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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而言，儒家的服从、和谐、稳定和务实观念，加上孙中山的改革理想与“训政”主张，构成这位国民党领袖的威权手段和对人类进步的期许。
蒋不论在大陆台臺湾的期间，个人对中国统一的信念绝不动摇。虽然他和军阀妥协使国家不致四分五裂，虽然在试图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时，姑息日本人达6年之久，他却从来不曾正式放弃中国对任何领土的主权。他对中国应该要维持统一的坚定信念，或许正是1948年东北战败后，没有努力坚守华南半壁江山的原因之一。他反而选择退守台湾，在这里他终于能完全的独裁控制，维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追求他长期的梦想——以儒家及基督教价值为基础建立一个现代华人国家。
1928年底，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蒋形式上把中国一统旗帜，虽然政府实质命令只能及于少数省分。在“南京时期”，既无外国援助、外贸又不振，东北及其重大岁入来源皆被日本人抢走，他在经济、社会和民间生活上仍可达成相对亮丽的进展。此时，世界陷入经济萧条，日本人蚕食鲸吞的侵略节节进逼，加上还得与称兵作乱的军阀以及苏联撑腰的共产党持续作战。从1928年起，眼看与日本终究无法避免一战，蒋展开宏大的计划，以战略矿物支付德国，由德国协助打造一支现代化部队；计划往大西南大规模撤退；把许多兵工厂往长江上游搬迁；兴建滇缅公路；成功推行全国货币；禁止在沿海省分新建工业；将故宫博物院无价珍藏迁往四川；全力剿共，逼其残部走“长征”，流窜到离蒙古仅只数百英里的边区。
由于认识到往后数年，他在意识型态上的大敌、也是中共的大靠山——苏联，将是军援唯一可能的来源，蒋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已同意与中共联合抗日。明知毛泽东对国共合作完全口是心非，他信守承诺，甚至还对中共提供金钱资助。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苏联对华军援。
抗日战争终于爆发时，蒋在上海、长江流域投入精锐部队展开长期浴血抗战，头两年就折兵损将达百万人，但是它号召中国人民进行马拉松作战，取得西方国家道义支持，令日军伤亡惨重，只能占领中国1/4领土、管辖中国1/3人口。他和苏联交涉成功，获得数亿元的军事援助，包括一度有数百架军机由俄国人驾机、参与抗日。历四年之久，损失了八成以上工业生产能力和财税来源的自由中国，除了苏联援助，一直都独力与日本奋战。数千万难民涌入大后方，可是卡路里消耗量大致仍能维持和之前相同的水平，而且通货膨胀虽厉害但不可怕。
大战结束，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跻身世界五大强国之列，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蒋主政之下，他达成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终止中国百年之耻；除了外蒙古、香港、澳门和沙皇在东北之权利，他收复了前人失去的领土。难怪蒋在中国又成为全民拥戴的人物。关于中共和苏联战后的意图，他看得清清楚楚；和他来往的许多美国高级官员却错得离谱，可是大家都没有给予他公允的评价。
当然，蒋自己也做了许多错事。他对多党制的代议民主制度不仅只有三分钟热度，有时候行动还与他信奉的儒家精神、基督教诲，以及对真诚和道德的信念互相矛盾。他有几次批准的极端行动，已到可怕的无视道德甚至是堕落。例如1947年，他下令或批准二二八事件，1947至1948年把数十万大军送进东北遭歼灭，以及1949年撤守台湾后头几年的大规模执刑。这些行为在在违反人性，而且以蒋本身的目标来讲也没有必要。即使毛泽东在中国内部已经和平时也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入民，并不能改变（我们对蒋）此一评断。
蒋在日记或其他地方，从来没替自己这些极端行动辩解。如果被逼问，他或许会指说这是时代的不幸——针对世界文化走向的一场无情战争，血流成河，数百万人丧生、数亿人受苦，而套用他的话：中国文明存亡绝续系于此一大战。他曾经自称“战争之人”，暗示他肩负道德重担，和杜鲁门及邱吉尔下令轰炸广岛和德勒斯登（Dresden）的决定，并无两样。但是，当然他这些最无情的决定也帮助他掌握权位；对此，他可能会声称：他和其民主国家盟友一样，受民之托，必须竭尽所能，领导国家为生存和统一而奋斗。
在台湾的25年期间，蒋主持一个稳定、和平的微型中国，有机会建设国家；以经济和社会指标而言，他相当成功，替台湾的经济奇迹奠定基础——这份成绩在他撒手人环时，可谓功大于过。蒋过世之后30年，若他于地下有知，则必定大为折服今天台湾有最先进的、低费用的全民健保制度；媲美全球的第一流的教育体系；以及高科技经济的亮丽成绩。他一定很欣慰，一度贫穷的这个小岛于2007年外汇存底居全球第四位，以购买力均价为准，人均所得为30800美元——1960年仅为1200美元。
蒋在台湾的政治遗产则依然有高度争议。我们可以理解，他和他儿子不一样，在大多数本省人心目中仍然非常不孚人望。2007年，支持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于2000年经由民主选举上台）把全台湾200多座蒋介石铜像及雕像拆除。大部分的石雕像被支持者保住，包括一座骑在马背上的蒋总统雕像，都移到其慈湖暂暦之地附近一座公园。蒋家后人担心日后还有其他不敬的动作，同意未来将把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遗体归葬溪口老家——显然他们在当地会最受欢迎。2003年以105岁高龄去世的宋美龄，在遗嘱中亦要求，在适当时机将其遗体由纽约迁葬上海宋氏家族墓园，置于二姊庆龄之侧。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她要求葬于溪口她丈夫之侧。显然她的最爱是亲共产党的二姊①。
