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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签约的孩子参加全职的职业训练是不符合规定的，当时我毕竟只有13岁，在我18岁之前，还可能有很多变化。那些规则是保护年轻人不会走他们不愿意走的弯路；不过对于我那样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曼联队告诉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可以在4 年半后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仔细想想，我觉得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我和同时加入俱乐部的其他孩子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清楚我是球队需要的人。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必须在接下来的4 年中证明自己。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成为一名职业的曼联队员的抱负已经在那张白底黑字的合同上解决了的话，天知道我会不会因此而不太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想，正是那种强烈的渴望在日后我的成功和球队的成功中起了关键作用：所有经过努力才进入俱乐部的孩子们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签约的那天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简单。艰苦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需要挑战，而曼联恰恰就是当时对我最大的挑战。
我知道我的周围都是好人，都对我帮助很大。即使在签约曼联队之前，我就感觉到我正在加入这个大家庭。在俱乐部里到处都是好人。当然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众所周知的诸如教练或者球员之类的人物，还有像如今仍然工作在老特拉福德球队收发室的卡斯·菲普斯这样的人们。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每次我起床参加曼联队比赛的时候，她都会在收发室等我，隔着办公桌靠上前来轻吻我一下，并把她替我保存的邮件给我。后来，卡斯还经常帮我回信。她是曼联队的一部分，也是她陪伴我一块度过了那段日子。
无论什么时候，前往曼彻斯特训练或是参加比赛，我都会得到乔和康妮·布朗的悉心照顾，他们在那儿有自己的办公室。他们会带我和我父母亲一如果父母亲也一块和我来曼彻斯特的话，在老特拉福德转转，带我们吃大餐，带我们去更衣室，并把我们介绍给球员和其他的工作人员认识。乔和康妮让我觉得自己很受欢迎。乔是曼联队的青年发展部主管，他负责年轻球员的开销和旅行安排，但是他们的工作远不止此，当曼彻斯特之外的年轻球员和他们的家人来俱乐部的时候，基本上是乔和康妮打点所有的事情。
当你来到足球场的时候，你总能看到诺比·斯蒂莱尔斯。我和诺比一块共事也是在我加入俱乐部之后，但我第一次见他是我在学校假期期间来参加训练的几周。
现在回想起来，他是我一起共事过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教练了。诺比非常努力，就像他自己是球员的时候一样，但是我认为他在这世界上最在意的还是我们这些和他共事的年轻的孩子们。当然，父亲很清楚诺比当队员时的一切，他曾效力于曼联队，并随英格兰队夺得世界杯，因此父亲和他相处得很好。即使是诺比在某场比赛中已火冒三丈的时候，也会控制一下自己的用词：“请原谅，贝克汉姆先生，请原谅，贝克汉姆太太。”
我父亲倒不是很在意：“没关系，诺比，你继续。”
诺比对我们很好，对我们的父母也很好。他知道球员的父母亲也应该一起加入进来，而不是在一旁作观众。如果你看了关于他作为球员时的录像或是听到关于他作为球员时的故事的话，你一定不会相信他对孩子们是多么温柔，对我们的父母亲是多么有礼貌。和诺比相处没有人会随随便便的，尽管他看上去不像个大人，而且在指导训练的时候经常戴着巨大的眼镜，但他仍然有一些让你立即产生敬意的地方。
15年之后，他仍然会径直地走过来给我一个拥抱，仿佛这些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
卡斯、乔、康妮和诺比·斯蒂莱尔斯：他们不仅仍然在辛勤地工作着，而且继续地使曼联队充满着家的气息。
