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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是一个叫约翰·布朗的男孩，他就住在临街的一幢房子里。约翰和我一起度过了小学和初中。他不算真正的足球运动员，所以当我不能跟他在公园里谈论踢球的时候，我就跟他在我家或他家玩一种叫垒高的拼装玩具，有时也玩别的一些游戏，或者沿着门前的马路骑自行车、滚轴。后来，当我开始效力于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时，约翰经常与我们在一起，尽管他并不踢球。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中的孩子们，尤其是我和另一个叫尼克·洛克渥德的男孩，对电影着迷，约翰也是。我记得母亲曾在瓦尔萨姆斯托把我们从电影院里拉出来。约翰·布朗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但我想是足球让我们分道扬镳。约翰在我们离开学校以后成为了一个面包师。
我很幸运，我的第一所学校一蔡斯巷小学重视足球运动。我仍记得麦克吉先生，我们以前的教练，一个苏格兰人，对足球充满热情，事实上有点像阿莱克斯·弗格森。孩子们经常谈论一些关于麦克吉先生的轶事：当他生气时爱往墙边扔茶杯、板球什么的。虽然我自己从未亲眼看见过，但不管怎样，我们在他的“盛名”之下都有点惧怕他。我们有一支很好的球队，曾经穿全绿色的球衣出场。我还和小孩子们踢球，但这只有星期天去教堂时才可以。所以我们家一我、母亲、父亲和姐妹们一保证每次都会去，一次不落。
我的父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足球。如果我有可能参加比赛，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帮我实现。不论是踢球还是受训，我都有机会。我去过每一所足球学校。第一所是罗杰摩根足球学校，这所学校是由热刺队的一位退役边锋创办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那儿，得到了所有的奖牌，最后拿到了冠军。父亲是忠实的曼联队的支持者，我们从他们开始在伦敦踢球时，就开始看他们的球赛。我的外祖父是托特纳姆热刺队的铁杆球迷，他经常带我去白鹿径球场。每年圣诞节，我都会得到一件曼联队和一件托特纳姆热刺队的队衣，还有可能从母亲那儿得到英格兰队的队衣。只要是足球，或任何关于足球的事儿，都会有我的存在。
母亲并不是那样狂热于足球，但她的父亲乔却对足球十分迷恋，这使我非常愿意跟他在一起。乔干的是印刷业生意。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远离家，住在伊斯林顿的文具营业部。后来他搬到舰队大街。他和我的外祖母贝奇住在城市路的一栋房子里，就在老街的附近。每个星期六我父亲早早地出去工作，家里其他人就到瓦尔萨姆斯托坐火车去看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们必须在中午以前到那儿。外祖父如果要去看热刺队的比赛，就会在11点30出发。在走之前，他会下楼来看我在小停车场上踢球。我确信外祖父一定记得好几次我打碎了他的眼镜。我当时只有6 岁，但我已经踢球踢得很猛，有时我不小心将球踢到他脸上，都踢碎了他的眼镜片。
一旦乔去了白鹿径球场，贝奇就会带我们去商场。有时我们会去西区，但更多时候我们会乘公交车到安吉尔去小礼拜堂市场。对此我无所谓，但不得不跟着母亲、外祖母和姐妹们转悠，而我总是在傍晚的时候可以骗到一个玩具或什么其他东西。等我们回到公寓，乔已经从球场回来了。然后他就准备去上晚班。父亲下班后会在温洛克大街接我们，开车把我们带回家。
当我正式踢球时，乔和贝奇会在星期日早上来我们这儿。外祖父来看我所有的比赛。我喜欢有他在场：在谈论比赛和我的表现时，他总是比父亲显得更慈祥。母亲也想来，所以贝奇只有留在我们家了，她要照顾琳恩，还要在我们都回来时准备好午餐。然后，星期日的下午，我们经常去哈克尼的维多利亚公园。那儿有大块的场地，我和父亲、外祖父可以踢球，那儿还有一个大操场，一个可以泛舟的湖，甚至还有一个小动物园。
我不应该再奢求什么了，我也没有。但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来了，接管了我的生活。我当时只有7 岁，所以如果说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我的母亲记得我当时满身污渍地在公园里踢球，一个叫斯图亚特·安德伍德的小伙子敲响我家的前门，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父亲知道在当地报纸上一定有一支新的少年球队的广告，那天下午在蔡斯巷要进行考试。不论怎样，成为首支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的球员，令我很激动一而且骄傲。那个组建球队的人为我在足球事业中能够成就未来，给予了很多帮助。
