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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上，李增峨在杨家碾房的新屋，生下他的第一个孩子。头胎便遇上难产。产妇长时间的呻吟使他恐惧。母亲召人做驱鬼的法事，倒真安定了他的情绪。这个折磨人的女婴被取名刚俊，生长得很是健康，但这三个人组成的小家庭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政治事变造成的心灵创伤并不能在这个家庭抚平，与李增峨无话可谈，产生不了爱的感情。
从发生“二·一六”惨案的省城回县后，他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的。就是这个月，郑慕周决定捐田一百九十五亩作为基金，将1926年办起去年正式命名的“私立汶江小学校”由初级小学扩充为完全小学。有了这么一件事，可以寄托心情，他把全部的时间放在建校和延聘教师上面。十间教室、一间成绩室、礼堂、运动场、校内园艺地，很快都兴建起来。省一师的同学杨叔宜来任校长，教员中有郑和他极器重的马之祥。全校六个班，还设了幼儿班，学生达四百余人，教员多到二十五名。学校有了相当的规模。
他与杨叔宜、马之祥为学校制定了校训：“我们要养成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我们要养成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校园上空响起了他参与制作的校歌：好哥哥，好弟弟，一块儿同学习。趁一线光明，快些向前去。前途是无量，快些向前去。愿我们向前，愿我们努力。
好姐姐，好妹妹，一块儿同学习。趁一线光明，快些向前去。前途是无量，快些向前去。愿我们向前，愿我们努力。趁小小汶江，快些向前去。
杨子青眼前出现的这条故乡之河，依然充满了生机。他那颗空虚的心，似乎充实多了。他们设计的校徽是个五角星，代表德、智、体、美、群，中间一个圆圈嵌着“汶江”二字。他还为学校选编了补充教材，如《志未酬》、《你何必发愁》等。这两个题目，不能不使我们对沙汀当日的思想情绪发生某种联想。汶江小学永远使他亲切，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黄玉颀。
在汶小的教员中也有玉颀的母亲黄敬之。她们惹人注目地已从灌县来到安县。黄敬之兼做郑慕周儿子的家庭教师，所以，外籍的母女两人便住在舅父家中。学校与郑宅只一墙之隔，无论在郑家或汶江小学，他都能经常看到已经长成少女的黄玉颀。
我认识黄玉春时（以后才叫玉颀），她是在培英女子小学附设的师范班读书。这个学校在安县北街昭忠祠内。她们住在郑家。她妈喊郑慕周的儿子郑志超叫“宝宝”。
黄玉春爱吃苕菜，活泼，爱唱爱跳，也爱不高兴。她是漂漂亮亮的。①
有点撒娇的黄玉颀在汶江小学进进出出。她只有十五岁，却在安县这样的内地环境里催成早熟。她见到杨子青，总是大大方方的，美丽的黑且圆的眼睛，这么一轮，显然对他已产生一种威慑力量。
他什么时候对她产生异样的感觉，这是个秘密，但已经知道她并不讨厌他。他开始寻找一切机会与她接近，在郑慕周家，在汶江小学，希图多见她几回。有时会无缘由地跑到黄敬之办公的房间外边，呆立许久。当他等到黄玉颀，把燃烧的目光送上去，黄玉颀居然能迎住它，甚至大胆地回视。（关于恋人的目光和发痴的举动，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种的描写。我只想说，她的目光回答了一切。不躲闪，或躲闪前那么温存的一笑，能从中读出许多含义。但“破译”权，只授与你一人）
黄玉颀在他心中很快占据的位置，部分填补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落。
