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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决定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期间，宣传部的部务由沈雁冰代理。由此，茅盾更加忙碌了。
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茅盾又奉命回到上海。接替茅盾编《政治周报》的是从上海来的张秋人。
张秋人是浙江诸暨人，和茅盾一样，也是中共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和宣传鼓动家，早期一直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1926年3月21日，张秋人到达广州，茅盾交代张秋人后，去拜访汪精卫，汪精卫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言辞之间，十分感慨时局的变化。临走，茅盾又去向刚刚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来的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希望茅盾回上海后，替广州国民党中央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茅盾一一答应。
茅盾依旧坐“醒狮轮”回上海。他站在甲板上，浮想联翩，他目睹国共两党中那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也目睹了广州那种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感慨万端。碧蓝碧蓝的大海，涛声依旧，革命的热情依然，但革命的前途如何？
茅盾回忆3个月之前，5人共赴广州开会的热烈情景，今天是一人归沪，心中自然又万般惆怅。
茅盾回到上海，一回到家，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郑振铎便来看望茅盾，郑振铎告诉茅盾：“当地驻军派人到编译所问过几次，我们回答说，从前在这里工作，现在到广东去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茅盾疑惑地问。
“香港报纸上说你是赤化分子，过去做过什么事，说得很详细，他们自然知道。”
郑振铎只好如实回答。茅盾听说后笑道：“本来我也不想在编译所工作了，现在我就辞职。”郑振铎一听，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
第二天，郑振铎又到茅盾家里带来一张九百元的支票，告诉茅盾说，这是退职金。同时又从袋里摸出一张商务印书馆的百元股票，说是商务当局报答茅盾十年来在商务的贡献。自此，茅盾彻底离开自己工作、生活了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几乎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于是，茅盾开始积极为实现毛泽东的嘱托而奔走。茅盾离开广州后不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于4月13日上午和5月4日开会讨论通过“毛泽东同志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委托柳亚子、沈雁冰为正副主笔，和“宣传部请委托驻沪编纂国民运动丛书干事案”，决议“委沈雁冰同志担任”。因此，茅盾为办报奔波出眉目后，终因上海法租界工部局不同意而搁浅。茅盾转而编辑国民运动丛书，这套丛书是为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而编辑的，当时，茅盾列出五辑书目，分别由一批革命同志撰写或编译。丛书只出一部分，后因形势发展飞速而告结束。
由于恽代英留在广州，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交通局的工作没有人主持了。这个交通局主要是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他文件，转寄北方及长江一带各省的国民党。因此，交通局工作十分重要。上海市特别党部请示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后，便决定由茅盾代交通局主任。
茅盾到交通局了解情况后，发现人手太少，便向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说明情况并要求派人。中共上海特别市委要茅盾提出人选。于是茅盾根据交通局的工作要求，向市委提荐家乡植材小学的教师郑明德和梁闺放夫妇，结果，引起交通局内部中共党员同志的不满，认为郑梁两人是茅盾的私人，后经特别市委出面解释才算平息。
