乎有改組中共中央之意。
上述瓦西里耶夫起草「九二八」指示，除了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之外，另一個根據是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上的報告。這個報告在聯共檔案中「洠в姓业健梗鋬热葑匀恢饕酋U羅廷的這個電報。所以，上述瓦西里耶夫給季諾維耶夫的信及他起草的給中共的「九二八」指示，完全是一個口吻，只批評和管束中共，不譴責國民黨右派。
其實，當時鮑羅廷與陳獨秀黨中央之間的主要矛盾是：鮑羅廷要求中共圍着他這個國民黨的顧問轉，而中共這個當時力量還不大的組織，卻必須照顧全國的工作，難以滿足鮑的要求。維爾德對此較為公正地評價說：「中央委員會與鮑羅廷同志的觀點的主要差別在於後者確信，中央委員會現在就應當把全部力量投向廣州（儘管會損害其他工作），而中央委員會則認為，它在這方面已經盡了最大的可能（張太雷、蔡和森、羅亦農以及其他許多負責人已被派往廣州從事經常性工作。此外，還向那裏的農民學校派去了70人）。如果考懀У骄o急派35名積極的工作人員到馮玉祥的軍隊，又派70人去河南軍校，以及全國罷工邉拥睦顺保屈N應當肯定中央委員會確實盡了一切可能。」——由此看來，鮑羅廷當時對陳獨秀黨中央的蔑視和指責，是完全洠в械览淼模辽偈菍χ袊闆r瞭解不夠，又想瞎指摚А�
但是，8月份，在廣州發生了國民黨右派中廣枺胤綄嵙ε珊鷿h民、許崇智策劃的刺殺廖仲愷事件。廖是孫中山逝世後，鮑羅廷和中共可以依靠的最大的左派。而在上述鮑羅廷給加拉罕電報中，「胡漢民政府」本來是被鮑羅廷「看作是向較為革命的政府過渡形式」。蔣介石為代表的中派，乘機利用廖案發生後的時機，依靠中共和左派力量，驅逐胡漢民、許崇智出廣枺M而又利用國民黨中樞出現的權力真空，蔣的勢力迅速膨脹起來。中共廣枺鼌^委也利用這個形勢，制訂了在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執行「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即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爭取共產黨人的中央委員佔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鮑羅廷也別無選擇地同意了這個方案。
然而，遠在莫斯科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根本不瞭解廣枺蝿葑兓难｝雜性和嚴重性，甚至對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都不能接受，要求中共繼續執行黨內合作的方針，為此不惜向國民黨右派讓步，更不要說蔣介石等「中派」這個新右派了。
所以，儘管維經斯基如上11月11日的書面報告表示要在國民黨「二大」上幫助左派，擊敗右派，但是，最後，為了貫徹「八二九」指示和12月3日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維經斯基再次被派來華「糾偏」，12月24日，在他的安排下，把陳獨秀、瞿秋白和張國燾叫到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與國民黨政要孫科、葉楚傖和邵元沖談判國民黨「二大」問睿ｊ惇毿惚黄缺硎荆褐泄瞾K洠в邪k國民黨事務的企圖，且反對這種企圖；中共將在第二次國民黨大會上不增選中共方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的人數。並且為了讓對方能赴粵參加國民黨二大，還告知大會延期召開。所以，在這次談判後，中共中央在執行莫斯科妥協路線的前提下，確定了在國民黨二大上「團結左派，聯絡中派，打擊右派」的方針，並派張國燾去廣州執行。這樣在對待實為「新右派」的「中派」（包括當時誰也洠в姓J識的假左派蔣介石）問睿希惇毿泓h中央與廣枺鼌^委就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即打擊右派和擴大左派，洠в蟹制纾┆殞丁钢信伞梗醒胧恰嘎摻j」，廣枺恰腹铝ⅰ埂？墒牵藗儾恢溃貏e是廣枺鼌^委不知道，雙方爭論的背後，莫斯科在起決定的作用。陳獨秀對於戴季陶這位中派的反共面貌本來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十分深刻的，他所以取「聯絡」政策，是因為必須服從莫斯科的指示。
結果，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雖然由於1925年反對國民黨右派碩果猶剩，在大會秘書長吳玉章等共產黨人的努力下，使共產黨人爭取到了一些職位，如譚平山任組織部長，林伯渠任農民部長，毛澤枺未硇麄鞑块L等，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但在36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人只有7人，不到三分之一。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卻有15人。大會雖然對戴季陶主義進行了批判，但仍選他為中央執行委員。最嚴重的是在中央監察委員中，右派佔了絕對優勢，共產黨員只有一人。中執委和中監委在一起開會，就形勢右派勢力大，中派壯膽，左派孤立的形勢。而且當時的所謂國民黨左派汪精衛、陳友仁等，是很洠в辛α康摹＿@就為比戴季陶還耄П蔚男掠遗墒Y介石等上台、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開闢了道路。蔣介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當上中央委員，隨後在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常務委員，開始跳躍式上升。不要說莫斯科因為陶醉於自身的利益不瞭解情況而洠в辛系剑B在上海和廣州的共產黨人也洠в辛舷氲角伴T驅逐老右派，後門迎來更加貪婪、兇狠的「夥伴」。
這就是執行莫斯科的「避免加劇與國民黨的關係」和「不嚇跑中派和不無所謂地刺激右派」的結果。而緊接着在以下兩個事件中，更加悲慘的命咴诘却胖袊伯a黨。
「中山艦事件」——「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二
國民黨二大後，碩果僅剩的幾個國民黨左派分享了反對以謝持、馮自由為首的老右派勝利、共產黨也同時退讓的成果，汪精衛一人身兼國民黨中央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