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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万美元①。但是,即使有此奥援,共军士兵逃亡者日益增加——悄悄溜过封锁线——对中共红军而言,前景越来越黯淡。
① 11月18日,共产国际说它将分批汇钱,每5万美元为一批。RGASPI; cooection 514; inventory 1; file 759; sheet 105;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54; sheet 69;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36; sheet 263; and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84; file 54; sheet 57。
和毛泽东不同,蒋介石根本没有外国的军事或经济援助,还得自掏腰包向德国买武器和支付训练。但是此时他相信他统一中国的整体战略是有效的:他可以暂时姑息日本,同时打造兵力扑灭外国支援的共产党。
普鲁士的典范令蒋介石大感兴趣,在他听说希特勒这号人物之前,就已透过阅读以及实事求是的德国顾问晓得,德国重纪律、守秩序。他特别敬佩德国,日本、土耳其近年提振其“国民精神”的做法。在送蒋纬国赴慕尼黑军事学院就读之前,他告诉养子:“德国是唯一一个国家,我们可以从它学到东西。它可以给我们基础,进而发展出我们自己的坚实风格。”①
① William C。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47; 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但是,钟情德国的成就并不就是要全盘抄袭纳粹主义。蒋和日本人不一样,没有兴趣复制纳粹思想的主要面向,如种族优越论、领土扩张和征服世界。他的日记中从来没提过、更不会有欢迎字句记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任何里程碑事迹,如希特勒出任总理、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德国成为一党专政国家,或是希特勒被封为国家元首。无论就目标和手段而言,蒋都不是法西斯分子。
1930年代,一个半秘密的政治势力——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的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扮演短暂但声名狼籍的角色。许多作家也以蒋支持这个组织做为他具有法西斯倾向的证明。蓝衣社和纳粹党的冲锋队,以及意大利的对应组织一样,源自于一小群全力效忠国家主义及最高领袖、具理想主义却又颇有挫折感的军官。和他们的日本法西斯和中国共产党敌人一样,这群人的狂热使他们以为,其目的能为其极端手段(包括暗杀)提供合理根据。但是,“褐衫队”(Brown Shirt)人数高达200万人,担任希特勒的私人部队;蓝衣社门户森严,1938年解散时,成员只有300人左右。附属于它的群众组织,人数或许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没被派上街头担任冲锋队①。
① Joseph J。Heinlein Jr。; 〃Polit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 Ph。D。thesi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3; pp。303…312。
蓝衣社的任务是在全国各级学校灌输军事纪律和爱国精神,包括效忠“领袖”。种族主义和征服野心不是他们要教的科目。有些蓝衣社成员力主正式宣告蒋介石为绝对领袖,但并未成功。尽管蒋时常自我批评检讨,他的确十分自大,但是在他的演讲或日记里从来没有迹象显示,他同意自己被像法西斯或共产党领导人那样崇拜。他不准外人替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陆的近身文职幕僚依然称呼他“委员长”,不是充满敬意的“领袖”;到了台湾,他只被简单地称为“先生”或“总统”①。
① 2003年4月和10月,访问了多位蒋氏的助理和秘书,有些人自大陆时期就追随他。他的黄埔学生称他为“校长”,军人称他为“先生”或“总司令”。
据传蒋在1932年曾经有一次被广泛引用的“秘密演讲”,歌颂外国“法西斯”并宣称中国“必须建立独裁”,言外之意,就是建立法西斯领导。据说这段话是引述一卷1930年代日本政府文书“特辑”当中的说法,这些材料辑录蓝衣社的种种反日活动,以及针对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地下工作①。这些话很可能是印刷、发行这本特辑的日本宣传机构所编造的。然而,有些知名学者还是引述这些字句,以证明蒋对法西斯主义的向往。
① Lloyd E。Eastman(易劳逸),〃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 China Quarterly (January…March 1972): 1…31。 据说这份材料出现在“东洋文库”上。同一段引述文字也列出由岩井英一执笔的一份日本外务省文件。我们不禁忖想岩井的资料来源会不会也是此一“特辑”。值得重视的是,易劳逸教授15年后发表一篇评论文章——〃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A Review Article;〃 Republican China 13; no。1 (November 1987)——指出新材料已经更正他原先对此一主题的若干观点,他也没再重新提所谓蒋当年有此一说法。
另一个可能不实的说法,指蒋曾说过“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是因为”两国恢复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国革命要成功,“我们必须打造党的独裁”。这一可疑的引用中,蒋也在赞扬了日、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之后,接着强调中国必须振兴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①。这些可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国共产党所想要恢复的精神美德。
① Wilbur Burt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Asia (May 1936): 309。 我在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材料来核对柏顿(Burton)自身的引述。我们有理由合理的怀疑。柏顿的引句又被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教授引用,纳入〃A Revisionist View of the Naking Decade: Confucian Fascism;〃 in Re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ed。 Frederick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41。
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独裁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于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
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蒋必须忍受报界和政治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最初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国民党的贪渎、派系斗争和一事无成。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找到他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毛泽东阵营的忠贞干部。蒋直到1932年1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接连好几个月他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7月,他已经在抱怨蓝衣社的“不成熟”,并于致函《大公报》时问道:“如果我要模仿所谓的意大利法西斯……我和共产党有何差别?”到了1934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①。