6月25日，广州国民党中常委正式任命茅盾为交通局主任，并规定了每月一千元的经费，后来，茅盾物色到林华，曾派他去沿江各省视察党务及工、农运动情况。
在1926年繁忙的地下政治斗争中，许多革命女性成为茅盾夫妇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在与这些革命女性接触熟悉过程中，茅盾仿佛有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几次想动手把这些富有时代色彩的女性写成小说。但是，形势发展迅捷，北伐军从广东一路北上，到茅盾正忙碌时，已顺利地克复武汉，浙江省也宣布独立，省长夏超和沈钧儒等都同意茅盾为独立后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但沈钩儒的省政府组阁计划尚未实现，因夏超被孙传芳赶出杭州而告吹。
因而浙江形势一片混乱。此时，武汉形势却十分喜人，武汉来电上海，要求派人去那里工作，中共中央便决定茅盾不去浙江，而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茅盾接到命令，便与夫人孔德沚准备去武汉。
这时，包惠僧从汉口给茅盾发来电报，要求茅盾在上海为武汉分校招生，并汇了钱来。茅盾又忙碌起来，亲自任考官，为武汉军校录取了200来名学员，物色了3名教官，陆续送走以后，已是1926年12月底了，茅盾将两个孩子和母亲安顿好后，才和夫人孔德沚坐英国轮船直奔武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校本部在两湖书院。蒋介石为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当时蒋汪都不在武汉，所以同时任命邓演达、顾孟余分别代理蒋、汪的职位，但实际上，军校的日常工作是茅盾的老同事恽代英主持。他是军校校务委员，又是军校的总教官。茅盾到达武汉后，住在武昌阅马厂福寿里26号，离军校不远。到军校报到后，茅盾去向周佛海请教上政治课的内容，周告诉茅盾，政治课内容没有一定章程，暂时用瞿秋白早几年在上大用过的社会科学讲义。后来，茅盾经过研究，确定给学生讲些基本的常识为好，于是他选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封建主义”，“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等。过了几天，即二月上旬，武汉分校正式发布了75项委任令，其中第71项委任是委任茅盾的，其令为“委任沈雁冰为本校政治教官，支中校二级薪，此令。”
但是，茅盾的政治教官只做了一个多月，在春暖花开时节的四月，中共中央又决定茅盾去《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笔，这张报纸的实权掌握在党的手中，茅盾进去时，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茅盾是接替高语罕任主笔的。
茅盾进报社后，家也从武昌搬到汉口歆生路德安里一号报社编辑部内。因为报社归宣传部负责领导，而宣传部主要是瞿秋白在负责，因而这段时间，茅盾和瞿秋白往来较密切。恢复在上海时的状态。“四一二”
前夕，政治形势非常复杂，秋白指示茅盾，报纸宣传要着重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这些指示，给茅盾认清形势作了及时点拨。
在《汉口民国日报》任主笔时，茅盾主要是审稿定版面，然后写一篇千字社论，或斥责蒋介石，或鼓吹革命。以致后来陈独秀碰到茅盾时，要求茅盾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登多了，觉得太红。茅盾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董必武和瞿秋白。
此时，蒋介石的反共决心已下，汪精卫从法国回来后，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蒋介石不肯让步，汪精卫回到武汉，受到武汉群众的欢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开杀戒，屠杀中共党员，继而在南京、广州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茅盾昔日共同进行革命活动的朋友侯绍裘、肖楚女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消息传来，茅盾悲愤不已，感到十分痛心，因而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通电之类，声讨蒋介石。
在蒋介石屠杀革命党人的形势下，土豪劣绅也乘机蠢动，向如火似茶的农会反扑，报社天天收到各地这类消息，湖北钟祥县农会遭血洗的报道，更是令茅盾悲愤，这些血的教训，茅盾刻骨铭心。