这时候，所谓总土地庙省党部，派了魏道三回安县。他虽然早已不去理这件事，但他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曾反对过的魏道三，居然接受任命，大摇大摆来接替他，并正式在北街冯官府的院子成立县党部，这简直就像莲花池左派的省党部，被另一个省党部砸毁的事件在安县重演一遍。所不同的这里是和平接管。他有舅父掩护，人身安全倒有保障。魏到任后，立即着手清党，重新登记党员。他自然不会去填表，从此与国民党断绝了任何关系。
魏道三返县，标志着安县国民党右派正式掌权，并与地方劣绅形成联合。杨子青的政敌骤然增加。魏自认为是国民党的少壮派，清党时实行“党义”测验，其情景后来被写进了他的小说《龚老法团》。那里说，连善良、颟顸的老式官僚龚春官都难逃厄运，竟死于“1928年秋天那场奇异的考试”①。魏道三在他头脑里聚化成一个横行乡里的恶少形象，凡是他作品里出现豪绅、官僚、特务等人物，魏的样子便会在眼前浮现。魏在安县盘踞时间极久，三、四十年代一直任县党部书记长。此人与郑慕周不合，只要杨子青在安县，他便作怪，现在不过是初次交锋而已。
这增长了杨子青不少“合法斗争”的经验。他长期能与各种旧势力周旋，包括四十年代在故乡隐居多年，靠的正是这一手。
大约这年春、夏间，上面派邹璧成来检查工作，在杨子青家住了一夜。邹听完他汇报高凌走后安县的情况，对工作表示不满。邹指出，要发动农民，以待举义。见他有些迟疑，还讽刺了他几句。商讨的结果是，从成都派人去袁玉章的塔水做农村工作。
到了7月，一天，有人跑到汶江校来告诉他绵竹起义失败的消息。隔一天，袁玉章来信叫他立即去塔水，说有朋友在那里等着相见。杨子青连忙风尘仆仆地赶去。一看是个白净脸皮，黄胡子，农民打扮，像个乡下教书先生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王干青。王也不认识袁玉章，显然是经邹璧成介绍，知道了这一层关系，才在武装起义失利后跑来隐蔽的。会面是在袁的一个佃客家里。王的情绪并不十分低沉。这是个传奇式人物，杨子青早有耳闻。现在当面一见，透出刚直、爽快，果然是条硬汉子。王干青资格很老，清末在“四川通省师范”读书，参加辛亥革命，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谈起刚刚失败的武装暴动，还很激动。王是起义的副总指挥，利用民团的枪支，组织了武装人员三、四百人，群众数千，成功后准备成立川西北苏维埃政权。结果却被加入起义的一个旧军官谭尊五出卖，遭到伏击。其中北路军被瓦解，王不得不把南路军遣散，只身潜伏到这里。他很敬佩王干青，两人谈了许久。
在塔水住了两天，杨子青回安县，发现城里空气紧张，到处在谈论绵竹起义。他也成了别人注意的一个目标。王干青在塔水病了一场，不久悄然离去。他再没有什么人可以联络，感到与组织完全失去关系的孤独，便跑到成都找高凌，未果。邹璧成曾安排在成都智育电影院工作的程子健与他联系，这时也不知去向。秋天，董长安路司令部，突然借口教育局长要回避本籍人氏，命他与彰明姓唐的局长互调。他立刻借机辞职，把政界的事务推卸干净。
1928年冬天，又去成都，终于找到高凌。问起工作，高笑笑说：“我现在要读书呵！”声称已与党没有关系。原来他是从“志诚法专”休学搞革命的，这时已经复学，读了一学期。①刘愿庵也早去重庆。他十分失望，只好回县。行前，听说同班同学蓝仁辅在四圣祠医院住院，便跑去探他。才知他的家乡宜宾，也爆发了起义，失败后他大哥牺牲，他一人跑出来的。现在蓝肺病严重，经济非常拮据。于是，杨子青动员他，一起到安县汶江校养病。
蓝仁辅的经历，使他更具体地了解到革命低潮的形势。安县这时候，凡1927年上半年活跃的知识分子，已不能公开活动。他成天泡在汶江小学，交往的是自己聘来的省师同学，加上马之祥，在私下发泄不满。在这样沉重的空气下，1929年开始，他与黄玉颀的恋爱，突然大大增进。
（与黄玉颀的婚姻，我是比较满意的。在灌县认识，那时黄很小，谈不到。后来。在汶江小学关系密切了。我在街上住的时间多，在“汶江”有间屋子，也在郑家住。黄玉颀读中学，母女二人也在郑家住。我们经常见面，产生感情。黄敬之知道，她不在乎。开始瞒住母亲、舅父，有点像地下活动。李增峨已经有所发现，但没说破。——沙汀1986年12月13日讲）