① 2008年，宋家亲戚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2008年3月，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大老党在台湾又告复起。原本独裁的、以外省人为主的国民党在一场大胜中赢回中华民国总统宝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获得本省人大多数的支持。以民主而言十分可喜的是，民进党接受败选的事实，确保台湾第二次政权和平转移。新任总统马英九是外省第二代，反映了台湾在族群融和上的进步。马英九显然是个温和的务实派，主张台湾继续自由，以及不受大陆干扰、自由行动，不过他也有隐约的“一个中国”观念。
我们不清楚蒋介石晚年是否和儿子有相同观念，认为全民民主同时是台湾长期生存，也是两蒋父子留给后人遗产的唯一希望。直到临终，他很可能都认为经国缓慢的民主改革只是要安抚本省人及美国的意见。即使如此，在他过世30年之后，他可能仍会佩服1980年代蒋经国领导的民主改革，导致台湾和平过渡到多数统治，也影响到大陆同一时期的民主运动——即使它并未成功。
他或许也会认为，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最能促“一个中国”理想的因素，就是两岸民间交流的热络，以及双方经济业已大大整合。2008年，台湾上万家企业在大陆的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这些台商有100万名台湾员工及眷属在对岸定居、工作。
蒋或许也会相信，最后中国统一的最佳希望系于大陆势必会出现的政治自由化，它们有一部分是受到台湾嘈杂却活泼的民主模式之鼓舞。老委员长曾经对魏德迈将军提到他的此一卓见；当时他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中国每个家中”——他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两岸①。
① Albert C。Wedemeyer Papers； a memorial tribute given at 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 April 16； 1975； box 1； folder 19；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California。 魏迈德也许在1960年代访问过台湾，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引用的像是蒋介石当时讲的话，而非1947年。魏迈德和蒋介石的确有通信，但是在哈佛收藏的信中没有找到引用的出处。
21世纪初始，若蒋于九泉之下回来略微看一看世界，他必定也会大吃一惊，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可以变成受人尊敬的国家，拥有核子武器和洲际飞弹，还有太空船绕月飞行；以第三世界水准而言家庭农业繁荣，有巨额外汇存底可支持美国挥霍花钱，甚且整体经济可望在30年之内追上美国。事实上能这样成功同时源自于中国过往的创业精神也有新的资本主义导向——虽然还是国家严重干预、管控的经济。蒋可能会认为，若无日本或苏联的干预，他早就可以击败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起飞也可提前20年起动，数百万中国人民也用不着丧生送命。
最重要的是，蒋一定欣见北京政权已经非正式、但清楚地证实他和孙中山的信念：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民情，或者根本就是不合人性。他也会特别高兴，为了解决后毛时期缺乏有力的伦理哲学、宗教或意识型态，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以民族主义和古老的儒家思想，来取代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两者皆是以回头汲取中国丰富的文化和伟大的历史，来界定国家的道德与伦理核心。所以，蒋肯定会将中国的新领导人视为现代儒家，和他一样致力于使中国成为治理良善、和谐、稳定和繁荣的社会，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强大、和平的角色。
他也会看到一个相当讽刺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贪渎程度和贫富差距非常高，可能高过他在大陆主政时期，当然更远远高过他在台湾当家时期。最后，他会看到尽管大陆经济兴盛、社会已有正面变化，邓小平、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之民权自由，远逊于他晚年台湾的水准。如此，这位老独裁者搞不好还认为新中国在政治领域的紧缩封闭是有点过头了。
蒋如果看到现代中国在紧密控制下缓慢扩张、城市高楼林立，加上其他的现代化成就，他可能认为他长期规划、看起来梦幻的“反攻”大业已经成功了，他的继承人已经光复大陆了。“斗争”已经落幕——至少在此一世纪是如此。推动现代中国在21世纪前进的，是蒋介石的主张、不是毛泽东的观点。
译后记
做为国家领导人，蒋介石一生事业可分为大陆时期和台湾时期两个阶段。
如果成王败寇是历史铁律，蒋氏在第一阶段恐怕一直撕不掉一般史家给他贴上的标签——失去大陆的人。而在许多台湾人心目中，他更是二二八事件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本书作者陶涵提供我们另一个视角去看待蒋介石。蒋是在今人难以想像的艰困条件下，要对付军阀、完成统一；要内抗共党、外御日本。漫长的抗战，初期仰赖苏联援助，后期则仰承史迪威鼻息而勉强顶住大局。前人批判国民政府贪腐、蒋抗日不力，称颂中共清廉、爱国。陶涵的描绘提供另一面镜子。
这本书的特色是参考蒋氏家族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经过整理的蒋氏日记，透视蒋以弱事强、忍辱负重的经过。陶涵对蒋氏的同情穿透700百多页的篇幅。
在这本书译写过程中，译者只能说是进行粗胚工作，感谢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维开细心审订、还原引据出处，才得以呈现宝贵史料。时报出版公司总编辑林馨琴、主编庄瑞琳与编辑叶品岑、企划沈小西付出的大量心力，以及陈怡华、梁正杰的共同协力，更是中文版的幕后英雄。当然，中文版如有缺陷，应由我独负其责。
最后还要感谢东海大学吕芳上教授的导读，为本书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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