在我签了学生期合同的那年，1989年8 月，我本可以转入曼彻斯特来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习，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让我在曼联队开始全日制的YTS 受训前留在伦敦。那就意味着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又可以回到家里去了，和我的朋友和家人在一起。我也可以继续为瑞德维流浪者俱乐部继续踢球，而瑞德维流浪者队那时已经成为一支名叫布瑞姆斯丹的球队了：球员基本上还是我们这些人，只是球队名变了。
对于孩子们在转入曼彻斯特之前在当地的星期日联赛的球队里踢球，曼联队是很支持的。马尔科·福德根经常来看我在布瑞姆斯丹队里踢球的情况，而我只要能尽情地踢球和进行常规的比赛就足够了。这时离曼联队接管我仍然还有几年的时间。
在每年的假期中我都会北上两三次，去曼彻斯特参加训练。夏天，我会6 个星期全呆在那儿。我喜欢这样，不上学的时候，除了踢球、训练和呆在曼联队，我什么也不想做。那些夏天真是太棒了。孩子们一般会来一‘两周，而我却想一直呆在那儿，只要他们允许。在那个训练营里，曾一度有30个人左右，都由马尔科和其他的教练照看着。我一直都很怀念我曾经在巴塞罗那呆过的那个地方，可爱的老房子和群山一起屹立在我们的身后，在小山坡上的索尔福德的混泥土街区，无论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屋里都非常的寒冷。你还得和另一个年轻队员共用一个房间，设施也都是最基本的，但至少还有一张斯诺克球台和一张乒乓球台，供我们在晚上娱乐时用。
住在哪儿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同。每天我们都要去位于莱特尔顿路的联队的第二个训练场，上午和下午都要训练，而晚上则非常快活：出去远足拍拍照，去钓鱼，摔跤等等，所有有意思的事儿我们都干。我结识了其他的跟我同时签约的孩子，比如约翰·奥卡恩。
那以后我和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起。约翰是从诺丁汉来的。在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初的几年里，他是曼联队里的一大希望，他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球员。在做人方面，他非常不拘小节。可能正是因为他就此落后了，才没有在联队中脱颖而出。后来，在我们前往埃弗顿的那个赛季他就离开了，而现在他在为黑池队效力。
为了那些假期训练，孩子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基思·吉莱斯皮，现在在莱斯特，来自爱尔兰。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我和他过去相处得很不错。科林·姆多科刚刚从普雷斯顿搬到西布斯，来自苏格兰。我们都远离家乡，处境相同，这就使得我们能更容易地相处，即使在我们的意识深处，都知道我们同时也是互相竞争的。
足球高于一切，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整日的训练和接受更多的技术指导。这与星期日联赛没有多少不同。我在瑞德维少年队的时候，总在试想我的将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而这就是答案：足球就是我的工作，我不能去做其他的任何事情。
为了长久地住在曼彻斯特，我有两年时间做准备。而在我小时候也已经有了很多远离瑞德维和参加各种代表队的旅途经历。即使这样，离家时刻还是挺难受的。
当然我很兴奋，而且当时没有其他任何想法，但是尽管如此，离开家还是不那么容易。对于即将要面对的一切，我非常紧张。父母亲告诉我，他们会每个周末都来看我踢球，而且不会错过任何一场比赛，我知道他们肯定会信守诺言的。承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如今，如果我答应布鲁克林我要给他买什么东西或是要为他做什么事情，都不敢忘记：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他会一直记住的。而那时，我知道在我需要父母的时候我就可以依赖他们。
离家一周或一个月与为了发展而远离家乡是完全不同的：我当时只有15岁半。
作为一名年轻球员，住所在哪儿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你在一个像曼联队这样的大俱乐部里开始职业生涯时，你会考虑希望从中得到多少回报。每个俱乐部都有一个雇佣的房东名单。我时常疑惑的是最后决定寄宿在谁家是否都是巧合，他们是否会把孩子们安置在他们认为适合其发展的地方。回想一下，我认为自己是很幸运的，虽然我总要过段时日才能觉得自己像在家里一样。
