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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上注，p。14；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53。
② FRUS（1945…1953）； vol。 7： The Far East： China； pp。767…769。
③ White Paper； pp。606； 608； Feis； China Tangle； p。420。 范宣徳此时是远东事务局局长（Feis； China Tangle； p。351），大约同一时间，艾奇逊出任副国务卿，因而在国务卿贝尔纳斯经常出外时代理国务卿职务。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18； 1945； box 44； fold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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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出席庆祝世界胜利日酒会，吴国桢在旁翻译
12月16日，蒋飞到北平；这是1930年代初期以来他第一次来到故都。当时仍是个小男孩的一位华裔美国人，记得2个月前政府军抵达北平时，又抢又奸。即令如此，委员长座车开进紫禁城前大广场时，仍有十万名青年夹道热烈欢迎，使他相当兴奋。他向青年们演讲，声称过去“形同一盘散沙，招致敌人之侵略。今后要完成建国大业，则我全国同胞须集中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相亲相爱，团结一致，互助合作，奋斗到底，乃克达成吾人之目的。”①
① 同上注。
演讲完毕，数千人蜂拥向前，想碰他的衣服或瞻仰他的威仪。保镖花了半小时才让他安全上车、离开。委员长一再向安全人员说：“没事，没事。”委员长的巨幅肖像立即在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上方悬掛起来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5年12月19日，p。2740；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159。
接下来，蒋飞往南京，从飞机上可以看到中山陵，他一定想起1937年和宋美龄仓皇辞庙、南京遭遇屠杀、破坏那一幕。他心头五味杂陈。他感谢“天父”庇佑，有此“光荣胜利”。从机场出来，他正襟危坐在敞篷轿车后座，沿途只见民众欢欣鼓舞，泪水不禁浮上眼眶。回到军校校园里的旧寓所，他拿起毛笔，把官邸里的礼拜堂题为凯歌堂①。
① 同上注。
中国未沦陷的地区在最高点的时候有大约3千万难民。数百万长期难民大多是城市居民，是中、高阶政府公务员或党工干部，在重庆、昆明等自由地区苦撑待变。数十万军官及其眷属则住在乡下，经常搬迁，从来不知明天又会是什么光景。绝大多数人节衣缩食，熬过日机轰炸、疫病和粮食短缺①。当他们回到南京、上海和数百个1937年前他们工作、生活的市镇时，满心的胜利之情，觉得苦尽甘来，要出头天了。
① 根据作者与近百名国民党人士的对话，这些人都经历抗战期间流亡生活。
1亿5千万人则无法追随政府到后方自由地区，有些人与日本人或傀儡政府合作，发国难财；少许人暗中抗日，大多数则逆来顺受，以最低程度的合作苟且性命于乱世。可是，在许多流亡到后方的人心目中，这些留下来的读书人、专业人士和富人身上似乎有污点，所以他们期待自己会受到优惠待遇。委员长指派许多国民党将领为各省市首长，大部分的新官根本不是当地成长的本乡子弟。派外地人任官主政是中国的传统做法，但是在战后的环境中，这么做不仅没有扼抑裙带之风和贪渎陋习，反而助长其势。最立即的伤害是，蒋竟然派南方人出任东北各省省主席。
周恩来的特务和蒋介石的许多敌人夸大或编造战后许多贪渎案件，但仍有不少事件是确有其事。新近得以自由发挥的媒体，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上海、天津、昆明、广州、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报纸一夕之间恢复报导活力，动輒以社论抨击政府各项弊端。
蒋介石身边某些亲信，如蒋经国、陈立夫、陈诚和张群等人，并不贪污，也向他报告社会上蔓延开来的贪渎风气。离日本投降仅只2个月，蒋就召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新任命的高级官员入京训话，责备国民党接收官员胡作妄为①。但是，蒋虽然斥责官员贪渎，要求采取制止行动，他却认为这些问题有如通货膨胀，仍属次要问题——他认为此风不可长，但仍未“猖獗”②。此外，认真矫正高级官员的窃占问题，恐怕会产生复杂的政治问题；因此，蒋认为这个改革还可以继续搁置一段时候，等到真正的政治团结达成之后再来处理也不迟。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6； 1945； box 44； folder 11。
② John Robinson Beal； Marshall in China （Toronto： Doubleday Canada； 1970）； p。114。
同时，中共并没进入城市或接收可能自肥的大型官僚和企业机构。中共干部生活在困苦环境，随时可能被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剿灭；抗战胜利之后，他们没敢预期过去的牺牲会得到回报，而是预料前途多艰、更要牺牲。
当重庆政府订定即将毫无价值的伪政府货币可兑换正式“法币”的汇率时，那些沦陷区的人民怨气更是冲天。9月间，重庆一块钱法币可兑换伪政府法币30元。由于过去一年多日本败象已现，黑市汇率一路攀升，已经到了1比200的地步。重庆政府此时通过正式兑换率与黑市兑换率相等，造成民间盛传政府侵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之资产①。例如，《大公报》社论声称，老百姓一觉醒来，发觉“绝大多数人倾家荡产……几辈子积攒的财富一眨眼就转到握有金圆和国民政府大洋的人手中。”②
① Arrt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174； 182。
②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313。
