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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支援武器。史迪威还没到任就瞧不起蒋介石；陈纳德却尊敬蒋，而且把蒋夫人当作他的“公主”。他和史迪威无可避免地成了敌人。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p。3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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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夫妇和陈纳德
应威尔基的要求，陈纳德给他一封信，陈述他将如何结合中国空军，赢得中国乃至太平洋战争的策略。整个策略出奇的容易，只需要105架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12架重型轰炸机，每月替换率约二至三成。回到华府，威尔基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和战争部（War Department），在部里引发“大骚动”，导致史、陈两人对中国战区主战略之争闹上台面——陆权派对决空权派①。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35…339；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16。
马歇尔认为陈纳德的方案是胡来。他给史迪威一封私函，表明一定支持他，但也温和地建议史“应该学会比常人更有耐心、更懂宽容”①。史汀生也请宋子文告诉蒋，“辣椒（史迪威）比糖蜜（陈纳德）更有需要”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39…340。
② 同上注。
二
温文儒雅、讨人喜欢的周恩来，在重庆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圈子当中是颇受欢迎的人物，许多人接受他所描绘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为他们是良性的改革派政党，甚至还是民主的政党。周恩来经常出入美国大使馆，提供他对事件的看法，宣传他主张有助于战后中国民主、和平、友善的政策。他的影响力相当大，特别是在史迪威的幕僚群当中①。戴维思（John Parton Davies）是个年轻的外交官，在史迪威底下担任高级政治顾问，他形容中共是“农村民主派”。另一位重要官员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则认为中共的宣传是“单纯的民主”——“在形式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俄国味”②。拥这些是聪明、爱国，相当投入的美国人，他们把抗日及早成功视为最高优先，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有助抗日，最好不过。
① FRUS（1942）： China； pp。99…102； FRUS（1943）： China； pp。193…199。
② John Stewart Service； Lost Chance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169。
他们看待中国政治非黑即白，不知其中细微精妙，在今天看来十分奇怪，但却是当时的时代产物。美国军界和外交界老一派的中国通，以及在华美国记者，钦佩中国人民的文化和历史。他们看着周围的悲惨、贪渎和贫富悬殊，心生不忍；这些情况在中国已存在好几个世代，不过战事让它更形加剧，然而华人社会表露出来的既自在又律己的特质，在重庆还保留了某些部分。共产党的边区直到1944年中期，仍罕被西方人看到，它不是已有数百年历史、拥挤不堪的城市，而是位在乡村地区由军事基地打造起来的社区——严格管制、秩序井然、观点同质性很高的社区。美国人抢读以英雄与恶棍之别来解释国共差异的各种书籍。我们曾经提到伊罗生那本颇有影响力的早期作品《中国革命的悲剧》，此书出版于1938年，由当时流亡在国外的托洛斯基写了一篇长序。那时候，伊罗生本身是托派，但是在西方世界，他的书多年来被誉为讨论1927年国共分裂，以及蒋介石早年事业的最佳著作。另一位法国作家马勒侯，写了一本以1927年国民党血腥清共的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人的命运》。两位作者都把蒋介石和宋氏家族描写成无可救赎、毫无国家意识和原则的人。或许最有影响力的应推史诺那本《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史诺在书中正面地形容蒋在西安事变之后的行动。《西行漫记》是本重要、迷人的书，但基本上它是对毛泽东不加批评的一本传记，也是以毛泽东及其同僚的角度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以及国共斗争史①。
① Harold Isaacs（伊罗生），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3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Edgar Snow（史诺），Red Star over China （1938；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4）。 Graham Peck； Two Kinds of Tim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也是重要的作品。
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死斗，以及苏联英勇抗德，全都助长时代精神，使得具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倾心相信，鼓吹没有剥削或贫穷的人人平等运动。此外，派驻重庆和美国人打交道的一小撮中共官员，如周恩来等人，不仅本身是理想主义者，也很擅长以亲切、讨喜的方法掩饰中共的意图。【55电子书网】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Www。Txt55】
在西方人的观点里，国民党有个特质就是越来越贪腐。蒋打从掌权领导之初，私底下就一直烦恼贪污的问题，在大小会议中都抨击这个现象。军事院校以及庐山的高级军官讲习班都强调清廉，多年下来蒋也枪决了若干贪官污吏。有些将官，如陈诚，被普遍认为“清廉”，即使共产党也同意。可是，中央军的多数高阶将领，甚至许多最优秀的将领，大概多多少少都利用职权涉及不道德或不法的滥用公款。其他军官当然尽其所能地有样学样。至于大小军阀及其部属如何用钱，就更加无从限制或查核了。抗战期间，通货膨胀肆虐，军人的薪饷全都下降，加上新进官兵品质和教育水平也下降，明显的后果就是大家都搞贪污。
