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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些日子，周尚明通知他，到春熙路孙中山的铜像（现在仍矗立着）附近的一个茶馆来鹤楼会见刘愿庵，周也在场。刘是党的川西特委负责人之一。他在一个报馆写社论，报馆也在这条繁华马路上。
刘中等个子，胖胖乎乎的。听杨子青谈了安县社会情况后，告诉他当前的任务是，要积极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以抵制右派的力量。然后，便以国民党川西特派员的名义，委派他去故乡筹备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这是他最早接受的一次政治使命。
他后来还见过刘愿庵两面。刘在国民党背叛后，负责恢复党组织，不幸被捕，于重庆较场坝遭杀害。赴刑场时，用凉轿抬着，由一个手枪连押阵。下坡路滑，轿夫跌倒，把他甩下来。他爬起来忙把轿夫扶了，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该怪刘湘，不然我怎会要你们抬起走呢！”几分钟后便就义了。他对这个人牺牲的故事一直记得很牢，讲起来总会流露出敬佩之情。①他不会忘记，当年他回安县所持的委任书，便是刘愿庵亲自交给他的。
安县这时上层的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军阀的勾结还没有完成，绅士阶层里的分化已很明显。县里的三个劣绅，人称“三个瞎子”的林华卿（县团防总局局长）、罗伯卿（城关团防局长）、萧北垣（县参议员），都是近视眼，争起权力来眼睛却睁得老大。他们与郑慕周有矛盾。1927年初，驻防安县，江油、彰明、北川一带的董长安旅部（属田颂尧之下孙德操师），任命安县知县②仁寿人夏正寅。此公社会关系独特，他的弟弟（留法学生夏仲寅）和几个子女都是共产党人，本人思想进步。他又是董长安的异父同母兄弟，后台有利。夏到任后，便对几个劣绅的横行不法表露不满。林华卿去求见夏，碰过钉子，要他“堂见”。这就增加了安县形势的微妙性。
杨子青回县，抓住这个时机，利用夏正寅与舅父的良好关系，马上去拜会他。夏一口答应支持，经过县行政会议议决，立刻在城医拨了栋房子，给了一笔经费，又物色了一名姓李的办事员，一名姓胡的公务员，很快就推出了县党部筹备处的牌子。
这件事办得顺利。筹备处周围聚拢了县里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教员如史鸿仪、赵槐轩、李爽亭、曾学渊、王行之、刘际唐，还有去上海求学未成的谢荣华。一伙人在场集天上街宣传，向市民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揭露县里魏道三等人宣扬的国民党右派观点，及他们与外国教士的勾搭关系。不过仅仅是造些舆论。
斗争的焦点，暂时集中在县团务干部学校。这个学校本是为驻防军培养下级干部的，1927年初开办，校址在城北城隍庙。它不收学费，除绅士们保荐的袍哥子弟外，一百多学员中大部分是贫苦青年投奔来谋生路的。夏正寅推举了本地“工专”出身的刘炳（景星）筹备。杨子青与刘在1926年冬相识，还谈得来。刘一任校长，便来邀他作政治教官。他意识到这是发展组织、掌握武装的好机会，即写信给周尚明，请派得力干部参与。上级果然重视，刘愿庵便派了高凌来任专职的政治教官，他也在学校兼课。
高凌相当精干，凡事极有主张。他来后，杨子青觉得在安县有了依靠，大事情都与他商量。团务干校有了高凌，进步倾向很快显示出来。学员的帽徽本来是赤黄蓝白黑五色组成的五角星，被认为是军阀标志，换成了橙黄色的三角形。军训和理论课程也都步入正规。这个学校的变化立即遭到城里劣绅们的反对。只是由于有夏正寅在，斗争尚没有表面化。当时，川西北的军阀，没有立即跟上“三·三一”惨案、“四·一二”政变的步伐，通过夏正寅，还在要求左派人士去中坝（江油）帮助筹备董长安司令部的政治部。夏正寅找到他和高凌，后经请示，组织上派张秋高、姚自若等党员前去。这期间，郑慕周热心地扩充汶江小学，捐资创办县图书馆。