斯图亚特·安德伍德是个大个子。他身高约有1 ．93米，声音洪亮，气质极佳。他有点像军士长。我一开始很怕他。他很严厉，不管你年纪多小，如果你踢得不好，不论是在比赛中还是在训练中，他都会说你是垃圾，需要加油，而不是一味地表扬你。斯图亚特对人很诚恳。他绝不是那种在自己的孩子比赛时站在场外尖叫的父亲。他也有父亲的温情，他自己的儿子罗伯特也在这个球队踢球，但斯图亚特就好像我们大家的父亲。而且他一直有着要创建一支真正球队的梦想。
所有的男孩都喜欢为斯图亚特踢球，我们就有了这样优良的团队精神。他组织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到荷兰、德国打比赛，这样我们就有了像职业球员那样在冠军联赛或国际比赛上踢球的经验。其他人的父亲也加入进来。我的父亲担任一些教练的工作。史蒂夫·柯比也是如此，他的儿子瑞恩曾效力于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10年之后他在联赛中成了我的对手。父亲总是精力旺盛，他不仅训练我们的技巧，还和我们一起跑。史蒂夫有点像个谋士，他擅长罚定位球等等这类事情。很多时候，他们三个在那儿，我们就会分成几拨：像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孩很少会那么专注于训练的。他们仨一史蒂夫、斯图亚特和我父亲一常常在争论，但都是有原因的。他们都是很正直的人，希望尽他们所能把球队搞好。
他们的努力确实有效果。我不知道斯图亚特从哪儿找的，不过我们队里真有一些很好的球员：瑞恩·柯比，弥迦·海德（他现在在沃特福德队），詹森·布里赛特（我上次听说他现在在伯恩茅斯队），还有克里斯·戴（他是个瘦长的中前锋，但后来在昆士柏流浪队当守门员）。斯图亚特·安德伍德的儿子罗伯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坦白地说，他的天分并不高，但他的努力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球员。他为自己争得了荣誉，也为斯图亚特和我们大家争得了荣誉。
我们从不认为他在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时是个不够格的球员。这就是我们的球队。
斯图亚特把每件事情都做得井井有条。我们总是在相当好的足球场上踢一些小比赛，就像在离我家不远的安斯列伍德球场上踢的比赛。我们每周训练两次。斯图亚特住的很近，就在拉克斯伍德路上，那儿有一个球场，设施都很好，我们还经常在那儿踢球。不论怎样，斯图亚特都会确保我们都能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当我们要进行一些诸如英格兰足总杯决赛这样的重要比赛时，他会坚持让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孩子穿上衬衣，打上领带。我们训练的一条重要规定是，如果你那个星期训练时没有出现，你周末就不要踢球了，就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好习惯：我总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去训练，．并且准时到场。总之我喜爱这样的训练，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我们成为如此出色的球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总能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各种事务。
在这么多孩子们中，你会注意到最赋天才的球员。他们在球队中爱出风头。但这在瑞德维流浪者队中是不允许的：任何的炫耀只会使你被剔除出去。这就是这支球队的作风。不久以后，我们开始以10比0 、11比0 的比分在比赛中获胜，人们可以看到我们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职业俱乐部开始关注我们的球员，我猜想西汉姆队在我11岁的时候就开始打听我的情况了。但斯图亚特、史蒂夫以及我父亲都认为我们当时年纪还小，不需要加入俱乐部。如果你一旦参加了职业俱乐部的训练，那你就不能同时参加周日联赛球队的训练了。我知道我不想那样，我还没准备好要加入俱乐部。我们都坚守在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我觉得正是队里这些规则使我们这么多人最后都走向了成功。我们从一开始就学会了承诺和付出。
