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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谈李初梨、彭康，谈“中华艺术大学”，谈与夏衍开会，考虑去苏北搞武装斗争的事，阅读一张张秘密发行的《上海报》，但从来没人与他谈党的关系问题。
葛乔人小办法多。他熟悉这时候在上海突然冒出的许多同人性质的小书店，什么大江书铺、南强书局等等，他们都出青年读者喜读的社会科学书籍。杨子青读过林伯修（林国库）译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便是这样的书店出的，觉得收获不浅。其他如陈启修、李达，都各自在组织书店或成为一家书店的主要撰稿人。这是革命者在文化、理论战线上的重新聚合，所以，有人一提出办这种书店，大家自然赞成。
经过几次商议，书店的事大体确定。店名“辛垦”由葛乔提出，取Thinking英语“思想”一词的译者，兼有中文“辛勤开垦”的意义。杨子青对出马列理论译著，竭诚拥护。这一段时间与黄玉颀频繁的书信来往，恋情更浓，要违背家庭的意愿，毅然把心爱的人接出四川，必须做好家里随时切断经济来源的准备。所以，不能早一日谋生，便不能早一日实现爱情。他对办书店寄托了几重的希望。在考虑书店资本时，他主动提出认股一千元，答应先拿出五百元，其余以后凑齐，还表示愿意向亲友募集几千元的股份。五百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几乎是他携带出来的大部分生活费用。事情有了这样的眉目，几个人便一起去招商公学找杨伯凯最后议定了。
杨伯凯是这伙人的师辈。他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这时已是中年，显得老练成熟。“三·三一”惨案后他流亡到武汉，“宁汉合流”又把他迫到上海。他不大参加飞行集合，对盲动主义很反感。杨子青与他熟识后，曾听他议论过大革命时的武汉：“好不容易组织起武装纠察队，说是准备起义，结果规规矩矩缴了枪。”他谈起成都大学一个姓王的职员，留法的，说：“才他妈几条枪也搞暴动，把腿杆搞跛了！”他给杨子青的印象不坏，只是有时觉得他不免神态严肃，不好一下子接近。
杨伯凯听了葛乔介绍筹办书店的情况后，立即表示赞同。杨伯凯约了也在“招商”教书的陈子中（共产党员）入股。他一再鼓励大家学日文，钻研理论。这也是当时一个风气，因苏联的东西从日本介绍比欧美快，可以转译。随后他又两次跑到横浜路来，与大家商定书店的资金、店址、出版计划。杨、任、陈教书稍有收入，各认了二、三百元，葛、王没有现金，只能用将来的版税入股。杨子青认股最多，被推为董事长。第一批书目里，杨伯凯准备由法文转译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后由刘初鸣译），任白戈提出由日文译《伊里奇的辩证法》，葛要从日文译苏联沃尔加编著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杨子青英语水平一般，日语初学，自认是个半吊子，同意勉力与王助葛翻译。
杨伯凯也是个说干就干的脾气。葛乔更是活跃，他作经理，总揽一切，张罗租房，办家具，与印刷厂、纸商打交道。五个人又是发起人，又是伙计，便干起来了。
不久，为了方便、省钱，杨子青与萧崇素索性搬到大兴坊十一号去住。这是个二层楼，萧住一间不大规则的三角形偏楼，搞他的戏剧。摩登社发起学校剧运动及“南通公演”，在这里排过《皇帝与乞丐》、《到明天》等剧目。他与葛、王一群人住在前楼，每天学外语，写作，忙着编译要出版的书。萧崇素旁观过这个集体的生活常态：他们七个人轮流弄饭。这间房既是他们的寝室、书房，也是他们的厨房。一间房虽然挤了七个人，却随时都寂静无声，除弄饭的煤油炉的“呼、呼”声外，就只有低语声、翻书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飒飒”声了。①