他介绍省一师的同学来校任教，并委托省一师的老师张秀熟先生开出书单，买了不少新文化书籍，主要是商务出的“万友丛书”、共学社的翻译丛书，后来又购置了李调元的《函海》、一套汉文版的藏经及旧书，使图书馆初具了规模。由于有了这点政绩，1927年年中，当原来的县教育局长被控告去职后，夏正寅提出让他接任。他起初不愿做，高凌却积极赞同。他在安县教育界的好友马之祥等也鼓动他。后来，组织上也批准了，才正式接受下来。走马上任前，马之祥开玩笑地说：“准备挨‘快邮代电’啊！”这是当时控告一个人的简捷、流行的方式，意思是说，当上了局长难免会遭到各方面的攻击。
他似乎成竹在胸，把县党部筹备处周围的青年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做事。让李爽亭当教育局文牍。李是个秀才，曾在地方部队干过笔墨差事。又让唐绍周管财务，自己不沾钱财的边，甚至还拿出局长的薪水补贴李爽亭等人。他着手把故乡教育界的老朽们换下去，干得大刀阔斧。全县设的三个督学中，曾学渊、王行之两人都是青年师范生，杨子青把他们从一般的小学教员提拔上来。各乡镇的小学校长，原先不少是乡长、镇长挂名，或被一些前清有功名的人把持，这时均遭免职，换上一批年轻有为者。县立高小的校长萧伯镛是个拔贡，换上了谢荣华。连他的一位老师蒋品珊，也这样被撤掉了。这些做法引得全县的旧绅士们大哗。而他却被自己施行的新政弄热了头脑，依仗着舅父的力量，一味地推行下去。他在教育局长半年的任上，还力主把城关东面的武庙拆掉，平整了土地，规划了县立公园。这个公园一直存留至今。
正当杨子青的周围，逐渐形成了安县的进步势力，一切似乎可以大有可为的时候，本县的右派势力，发动了监关刘炳的事件。这年秋天，夏正寅外出不在县里，豪绅罗伯卿们设下圈套，唆使团务干校的“收支”（即会计）陈南轩（萧伯镛的舅子）卷了帐簿潜逃，然后买通一个姓沈的司法，逼刘炳清算学校的帐目。但是，在查帐的前一天，突然以刘炳胡乱开支经费做木船在城南汶江供游划为罪名，将他收监。
杨子青得信后，紧急找高凌商量，认为劣绅联名上告刘炳，意在搞垮干校。现在要使他们的想法落空，应防止校长位置受控。等夏正寅返县后，在夏与郑慕周的支持下，他提出推刘巨川为代理校长，夏正寅邀集县机关法团通过了这个提议。当天下午，他便赶往黄土乡请刘巨川出山。刘与刘炳是本家，旧制成都华西中学毕业，在郑慕周手下也做过事。同城区的土劣是素不相容的。接着，他们又提出，团务干校帐目应待陈南轩归案后清查，设法保释了刘炳。
年轻的杨子青究竟缺乏对付恶势力的经验。这次危机虽然度过，但团务干校从此不振。第一批学员并未结业便被迫解散。高凌离开安县。是年冬，军阀倒向国民党右翼的态度明朗起来，派往中坝的人受到排挤，夏正寅调离①，县长换成张琳，形势日渐严峻。
此时，他已开始在自己周围选择可以发展的党员，打算在家乡建立共产党特支。他曾考虑过的人选，在他的“文革”交代材料《我所发展的党员和入党对象》中有所记述：马之祥，秀水人。小工商户出身，家有一座油坊，自己榨，零售，也帮别人榨。他在中坝省二中毕业，考入成都“工专”，中途辍学，回家榨油，直接参加劳动。他是有名的高材生，有人要接济他读完学校，他拒绝了。我在成都读书时就听同乡谈起他。1925年左右认识，他比我大十岁，但像平辈朋友一样谈得来。舅父要办汶江小学，要我帮他找教员，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他。我去秀水聘他出来，一直教到解放后，当县教育科长去世。我与马之祥，时局、家事都谈。谈过量变、质变、渐变、突变的哲学问题。介绍他看的书，不限于一般人看的进步书刊，还有《通俗资本论》，恩格斯的《家族和财产的起源》、《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反帝、反封、反蒋，他态度一直好，也肯钻研问题。毕竟不是青年人，我与他谈入党，他反应比别人冷静。当然是同意的，但后来没有主动提这件事。
（马之祥是你在故乡最好的朋友。他在你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位置可不简单。从你这段客观叙述中，都隐约透露出你的感情。你是个能看到朋友优长之处，而少嫉妒心的人）
