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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並不到此為止。本來，事件既然已經由布勃諾夫代表莫斯科最高當局處理完畢，中共中央也就只有服從，無權改變了。問睿统鲈陉惇毿氵�不想完全盲從，對布的話還是不放心，想有一點獨立性，像過去對鮑羅廷那樣，瞭解事件的詳情，特別是自己同志廣枺鼌^委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對蔣介石的態度，再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採取自己的政策，以資補救。於是，他一面決定派張國燾去廣州「查明事件真相」，一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陳獨秀甚至以個人的名義，再次提議「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
但是，張國燾去後，洠в屑皶r回音，等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廣枺鼌^委書記陳延年的詳細報告，立即制定了新的對蔣政策：
一、盡力團結國民黨左派，以便對抗蔣介石，並孤立他；二、在物伲虾腿肆ι霞訌妵窀锩姸⒘鶅绍娂捌渌笈申犖椋员沆侗匾獣r打擊蔣介石；三、盡可能擴充葉挺的部隊，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摚碌募m察隊和各地的農民武裝，使其為革命的基本隊伍。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其人選為彭述之、張國燾、譚平山（均中央委員）、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廣枺∥瘑T）。並指定彭為特委書記，前赴廣州，組織特委，與鮑羅廷商討上述政策。
但是，當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電報告鮑羅廷4月底到達廣州，彭述之起身赴粵到達時，鮑羅廷已經先兩天返回廣州。他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否定了中共中央的反蔣計劃，認為「假使依照中央的決議去作，勢必退出國民黨」；而「這個退出國民黨的問睿俏覀凕h和國民黨合作的根本問睿梗箍剖遣荒茉试S的。他「極力強眨麖V枺謩莓惓ＮｋU，很有可能發生右派（指吳鐵城、古應芬、伍朝樞等代表的廣枺桑┑姆锤锩儯庠诎凳局泄仓醒氲姆磽粽呤遣缓蠒r宜的」；「在當前局勢異常危險的威茫拢荒艹闪⒁粋�革命的獨裁，像法蘭西大革命中羅貝士比爾的革命獨裁一樣，才能打破右派的反革命陰郑娓锩_闢一條出路？？蔣介石有很多嚴重的錯铡诂F時的國民黨中，洠в腥讼袼辛α坑袥Q心，足以打擊右派的反革命陰帧！挂虼耍肝覀儾坏貌粚κY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承認他從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38＇
由此可見，鮑羅廷和布勃諾夫在執行莫斯科退讓路線上，出發點是一致的，把西山會議派為代表的老右派開除後還留剩的廣枺涤遗傻耐｛視為最大的危險，把克服這個危險的希望寄託在蔣介石的身上。所不同的是，這次鮑羅廷說出了對蔣的退讓只是策略上的，是為了利用他「儘快進行北伐，將來北伐的進展，形勢會對我們有利的」。鮑羅廷就是以這個策略說服了最初主張反蔣的中共廣枺鼌^委的。史太林後來公開把這個策略比喻為「搾檸檬汁」，宣稱最後要把蔣介石「像一隻搾乾了的檸檬似的丟掉它」。＇39＇鮑羅廷、史太林這個策略目的在於利用蔣介石打倒北洋政府，又使他不離開莫斯科的瘢S而成為反蘇勢力。其實他們對中共也是這個策略。不過陳獨秀經常簦б稽c小脾氣，動不動要一點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獨立性」。對此，莫斯科用組織紀律和不給武器、少給經費以及所謂「中央委員會裏的多數」之類措施，很容易地把他制服了。但是，蔣介石厲害，他對蘇聯來了一個「反利用」，即利用莫斯科的金錢和武器壯大後「反戈一擊」，置史太林和中共於死地。史太林有強大的蘇聯作盾，輸掉一局無所謂，中共就慘了。在史太林與蔣介石之間利用和反利用的爭鬥中，夾在中間真正被雙方利用的、犧牲最大的卻是對中國革命滿懷忠斩鴷鷼馐愕年惇毿慵捌漕I導下的年輕的共產黨人。
「整理黨務案」——「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三
蔣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得手後，大喜過望，立即醞釀進一步打擊共產黨。在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不得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部長，不得批評孫中山主義，交出加入國民黨的全部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名單。
青年蔣介石
此案當然也被提出上述反蔣計劃的中共中央所拒絕。這個史實，過去為了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也被長期埋洠В�1975年彭述之在批駁張國燾謊言時，才揭露出來；周恩來也在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無意中作了旁證：黨中央派來了彭述之來指導出席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黨團會上，討論了接受不接受整理黨務案。彭述之引經據典地證明不能接受。問他不接受怎麼辦？他一點辦法也洠в小！梗�40＇
其實，當時鮑羅廷已經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並且在彭述之組織的中共「特別委員會」上申述了與在「三二〇」事件上對蔣讓步一樣的理由。彭述之能有甚麼辦法？此其一。其二，彭述之的辦法，就是陳獨秀黨中央的「反蔣計劃」和退出國民黨，實行兩黨黨外聯盟，＇41＇何以說「他一點辦法也洠в小梗科淙词顾麤＇有辦法，周恩來、毛澤枺皇呛苡修k法嗎！又何以把這次陳獨秀黨中央無權無法改變的莫斯科的讓步，作為「罪惡」都顛倒黑白地扣在陳獨秀一人身上！
蔣介石給莫斯科的交換條件是答應進一步打擊他們心目中最害怕的廣枺涤遗桑读藚氰F城（公安局長），趕走了孫科（原廣州市市長、孫中山之子，赴俄與共產國際接洽）和伍朝樞（廣州市長，離粵休假），傅秉常被免去海關監督及外交秘書職務，古應芬的內務部職務也將被撤銷。而這些也是蔣介石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廷卻得意洋洋地向莫斯科回報說這樣處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裏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42＇
這充分說明，蘇聯在這場交易中是如何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犧牲中共利益的，而中共在鮑羅廷手中又怎樣成為他手中的一個籌碼的。
鮑羅廷又反過來再給蔣豐厚的回報，竭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蔣假意「惶愧力辭」時，鮑竟聲言蔣若不就總司令一職，他自己就要辭去總顧問一職。＇43＇