① 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pp。34…35;40。
和共产党地区不同,在国民党辖区要对报章杂志实施新闻检查,并不一定十拿九稳。想在外国租界或条约口岸査封中文报刊杂志,更是十分困难。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生活》週刊,它不断抨击蒋姑息日本,在1933年遭到査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1935年7月停刊,然后事隔数月又改名(刊名中还是有生活)继续出刊。其他批评政府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辖区都可买得到①。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共秘密利用莫斯科的钱资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统治下东北某不知名城市的报纸②。
① 2004年10月16日,许倬云在台北受访。
② 中共中央1930年10月20日自上海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9; file 117; sheets 35…37a。
反政府的评论也继续由军阀控制地区的媒体流出来,例如云南的《观察日报》。中国的小报同样也难以管束。这些小报固然专注于歌伎名伶的社交绯闻和新闻动态,偶尔也报导国民党贪渎失政的新闻——有真有假。更不受管制的是传单,其中充满着各式各样政治言论①。在大部分城市里,中国读者从来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蒋的材料;在共产党地区则绝对见不到反共产党的作品。两者天差地别。
① 2004年6月10日,许倬云的电子邮件。
由蓝衣社扶植的中国学生运动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这个名词使多数读者联想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恶劣、具攻击性的态度①。蓝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如此。他们喜欢夸称透过恫吓,他们对压制1933至1934年的反蒋、反政府民众(主要是学生)示威运动做出贡献。其实,他们的每项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和非正式印刷品,不断出现对蒋、对蓝衣社的抗议和猛烈批评②。
① Wakeman(魏斐德),〃Revisionist View;〃 p。149。
② Kirby(柯伟林),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176。
暗杀是蓝衣社最声名狼藉的行为。有两个著名的被害人是军阀将领,其中一人有和日本人往来交涉的嫌疑,还有两人是天津的亲日报人。反映出蓝衣社强烈反日的心态元素。该社的一份出版品声称1933年春天,它在武汉杀了40名勾结日本人的“叛徒”①。非亲日、但批蒋不遗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蓝衣社毒手的;中国保护人权联盟两名会员遇害,一是联盟副主席杨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负责人史量才②。蒋有可能并没下令干掉这些人,蒋的情报头子戴笠或许未请示老板就自作主张(这样蒋就可否认涉及)。不论如何,报界把这些帐统统记在蓝衣社和蒋本人头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蒋即使事先不知情,事后他也没在日记中表示对此的关心,也没提到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以免恶名昭著。
① Eastman(易劳逸),〃Rise and Fall of the Blue Shirts;〃 pp。31…32。
② Frederick Wakeman Jr。(魏斐德),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27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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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头子戴笠
除了这些个案,某些历史学家指控蓝衣社涉及多起杀人最戏剧化的证据,是《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3年7月19日刊出的一份“神祕文件”。据说,这份文件由“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组织’”发出,文件列出55位出现在“暗杀对象名单”上的“中国领导人”。伊罗生的杂誌《中国论坛》(China 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①。伊罗生不是中立无偏见的,他公开表态亲共,日后成为托洛斯基派,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祕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的②。最合逻辑的假设是,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的宣传机构制造出来的。
① 同上注,p。177。
② 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显示,共产国际至少有一次秘密付给伊罗生的刊物500美元,见1932年4月19日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备忘录,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4; file 182; sheets 8…9; and collection 514; inventory 1; file 707; sheets 56…59; 63…66。
据说,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搞绑架,有人指责他们“大规模”地干这些勾当。据说大部分受害人是“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因此无法估计人数。两个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派帮派刺客王亚樵。1933年初加入中共的丁玲,其实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给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绑架。她获得假释在南京住了3年后逃跑——以激烈的异议分子而言,这对待算不上严苟①。至于王亚樵则是被判刑十年。
①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vol。3; p。274。
蒋有能力下令干出数以百计的暗杀和绑架,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攸关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国的生存的话,而他或许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证据并不明确。发生的杀人事件数量还不足以减少中国各大城市里,对蒋及其政府的公开批评,更谈不上终结批评了;这点倒是毫无疑问。亲共作家茅盾和鲁迅持续发表文学作品,痛骂国民党的残暴、贪腐,以及蒋介石的对日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