袁玉章，塔水人。父亲是旧文人，当地袍哥头子，那时已死。与我1925年在成都读书时认识。他于军阀赖心辉办的军事学校出来，做过团副。袁本人是旧军官，也是袍哥大爷，旧文学基础不错，写得一笔好字，偏偏思想开朗，正派，读进步书籍。塔水属安县、彰明两县共管，我到成都来回经塔水，就在他那里住。考虑他入党是想搞武装，但未来得及与他谈。成都组织上想搞农运，选定的地点也在塔水，曾派人下来，由袁掩护。（你对这个旧军官的看法，体现了你与各种人物打交道时，观察的善意和思路的开阔。当然，我的小说可以证明，我从小就不是生活在“单纯”的人群中的）
1928年2月16日下午，他又一次到达成都，住在郑慕周新近安在省城的家里，就在鼓楼洞子附近的高脚店。稍事安顿后，便出门去找住在不远梵音寺街上的刘尔钰，想约时间见周尚明或高凌，谈谈这几个人的入党问题。但是刘不在家。
黄昏时分，突然刘尔钰闯进郑家来找他，说刚刚发生了大事情，袁诗尧老师等十几个人，在下莲池被三军警团的向育仁杀害了！其中有五名，是他俩熟识的师友，特别有周尚明！川东的白色恐怖终于蔓延到了川西，思想上像有准备，也像没有准备，他当时受到的震动，可以想见。
（你是不是感到极度愤怒？不，主要是难过，难以抑制的悲伤压倒了我，远远超过愤怒。无法想像周尚明、袁诗尧他们已经离我而去，而且，没有了他们，我就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无所依附了）
成都不能久留，必须马上隐蔽起来。他迅即离开同志们牺牲的地方，连“二·一六”惨案的详情也是以后才知道的。据说，敌人行动前，川西特委曾分头紧急通知袁诗尧、周尚明等撤离。可他们几人都不以为意。袁的性格与张秀熟老师完全不同，是火辣辣的。他说：“不要怕，他向二娃（向育仁小名）敢把我怎样？”周尚明也说：“他们敢！”15日有人见到周，他还邀大家第二天去吃他栽种的油菜。他本已不在学校，唯恐自己保管的党团文件遗失，这天早晨又冒险跑回去。于是落入网中。
（解放后我到三台县一个镇上，这个地方挨近盐亭，袁是盐亭人。我问起袁诗尧，他们还知道，说袁被杀后，尸体运回故乡，群众祭奠的很多。我问是怎样死的，人们说是成都省长、军阀请他去开会，他去了，白天点个马灯。问他白天提这做什么，他说黑暗得很！这是人民知道他敢说敢当的性子，编出来的故事。——沙汀1986年11月22日讲）
“二·一六”惨案的事由是这样的：1927年底，刘文辉撤换在全省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省一中的校长、进步人士唐效实，派自己的秘书杨廷铨接任，学生“拒杨”。杨带兵进驻，学生成立“拒杨大同盟”对抗。次年2月14日，省一中开门招生，百多名学生回校要求杨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发生了冲突。杨当场误殴致死。军阀利用“杨案”，在2月16日晨突袭了旧皇城内的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和五世同堂街的四川法政学校、脚板街的志试法政专科学校以及盐道街的省立第一师范。他们按照各校国民党和青年党反动分子平时密告的黑名单，逮捕了师生一百几十人。当天下午三时多，即将袁诗尧等十四人杀害。袁诗尧当时是师大附中教务主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省一师牺牲的四名同学均为赤锋社成员，即周尚明、石邦榘、陈选、白贞瑞。①这次惨案使杨子青失掉了党的关系，突然终止了他最初的政治活动。
黄玉颀：革命低潮期的罗曼史
黄玉颀轻盈地向他走来。这次是真实的。他称这时与黄的相遇为：“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恋爱”②。他经历了政治的风云聚散，同时跌进感情的漩涡。
去年春上，李增峨在杨家碾房的新屋，生下他的第一个孩子。头胎便遇上难产。产妇长时间的呻吟使他恐惧。母亲召人做驱鬼的法事，倒真安定了他的情绪。这个折磨人的女婴被取名刚俊，生长得很是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