我的第一次寄居生活是和一家苏格兰夫妇住在一起，他们住在布瑞新路上的消防局旁边。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对我和其他一块住在那儿的孩子们都非常的好。像我这样头一次离开家的年轻小伙子，有时还会顶嘴，也免不了违犯规矩，常常会做些诸如半夜爬起来找夜宵吃之类的事情。我们相处的很愉快。但是完全因为一件突发事情，让我不能继续待在那里，于是我搬走了。那天，我沿着马路去商店买巧克力吃，但忘了带钥匙。于是回去后就只能敲门，来开门的是丈夫皮特。他问我的钥匙哪去了，我说可能是落在楼上了吧，于是他拎了一下我耳朵。当时我为此很不开心，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父亲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当时在另一个房间里都能听到父亲怒气冲冲挂电话的声音。这就是那次寄居生活的结束。
接着我搬到了位于劳尔布鲁顿路的一家，那家的女房东名叫伊夫·科迪。我和她的孩子强尼相处得很好，在那将近住了一年，非常的愉快。我和约翰·奥卡恩合住一个房间，在曼联队的假日训练期间，当时我们都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很了解他了。我不得不承认的是，那时我们经常比着看谁能按时去训练。那不是因为我们晚上很晚才回来，而是因为我们都是狂爱睡觉的孩子。我们寄宿的地方比其他小孩远很多，像基思·吉莱斯皮和罗比·萨维奇他们，基本上就紧挨着克利夫球场。
我想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当初我们寄宿的这群孩子总能凑在一起，而那些住在家里的曼彻斯特的孩子们又是一伙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俱乐部发生了一些变动，于是我就搬到了汤姆家。跟我到过的别的地方一样，他们也是非常地友善，我真希望一开始我就住在他们那儿。一切就好像为我而设。虽然我仍有些想家，但是汤姆和安妮就像我的第二个父母亲，那么慈爱和细心，饭菜非常可口。我的房间基本上正对着训练场，所以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爬下床，走到球场踢球。对于我这个清晨贪睡的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才是最需要的。
我和一个名叫克雷格·迪安的小孩合住一个房间，他因为脊骨受伤而不得不提前就退了下来，还没有机会崭露头角。几个月后，安把马克·休斯的老房间给了我住，从那儿往外看，可以直接看到克利夫球场旁边的足球场。我很喜欢那个房间，很大，有点像父母亲的卧室：一个大衣橱，还有与之相配的化妆台和试衣镜，远处墙角靠着一张大双人床，我带着来曼彻斯特之前父亲给我买的立体声收录机，又出去买了一台电视机。我觉得我需要的都已经有了。我真的很高兴。汤姆夫妇让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汤姆和安妮有一个儿子，戴夫，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另一个儿子。我知道安妮还一直保留着我搬走之后留下的那一盒旧硬币和其他的一些物品，而我也总是经常去看望他们。
我真是很幸运，在第一次搬到曼彻斯特时就遇到了一个名叫蒂安娜的女孩，她和我一起度过了那3 年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没有像很多头一次离开家的十几岁的孩子们那样忙得团团转。与蒂安娜的感情让我感觉安定下来了：我的第一次恋爱。我们在一起很快乐，不论是外出还是和双方的伙伴们在一起时。那时也让我感受到了更为微妙的感觉。
在一个训练完的午后，我和加利·内维尔、基思，吉莱斯皮、约翰·奥卡恩一起去斯诺克俱乐部玩，虽然原来的计划是蒂安娜和我约会。当我背对着俱乐部门口弯着腰正准备击球的时候，突然瞥见约翰的脸色难看起来，他正朝着我身后看，于是我转过身，看见蒂安娜就在我身后的门口站着。我们俩一块走到停车场，这样我可以向她道歉，但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我不该看俱乐部一层的窗户的，加利、基思和约翰都站在那，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却看见他们在那微微地耸耸肩，然后全都傻笑起来，这让我心神不定。然后我自己也控制不住了：我也开始傻笑。
所以是蒂安娜让那天成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生中最长、最痛苦的一天，当然，我也不能责怪她。
和蒂安娜以及她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成为我美好的回忆。他们真是非常的热情：就好像我只要踏上他们的门阶后，接下来就是到厨房去，碗筷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有吃的了。非常的温馨。用不着为我特意的做些什么，蒂安娜的父母就能让我感觉到是家里的一分子。她的父亲，雷，是利物浦赛季的售票员，我不时的和他一起去安菲尔德球场看比赛。我的父亲不在身边，我觉得自己就粘上雷了。他有时会带我去酒吧，几杯之后我就有些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