（你应当住在杨家碾房新屋，却以帮办汶江小学的理由“在街上住”。你面对李增峨心里没有歉疚？我难道没有受到“五四”影响？我已经服从了母亲一次。老实说我当时已来不及去细味李的心理。如果我一定要找个万全之策，那幸福就会从我身边溜走）
与黄玉颀见面和在汶江小学管教务，代一两节课，几乎变成了同一件事。黄玉颀每天要上学，他空余时间多，把县图书馆通过自己买来的文学书籍，差不多都读了一遍。像往常一样，读书入迷。《东方杂志》刊载新译的高尔基的短篇《书》、《为了单调的缘故》，共学社译的旧俄作品，成了他与黄玉颀常常谈起的话题。他甚至为了抒发恋爱的情怀，写过一些短小的散文。它们只有一个读者，也是黄玉颀。
见面太多，黄敬之也要替他们遮掩起来。她并不因为杨子青已婚而制止这件事。这个社会交往很宽的知识女性，在安县生活得也不易。关于她母女俩的流言就很多。单是黄玉颀的，一会说她要给一个团长做小，一会说郑慕周也看上了她，要不怎么会从灌县把她们接来，她哥哥黄章甫也能当上汶江小学的教员呢？！黄敬之觉得女儿如果能与这个青年结合，倒是一条好的出路。她大概暗中还在推动这件事。
女儿正与她母亲的性格相像，也是火辣辣的，对这件事看得相当爽快。她相信杨子青许下的与她结合的诺言，很自信，很有把握。
他把与黄玉颀的秘密，告诉了密友马之祥。1929年汶江小学成立校董事会，郑慕周是董事长，他与马都是董事，在一起的时间很多。马之祥脸很大，眼睛鼓鼓的，心直口快，透出聪明幽默。奇怪的是他教育学生主张打手板，学生背后呼之为“马阎王”，又怕他，又敬他。他是很有分析力的人。杨子青向他讨主意，他告他要慎重，因牵涉到李家、郑家、杨家的各种家庭关系。他也明白这等于是对舅父、母亲的一次“大背叛”。但他告诉马之祥，自己与黄的感情已不可改变。马便说：“你的恋爱，在安县是决不可能解决的，只有远走高飞才行，以免引起大的纠纷。”郑慕周后来看出，外甥与黄玉颀的形迹不对头。开始只是警告，让他注意。后来看阻挡不住，十分不满，便讲给姐姐听了。两人都表示不许他胡来，李丰庭一家是不能得罪的。他明里不吭声，暗里照常与黄来往。事情僵在那里。这时黄敬之让女儿到成都去读高中，住在浙籍亲友、有名的房地产经纪人梁均平家。他便又往成都跑。1929年阴历二月十一日，安县的清晨是静谧的。忽听南河对面的山边传来惊呼：“包红帕子的来了！拿刀的来啦！快跑啊！”转眼间，数百名在附近杨镇起义的红灯教徒冲到了城下。红灯教组织遍及四川农村，成员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带有浓厚的“流寇”性质。他们来到安县，城门已被保安队匆匆关上。城内驻军与保安队合起来守城，有步枪、机关枪，火力远比“红灯教”的猛烈。交战中，城外一枪将驻军姓袁的团长打伤。“红灯教”攻了一阵，看攻不进去便撤退了。
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成都。回来后，县城里还在闹闹轰轰。听县长张琳和党部魏道三一帮人放出谣言：为什么不迟不早，杨某人刚一离开县里，红灯教就跑来攻城了呢？
他通“教匪”的莫须有流言惊动了亲友，大家都建议他出外避避风头。连郑慕周也感到这一次来势汹汹，弄得不好，对方会下手加害外甥的，便提出要他再到省外去考大学。杨子青已经被马之祥的计划说服，蓝仁辅去年年末临离开安县时，也狠狠批评过他，认为他不能在故乡混日子，要设法到外面去。无论是事业前程，白色恐怖的威胁，或是克服恋爱前面的重重障碍，都促使他决定远行。他提出去上海考“中国公学”，母亲和舅父暗地里认为，这是解决黄玉颀问题的一条出路，很表赞成，哪里知道这一切计划，儿子都是与未来的妻子商量过的。
这个计划在他离川经成都时，又一次得到确认。他与黄玉颀谈了又谈，说好他在上海几年内要争取独立谋生，然后来接黄玉颀出去读书。送别时，黄玉颀哭了，娇小的身子裹在旗袍里，抽动的两肩更显得娇弱无力。这次分别的时间要长了，将来的日子会怎样呢？他再三地让她放心，相信自己会在上海立住脚，她也一定要在成都等着他。两人信誓旦旦，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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