我还必须学会如何面对不沾球的日子。因为我比队中大部分的人都要矮小，常常被撞倒。大部分时候父亲都会向我鼓掌示意，告诉我应该勇敢地站起来继续踢，就像当年我和他的队友在沃德汉姆·洛奇时那样。他还教我很多如何避免受伤的方法。作为一名前卫球员一再加上人们对我也开始渐渐熟悉一常常会有对方后卫试图跟我抢球。父亲教我如何控球，如何拿到球后迅速地传出去。这些为我以后成为职业球员打下了基础。而且这也是踢球的最佳方式。在我大约10岁的时候，因为受伤停训了一段时间。很多孩子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停地跑啊、跳啊，尤其是在坚硬的球场上，使得膝盖、小腿和脚踝都酸痛不已。而我则痛在脚后跟，开始时像针扎一样疼，后来训练时和训练后都会很疼。我试着在鞋里放了一些塑料泡沫，但最后我不得不完全中断训练。我不能踢球了，不能参加训练了。甚至连在公园里踢一下都不行。那是我一生中最长的5 个星期，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我从未忘记那段时光。只能看球不能踢球的感觉会让我无奈地爬上墙头。
在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的那段时间对于我们是美好的，不仅仅是对于球员，我的家人也参与进来，不论是洗球衣，还是开车带我们出去，还是出门旅行或是募集资金。这支球队维持了6 年，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家人也拥有了这6 年。度过那段时光，使家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我记得弥迦·海德的父亲肯（他留着骇人的发绺）
和我父亲（马桶盖式的发型）在周日的瑞德维流浪者队的比赛上会一起站在场边。父亲们经常组织宴会和周五晚上的舞会来筹集球队所需的资金。虽然是父亲带我们训练，我的母亲也几乎把她所有的时间放在了我和我的足球上，尽管她还有她自己的工作一美发师。
她是所有母亲中惟一会开车的。当父亲出去工作时，母亲就会开车准时带我去我需要去的地方，并为我准备好一切，哪样东西放在什么包里，都有一定之规。
现在看来，当时我的姐妹们一定不太舒服，家里这么多精力都放在我的足球上了。我曾经跟琳恩谈论过这一点，她说她当时确实觉得有点被冷落了。她比我大3岁，有她自己的朋友，刚刚开始了她自己的生活。即使这样，当我们同在学校时，琳恩总是在我遇到麻烦时站出来帮助我。在钦福德中学的时候，我记得一次午饭时间我和一位稍大些的男孩在排队时吵了起来。他把我拉到操场上打我。是琳恩把我带回家的。她确信我没有受伤后，向学校的老师解释事情发生的经过。虽然对于足球，她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们现在都有了我们自己的家：琳恩和她的丈夫科林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名叫乔治娜和弗雷迪。虽然我们因为孩子的拖累不能经常见面，我却认为这些年来我和我姐姐的感情比我们小时候更加深厚了。
对于乔安妮就不一样了。我5 岁的时候她出生了。我仍然记得当时我站在厨房里，我父亲走进来告诉我她出生了，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当然我很想要一个弟弟。但我们相处得很好：在后花园里，我叫她射门，她总说“不”。她总是跟着我：去踢球，去公园，去商场，去任何地方。乔安妮现在是个美发师，和母亲一样；也就是这几年，她开始工作。我结婚了，我们才不像以前那样在一起。
我知道她总是会长大的，我也是。有时候我很怀念周围能有小伙伴的日子，我相信乔安妮也怀念围着大哥哥跑的那段时光。
妈妈总是努力使我们能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饭。那是在她和父亲试图让我告诉他们，我都在学校里干了些什么的时候。现在我也是这样对待布鲁克林的。如果我问他，通常我得到的答复和我父母从我那儿得到的答复一样：没什么。那倒不是秘密或其他什么。孩子们不都是这样吗？当我还在小学时，我就开始帮着家里做饭了。我会把乔安妮带到花园里或前厅玩，这样母亲在做饭的时候不会被这个初学走路的孩子绊到。到要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的工作是摆桌子。之后，到了初中，我选择做“家庭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