就這樣，通過這次交易，鮑、蔣二人的互相信任達到了別人無以替代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只有兩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洠в羞@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44＇
綜上所述，所謂陳獨秀的三次「右傾機會主義讓步」，都是聯共、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讓步，陳獨秀中共中央曾經抵制，但是被否定了，進而出於組織紀律的原則，又不得不摺牡胤䦶摹ｌ妒牵瑩螄顸h中央部長的一批共產黨員如譚平山（組織部長）、林伯渠（農民部長）、毛澤枺ù硇麄鞑块L）等，不得不全部辭職，而且緊接着應蔣的要求，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也全部退出了學校（從此，該校成為專門培養蔣介石嫡系將領的基地）。而蔣介石則先後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手控制了廣州的黨政軍大權，為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徹底失敗，種下了總根。
所以，陳獨秀後來憤怒地指出：
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極力的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這一時期是最嚴重的時期，具體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摚У臅r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資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它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
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否則其勢必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民眾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一面派遠枺植块L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45＇
事後，連一位國際代表也承認：「整理黨務案」「是在蔣介石直接施加壓力情況下並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裝示威之後通過的，不是根據同共產黨人的協定，而是為了反對他們而通過的。」＇46＇
可是陳獨秀洠в邢氲剑醽淼穆摴埠凸伯a國際及中共中央，恰恰把這三次讓步視為「右傾機會主義」反扣在陳獨秀一人頭上，成為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大冤案的濫觴。
經過這次「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再次向國際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成黨外聯盟。他認為這時實行這種轉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為此還公然寫進中共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本黨與貴黨「合作之方式，或為黨內合作或為黨外合作，原無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實在團結革命勢力以抗帝國主義，凡足以達此目的者，即為適當之方法，原不拘於形式。然當本黨決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於貴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以為黨內合作，則兩黨之關係更為密切；本黨亦認為中國社會各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現亦可適用此種合作方式，故毅然決定，令本黨黨員加入貴黨，同時，本黨與貴黨結政治上之聯盟。？？（但是）歷年以來，迭次引起黨內一些人之疑懀Р录桑率篂榉磩优伤耍y革命之陣線，故必須先在合作方式上有所改變，祛除一般無謂之疑忌。」＇47＇
但是，莫斯科再次否定了陳獨秀的這個要求和主張。
而且，正是基於這種退出國民黨的立場，陳獨秀才在這封信中說：「貴黨『黨務整理案』原本關及貴黨內部問睿瑹o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可是，傳統黨史論著，均以此證明陳獨秀是接受「整理黨務案」的。這是多麼驚人的歪曲和誣陷。
反對北伐風波
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多次依靠南方軍閥進行北伐，都未出師而夭折，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他遺囑中的中心思想。對於孫中山的北伐觀，目標是建立民主共和國，陳獨秀是贊同的，但對於他的依靠列強和對軍閥「聯甲倒乙」的方法，不以為然。
蔣介石掌握國民黨軍政大權後，自認是孫中山的第一繼承人，高唱「繼承總理遺志」，無論是統一中國，還是實現他個人奪取中國最高權力的「拿破倫式」的理想——「北伐，打倒北洋政府」，自然是他夢寐以求的目標。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打倒北洋軍閥也是它實現民主革命綱領中「打倒封建主義」的具體目標，所以，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特別會議，專門討論了支持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問睿瑏K作出「我黨應從各方面準備北伐」的決定。陳獨秀雖因在上海患傷寒「失蹤」未參加會議，但事後對這個決定是擁護的。但會議應共產國際指示所作出的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在上海設交通局，廣州設臨委，「萬一不幸國民軍在北方失敗，中央遷往廣州」的決定，因陳獨秀堅決反對而未實行。
然而，在經過了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改變了思想，堅決反對廣州國民政府北伐。於是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據當時中央宣傳部秘書鄭超麟回憶：在1926年6月某日，中共中央在宣傳部辦公室開會，討論北伐問睿惇毿惴磳Ρ狈ィ硎鲋胶停粡垏鵂c反對陳的意見，瞿秋白也擁護北伐。二對二票。反復辯論了幾次，最後，陳獨秀發了脾氣，桌子一拍，張口大罵。張國燾不敢回罵，默然了。於是，通過了反對北伐的決議。
7月7日，陳獨秀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論述了當時不宜北伐的理由，指出：北伐應是革命的北伐，而不是為蔣介石秩�人的權位：「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眾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必須真是革命勢力向外發展，然後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軍事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