四川人办的辛垦书店，就设在北四川路北四川里，可能是个巧合。租的是楼下前后客堂。杨伯凯为了筹集股金，有利著述，年底赴成都大学任教。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张表方）是他南充中学时代的老师。杨子青写不成辩证法的小册子，他可能恍然明白，对社会科学的爱好，是自己由政治探索时代的一种表现，并不能成为终生事业。现在，允许搞社会科学了，反把自己并不适于做理论思维的这一点暴露。结果，他给辛垦编的唯一的一本书，竟然不是社会科学，而是文学。
这起源于《摩登》月刊上周扬译的一篇美国左翼作家的小说。他看到后，便去拉他搞了本《果尔德小说集》。周扬对于日常生活和金钱上的事随随便便，辛垦对文学并无兴趣，但草创时期的拮据，使它接受了不计稿酬的周扬译本。这是两人最初的文学合作。
到了1930年初，预定的第一批书都在大兴坊的小屋里编成出版。杨伯凯到暑假回沪接家眷，提出青锋来辛垦的问题。青锋是杨的同乡，在法国留学时相识，这个时候在成都大学，作张澜秘书，编《科学思想》杂志，用青锋的笔名发表文章。任白戈几人一听便不同意，杨子青这才知道青锋就是叛徒任卓宣，也表示反对。杨伯凯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几个年轻的发起人，才以青锋来辛垦，不作股东，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只能为书店翻译理论书籍为条件，勉强答应了。
青锋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这个人块头不大，面色苍白，说话流畅，带煽动性。那天大家留他用午饭，他对吃食问东问西，临走时硬要付钱，并找补零头。
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恳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
看看书店走上了轨道，书源问题不大，杨子青决定接黄玉颀出来，并回家筹集承诺的那一部分股款。这年夏天，他启程回川。在成都与黄玉颀见面后，商定了出川的计划。他又去见杨伯凯，知道这半年募股的情况不佳，只有叶青的总角之交南充人何伯庄，向车耀先募来五百元。杨带他去见过车耀先，车住在祠堂街，一面开“努力餐”，还同别人合伙办了个“我们的书店”。这是个很有趣的人。他曾经是基督教徒，在川军当兵，从丘八升到团长。打伤了一只脚，人称“车口止拜子”。他开餐馆，夫妻俩都上灶，平民作风，一点没有架子，这时大约已经入党。
尽管募款不理想，杨伯凯并不悲观。他寄希望于四川将领中以亲共著名的陈静珊。陈的防区在离成都不远的广汉、新都一带，这时本人正好在成都。杨伯凯便与杨子青一起，到位于现在四川省广播电台的陈寓去拜望他。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使用辛垦书店董事长的身份从事活动。他向陈谈了书店的出版计划，已出的书，募集股金的主要对象等。当说出也要向自己的舅父郑慕周募股时，陈笑着说：“他能出多少股呢？”杨子青觉得不快，但总算没有随意发作。接下来，陈轻松地表示会全力支持书店，要他们给他一个书面计划，包括需要多少资金，大有倾囊相助的意思。会面结束后，杨伯凯兴奋不已，不住地对他说，“看来大有希望，大有希望。”
杨子青随后便回安县。没想到家里是一副冷面孔。郑慕周根本就反对他在外面办书店的想法，也猜出他要把李家婚姻永远“搁置”的用意。为了断他的生路，不仅自己不入股，还与所有的亲朋好友打了招呼，一致抵制。家里呆不下去了。母亲与李增峨装出的笑脸，也叫他心里很不好受。怀着失败的但也是义无返顾的心情，他很快又踏上了离乡的路。