蒋本人继续试图建立榜样。他过的是非常舒适和安全的生活，官邸里仆从、卫士环绕，可是在这个保护罩里，他的生活方式一直很俭朴。他希望国民党的文武百官内外均秉持高职业标准、高个人道德，不过我们也已看到，在中国大陆蒋从来未能有效实行这样基本的改革，集中管理军饷即为一例。他认为贪腐问题最好等恢复安定、统一，再以根本方式一次解决。对蒋来说，忠诚是其部属最重要的美德，也就是说他认为诚意、可靠和坚定，是“这些价值确立了人际关系层次网络的断定”①。这个价值的次第不仅有助于保持他的权力，而且导致对贪腐、无能的容忍。不过蒋认为，这是维持军队团结，保持实力最重要的根本，唯有如此，才能在战争里求生存，并终至重回为一个伟大的主权国家。
① Lucian W。Pye（白鲁恂），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p。15。
同时，经济问题越来越严峻。孔祥熙报告：1942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35％；这是从前一年的173％，再往上暴升。蒋不用问为什么物价一再攀高，因为主要的问题就是军费屡创新高。国军部队伤亡极为惨重，已从1937年的227万人，折损到1938年底只剩100万人！重庆政府在1940年开始扩大部队规模。美国大批军、民职人员来到自由中国作业，到了1942年底也替中国经济注入数千万元法币，他们以美元向中国政府购入法币，这一来刺激到印钞机也带动物价，并加速黑市汇率的扬升。此外，滇缅公路在1940年春天封闭、日军增加对自由中国工业设施的轰炸，都使得原本已稀少的日常消费用品，如纺织、布料、厨房用具等的供应益发困难，变得更加昂贵①。
① Art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286…298。
1941年秋天，为了对付预算赤字和部队、城市的粮食需求，政府宣布土地税由中央征收，并规定将以实物缴纳，也就是以谷物缴税。这项变动使重庆必须设立组织复杂的谷物管理机关，好向数百万农家以实物征税。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占自由中国的八、九成以上——除了儿子被征兵入伍外，跟中央政府根本罕有往来①。而今蒋下令中央政府组织一群“清廉的公务员”，从普遍风评不佳的地方税吏手中接管收税工作。他认为藉由降低弊端会改善农民的福祉，以及对政府的态度。这项计划成功地收到大量的谷物，虽然运送过程有时难免被人摸走或腐坏，它们大多能安全抵达城市、部队和难民营。就组织而论，这又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可是，就政治而论，蒋付出的代价恐怕太大。虽然没有什么好方法能査证一些指控，不过有传闻表示，很多时候中央的谷物收缴官员成了“旧日勒索成性税务员的掩护”，这恐怕也不假②。
① Robert A Kapp（柯白），〃The Kuomintang and Rural Chin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in F。Gilbert Chan； ed。；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1927…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0）； p。169。
② 同上注。
尽管问题十分严峻，自由中国（以及共产中国）的人民依然勉可糊口，与过去差异不大。根据驻重庆的美国财务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的观察，中国民众在这段期间甚至还“对货币维持相当大程度的信心”①。过去几世纪以来，天灾人祸定期给一部分中国人口带来悲剧。自从1937年以来，在任何时候似乎都有村庄莫名其妙陷入战火，或因日军的报复行动被摧毁。然而这广大土地上的多数人还是躲过了直接袭来的活动，即使遇到其他的麻烦，也往往可靠着家庭、宗族和村社给予协助，熬过难关。
①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pp。263； 299…308； 348…349；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173。
批评和抱怨固然随处可闻，不过大部分中国人继续展现他们传统的积极人生观。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就是中国人与若干邻国人民截然不同的特质。史迪威1942年12月写给太太的家书便做了有趣的比较：“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感到震惊。在印度，当地人垂头丧气、骨瘦如柴、病怏怏、面无笑容、冷漠。在中国，人们抬头挺胸、正面、愉快、笑呵呵地开玩笑、吃得好、比较乾净、独立、干活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印度是无可救药了！”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79。
11月，蒋告诉史迪威，中国15个师已准备好可在1943年春天发动攻势、光复缅甸。他也答应再空运国军一个师到印度，使当地的X部队达到三个师的兵力①。史迪威飞往印度，通知还是缅甸盟军总司令的魏菲尔，“假设委员长要求的盟军海、空优势，在孟加拉湾能够实现”，预备要发动攻势了②。但是，英国人对进攻缅甸却一点也不热衷。魏菲尔和蒋介石一样，强调盟国“不能冒在缅甸二次失利的风险”。同时，美国战争部通知蒋，却讲了和罗斯福上个月承诺要给飞机和其他援助完全相反的讯息，表示由于其他“紧急需求”，蒋不必期待会有其他重大新援助到来。史迪威和蒋都气坏了。史迪威气冲冲地向战争部抱怨：如果这就是美国的态度，“那么说服蒋投入缅甸战役将极其困难”③。他写信给太太说：“我和花生米坐在同一艘救生艇上，只剩下一个三明治，而救援船只却掉头驶离现场。他们太忙了，没空管我们这些小鱼。”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3； 1942； box 42； folder 16。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1…132。
③ 同上注，p。245。
④ Stilwell； Papers； p。245。
然而史迪威冷静下来后，采纳了魏菲尔只在缅北作战的计划。他原本反对此一计划，但现在觉得总比没有好。魏菲尔的目标和蒋在1942年初访问印度时提议的方案雷同——打造一条从印度雷多（Ledo）通往缅甸密支那的公路，再从密支那联到滇缅公路的起点腊戍。罗斯福批准联合参谋本部（Joint Chiefs）的建议，让史调配充足的补给和器材以攻占目标地区，并在北方打造此联通道路。12月2日，蒋致函罗斯福痛批英国竟然从反攻缅甸战役的承诺中退缩。他说，英国承诺今年会投入的8艘战斗舰、3艘航空母舰、英印军7师，现已减缩到没有任何主力舰、只有3个步兵师——而且这些兵力仅可用于在缅甸北部和靠海的阿恰布（Akyab）战事中。蒋要求罗斯福促请英国兑现承诺，以便夺回仰光、打开通往腊戍的缅甸铁路和旧有的滇缅公路。他再次明确宣布中国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