后来的学者引用《大公报》的说法指称，在沦陷区“多数”中国人——意即1亿5千万人的大多数——由于货币贬值，一夕之间倾家荡产①。但是，认真检验之后，就知道这个指控不能成立。譬如，黑市兑换率一向迅速反应出市场价位。最重要的是，两种货币的兑换率不会影响土地、房屋、珠宝或黄金、白银的价值——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这些传统的方法保存其财富。以伪政府法币为计价基准欠债的人，实际上还因为它币值大跌而受惠呢！②过去一年多来，沦陷区人民早已预料日本迟早要败，通货膨胀和伪币黑市汇率早已腾升，现在会受害的是极少数不知在抗战胜利前减少持有伪币的人。
① 同上注。
② William C。Kirby（柯伟林），〃The Chinese War Economy；〃 in James C。Hsiung（熊玠）and Steven I。Levine； China's Bitter Vic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2）； p。204。
魏德迈和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饶伯森（Walter Robertson）于12月18日亲赴上海国际机场迎接马歇尔，陪他到华懋饭店。到了饭店，马歇尔把杜鲁门总统给他的训令拿给魏德迈看。魏德迈看完后表示，国民政府依然握住大部分的权力，决不会放弃它们；而共产党同样决心在苏联援助下夺取所有的权力。他认为国共之间的和平“遥不可及”。马歇尔却动怒，声称他决心完成任务，魏德迈必须帮他。当天夜里的私人晚餐中，他仍然感到相当不痛快。魏德迈显然受到影响，此后似乎再也没有对马歇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坦率表示个人观察心得。虽然没有好的开始，马、魏两人在接下来几个月倒是愈来愈亲近①。
① Wedemeyer； Reports； p。363。
陈立夫曾经建议委员长，不要接受马歇尔的和平调处，因为它极可能失败；一旦失败，美国人会责怪蒋政府、不会责怪共产党①。但是蒋没有接受陈立夫的建议。美国继续提供十分重要的经济、军事援助，包括运送部队；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承诺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甚且，杜鲁门总统12月15日的公开声明已深获蒋心，认为马歇尔的调处一开始就方向正确。
①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p。184； 185。
马歇尔到达上海的次日就飞往南京。政府首都和委员长官邸仍在重庆，但是蒋介石和夫人在旧陆军总部营区有个两层楼的小砖房，他们在此接待马歇尔。（抗战胜利后，蒋的助理曾经建议他接收汪精卫像宫殿般的寓邸，但是他不肯。）马歇尔身穿军服、持手杖、并着有皮领的英式风衣，来到蒋的办公室。蒋伸出手，觉得马帅握手跟他一样，很轻柔①。他们俩为了史迪威，意见相左；但是他们有共同的脾气，可以搁置过去的冲突和恶感。蒋认为马歇尔是个自傲的职业军人、重视荣誉、“优秀的基督徒绅士”，或许他也可以像对付华府过去多年派来的许多特使一样，把马歇尔争取过来。
① 我个人曾经在酒会中和蒋轻轻握过手。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官员麦尔比（John F。Melby）也说过他很“震惊”这位著名的将领握手很轻。他还说，马歇尔的眼神“不和对方接触”，和委员长坚定的注视大不相同。见John F。Melby； The Mandate of Heave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8）； p。55。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125。
马歇尔和蒋介石两人都很内向、矜持、拘谨，换句话说是呆板。马歇尔初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时，罗斯福喊他名字“乔治”，马立刻建议总统彼此还是以官衔互称比较好。委员长一定也有同感。两人都没有太大幽默感，他们重视纪律、责任、爱国和荣誉，或者蒋所称的“真诚”。魏德迈就说，不论是出差参加国际会议、从梅耶堡军营徒步到五角大厦，或是以杜鲁门总统特使身分到中国，总是“有些什么神秘、看不见却又总是存在的力量，让马歇尔跌入深深的思索”①。无独有偶的，不管是在战区营帐外沉思，盯着雾锁的长江，或者凝视他掛在紫禁城门上的新肖像，蒋似乎有点疏离，好像他正专注于某种不可解却又强大的命运。
① Wedemeyer； Reports； p。382。
马歇尔第一次和蒋对话时表示，杜鲁门“明白要达成成功的谈判，极为困难”，总统和他本人也都明白问题要解决，牵涉到共军部队及它们拒绝交出或放弃自主权。对蒋而言，这又是异常重要，再次听到马歇尔重申杜鲁门对这个主题的声明①。
① FRUS（1945…1953）； vol。7： The Far East： China； pp。795…797。 马歇尔也说，如果共产党不肯妥协，“将失去美国人的同情。”见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400。
蒋在回答时却令人意外地对国共和谈十分乐观，告诉这位新特使，已经出现“进展迹象”：尤其是中共一向在各种政策上对苏联唯命是从，而斯大林最近似乎也一改原先“不友善的态度”①。马歇尔受到和蒋第一次会谈的鼓舞，飞往重庆，下榻于临时官邸怡园。次日，他和幕僚见到态度轻松、风度翩翩、世故而又谦虚的周恩来。周一如往常，立刻与这群美国人打成一片。周猛灌老美迷汤，表示中国应向美国学习民主、农业改革和工业化，马歇尔的报告对这套说词毫无怀疑之意。多年之后他对一位访谈者表示：“所谓共产主义的热情这种事情，我真的了解得很粗略，直到我战后到了那儿。”②当天夜里，蒋介石夫妇替这位新使办了盛大的生日宴。这又是一个好的开端。
① FRUS（1945…1953）； vol。7： The Far East： China； pp。797； 804；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lett Marshall； p。400。
② Forrest C。Pogue； George Marshall： Ordeal and Hope （New York： Viking； 1966）； p。367。
蒋夫人于是年9月回国，距她赴美已有15个月。留美期间，她几乎完全脱离聚光灯，住在长岛孔家宅邸深居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