正当武汉掀起声讨蒋介石的浪潮时，又传来夏斗寅叛变，通电联蒋反共，讨伐武汉政府的消息，给武汉带来一片恐慌，5月17日夏斗寅部队占领汀泗桥，叶挺部队奋起讨伐，击溃夏逆。待武汉稍为缓口气的时候，又传来长沙的“马日事变”，许克祥独立团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但长沙的消息真相很迟才传到武汉。茅盾等怒不可遏，连续写了四篇揭露长沙“马日事变”
的社论。使长沙“马日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革命的急风暴雨，使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间，发生急剧变化，敌乎友乎，友乎敌乎，杀声喊声，在这场很有希望很得人心的北伐革命中，搅成一片恐怖，许多充满幻想的革命青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产生惘然，许多革命偶像如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此时已被他们自己的表现击得粉碎，革命的现实告诉云集在武汉的共产党人，武汉不是久留之地。
6月底边，天气日渐炎热，夫人孔德沚已经怀上第三个孩子，而且快生产了。
于是，茅盾先把妻子送上去上海的英国轮船。自己则在7月8日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后，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辞去主笔。当天就和毛泽民一起转入“地下”，“失踪”在一个栈房里。隐蔽了半个月光景，茅盾和宋云彬等人奉命去九江，在九江与茅盾接头的是董必武。董必武告诉茅盾：
“你的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早上听说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铁路中间有一段被切断了，你现在先去买火车票，万一南昌去不了，你就回上海，我们也即将转移，你不必再来。”
茅盾领受中共的指令后，转身去火车站买票，果然去南昌的火车已停开。
无奈，正在车站徘徊时，又碰见许多熟人，都是要去南昌，又都无法去，于是有人建议，可以上牯岭后再翻山下去。茅盾只好决定绕道庐山，再去南昌。
此时，同乡宋云彬他们听说茅盾要上庐山，也要跟着去玩，茅盾不好明说，只好同意。
第二天，茅盾他们上庐山，住在庐山大旅社。放下行李，茅盾在牯岭大街碰见熟人夏曦，夏曦告诉茅盾，昨天翻山下去的路是通的，今天又不通了。
恽代英是走这条路去南昌的，郭沫若迟来一步，今天他下山回九江去了。茅盾请夏曦给想想办法。夏曦答应第二天让茅盾再去找他。
第二天，凉风习习，鸟鸣幽幽，茅盾再去找夏曦，夏告诉茅盾，现在去南昌没有办法，这地方不宜长住，你还是回去罢。茅盾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南昌之路，已经封锁。茅盾回到旅馆，准备下山。忽然，肚疼难熬，茅盾对庐山水土似乎有些不服，腹泻起来，岂料，一个晚上泻了七八次，泻得茅盾软瘫在旅馆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脚一下地，像踩在棉花堆里一样，摇晃起来。只好让茶房去买止泻药来服。而一同上山的宋云彬他们，玩完庐山以后，就先离茅盾而去上海了。
茅盾病在旅馆四五天以后，才知道南昌在八月一日发生了暴动，南昌已经由共产党领导的贺龙、叶挺部队控制了。这时，茅盾才知道党组织要他去南昌的目的；但他却因交通不通失去了时间。稍有力气后，茅盾挣扎着起床，在街上走动，忽然碰见在武汉认识的范志超。范志超把自己知道的南昌消息告诉茅盾，并说，山上有许多熟人，不要在外面跑。有消息由范到旅馆来告诉茅盾。
困在旅社的茅盾，十分孤寂，他拖着病体，翻译西班牙玛萨斯的中篇小说《他们的儿子》并写了几篇通讯打发日子，在12日那天，又写了自己第一首白话新诗《留别》，写就就寄给中央日报副刊。诗是这样写的：
云妹，半磅的红茶已经泡完，五百支的香烟已经吸完，四万字的小说已经译完，白玉霜、司丹康、利索尔、哇度尔、考尔辨、班度拉、硼酸粉、白棉花都已用完信封、信笺、稿纸，也都写完，矮克发也都拍完，暑季亦已快完，游兴是已消完，路也都走完，话也都说完，一切都完了、完了，可以走了！
此来别无所得，但只饮过半盏“琼浆”，看过几道飞瀑，走过几条乱山，但也深深的领受了幻灭的悲哀！
后会何时？
我如何敢说！
后会何处？
在春申江畔？
在西子湖边？
在天津桥畔？
这首诗是作者此时心情的真情流露。这样一边养病一边译书写作，一直养到8月中旬，茅盾才托范志超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坐日本轮船转道镇江回到上海，所有行李则托同船范志超带回上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茅盾经历了全部过程，给他留下的，是悲愤、迷惘、失望，大革命的场面和所有的热烈的革命参加者一样，茅盾绝没有想到，但今后革命的路该怎么走？从热烈中过来的茅盾也同样无法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