陈静珊的话，客观上不幸言中。他十分懊丧。只是再到成都时见到夏正寅，却意外募到二、三百元的股金。夏的友谊在这时候的出现，使他欣慰。因为至少，他可以凑成第二个五百元，不会被朋友们笑话了。在成都与杨伯凯又见过两三次，杨对他的失败满不在乎。据说，陈静珊看了计划后已答应做股东了。
杨伯凯本来与他约好一起离开成都。杨去南充过年，杨子青去重庆，都要经过遂宁，这一段路可以同行。但是黄玉颀这时已经放了寒假，中断学业离校后没有相宜的地方可住，两人便提前两天动身，想在遂宁早几天搭上去合川的长途汽车。旅途仍然是那么艰难，但已不令人生畏。实际上，从两人在遂宁住进当地最好的旅馆起，他们的新生活便开始了。好像故意要多多留住那晕人的幸福似的，直到杨伯凯与一个成都大学职员也赶到了遂宁，开够了他俩的玩笑，并且前往南充以后，这一对“新人”还滞留在遂宁等车呢。16“沙汀”这样诞生与黄玉颀到了上海，他与大兴坊的“男宿舍”生活彻底告别。
先是住在菜市路天祥里。又和玉颀躲开人们，到杭州西湖度蜜月，住在“曲院风荷”隔壁的“汪社”。他们迷醉在湖光山色之中，每日在西湖上荡舟，小小游艇上的各色船女，都有乡村气味很浓的名字。其中一个叫乌花姐的，后来被他用在《一个绅士的快乐》的女主人公身上。一个月过得飞快，回沪后又一次搬进了德恩里十三号，不过这次住的是二楼的前楼。
（你想，你还能忘记德恩里吗？不必打趣，我怀念德恩里，应当包括黄玉颀、周扬、周立波、任白戈、艾芜……）
在德恩里建立的小家庭是很简单的。黄玉颀起初还想读书，进了“美专”。他还是一边自学，一边参与辛垦书店事务。杨伯凯给葛乔汇来陈静珊的股金，有两千元，还说可陆续再汇。成都车耀先的“我们的书店”，合川的一家书店，都代销辛垦的书籍。只有南充一个姓廖的青年做葛乔的助手，有时包书、跑邮局，弄不过来，他便跑去帮忙。
辛垦的事业好像很有前途，不久，杨伯凯结束教务，携全家返回上海。他带来成都大学的学生刘元圃、谭辅之，并宣布了一个由书店提供生活费用，来培养一批青年理论翻译者的计划。说陈静珊支持这个办法，愿意出钱。从推荐叶青，到这次未经商议便引进新成员的做法，激起了杨与原来四个发起人之间的矛盾。后来叶青与杨伯凯又提出办理论杂志《二十世纪》，争论更为激烈。但最终还是办了，他还被说服着，用“杨朝熙”的名字，充当了刊物发行人。《二十世纪》的出版，引起了文化、思想界的注意，叶青批判胡适的文章的发表，影响更大。名教授邓初民来过“辛垦”，希望能在他们学校代售这本刊物。周扬转达以讲尼采的唯意志论闻名的李石岑想见叶青的意向。据周扬说，李已开始倾向唯物论，应当用叶青的一套去影响他。为此，他曾与叶青、周扬一起去过李宅。
可是书店立脚刚稳，杨伯凯便以葛乔应专事译述为名，将叶青的同窗、南充一中的教员张慕韩弄来当经理。这引起书店内部的轩然大波。葛、王退出书店。杨子青也感到杨把他们甩在一边，反正他的兴趣已从这个文化事业，渐渐转到文学上来，与书店的关系便一天天淡薄下去。
他在上海的朋友本来不多，葛乔去了北京，王义林离开大兴坊，新识的周扬又从德恩里搬走，时常与他们夫妇来往的只余下还在教书的任白戈。老年的杨子青现在谈起这个老朋友，也是充满了感情。
（任白戈死，周立波死，我哭得最伤心。记得黄玉颀第一次怀孕不愿要小孩，在老靶子路一个姓沈的医生处打胎，身体很虚弱。我天天看护她，几乎要拖垮了。白戈知道后，便在学校请假，把一切事情放下，帮我轮流看护。德恩里房东日本老太太都夸奖白戈。白戈为人随便，他在我们家出入时间长了，有时叫他帮着去买东西，他起身就走。我们看他穿了出门的衣服，迟疑了，说买的是豆腐，他说，买就买，照样西装笔挺地捧着豆腐回来，豁达得很。白戈与我同时退出辛垦后，便去山东教书了。他后来也加入“左联”，做过许多工作。——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但任白戈不大谈文学。正在理论和创作的交界线上徘徊的杨子青，在等待一个时机。条件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