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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讲）
但任白戈不大谈文学。正在理论和创作的交界线上徘徊的杨子青，在等待一个时机。条件成熟后一切在于一个触发的媒介。1931年4月，在上海的马路上于千万人中竟然与阔别六年的汤道耕相遇，便成了这样一个燃点！
这是《文艺新闻》周刊刚刚披露“左联”五位成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秘密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惊人消息不久。这一天，子青陪着因病已经停学的妻子，从老靶子路宽仁医院回来。在北四川路的横浜桥上，一头撞上独行的老朋友。他觉得汤道耕简直是从天而降的。汤道耕看着杨子青和他身边的这个小女人，也呆住了。他连忙将汤拖到不远的德恩里家中。刚巧任白戈来访，互相介绍后，这才知道汤道耕是刚从南洋回国，住在宝山县泗塘桥一位农民家里，是一位在劳动大学农学院学习的云南青年王秉心介绍的。他热切地邀汤道耕搬来同住。他几乎立刻意识到，这对于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万分必要的。几个月后，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泰晤士报》的英国记者在外滩竖起写着“日本人占领沈阳”的大牌子。入冬，汤道耕搬到德恩里十三号的亭子间，与他们夫妇为邻。安顿好后，老同学详详细细谈起他从云南到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的飘泊生活。他的经历带着浪漫的热带气息，六年里做过杂役、店小二、家庭教员、仆人、编辑。在仰光病倒，为川籍和尚谢无量先生的三弟万慧法师收留，煮饭打杂，还搞社会活动。因与“马共”发生联系，被驱逐回国。在厦门逗留时，想进入苏区不成，这才来沪。这些以后被一一写进《南行记》美丽篇章里的故事，让杨子青夫妇听入迷了。那时，他（指杨子青——笔者）虽然尚未动笔创作，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艺。并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当我已经倦了，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一面伸出手来，摇动着我的膝头，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谈论下去。①
半个世纪以来，这两个朋友回忆起共同的文学发端，一个说是那一个启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另一个说是这一个鼓励了他的写作决心。这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杨子青已经很长时间朝夕沉浸于文学。这年初，还偷着试笔。现在遇到这样的挚友，越是用劲地说服别人，便越是在催促自己的文学新生，两者是合而为一的。
汤道耕身边这时连一本书也没有。自修写作的生活开始以后，便借了他五、六本赵景深译的契诃夫小说看，借李青崖译的莫泊桑小说看。耿济之译的屠格涅夫《猎人日记》（即《猎人笔记》），省一师时期正在《小说月报》连载，是杨子青一本本买来撕下装订成书，两人一起读的，现在又来一起讨论。他们还谈《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夫人生孩子一节，气氛写得如何之好。汤道耕觉得中国小说似不必着急看，杨子青却比较宽广，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沈从文的《灯》，都找来读过。他在构思小说，对创造社的偏爱情绪已经消退。
这样，两人天天聚在一道，晚上读书，白天埋在屋里往纸上涂抹。汤的《太原船上》，他的《俄国煤油》、《风波》等小说，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差不多每个作家的第一篇小说都带有自叙的色彩。他一构思《俄国煤油》，在描写他“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的时候，便加进了自己困居上海的种种感受：租界和华界的区别，亭子间或几人合住一个前楼的狭窄，二房东的奇怪职业和脸色，晨起弄堂里马桶成列的臭气，打汽煤油炉子的麻烦，在繁华马路上容易迷路，或走路不看脚下，以至常常踩了别人，招来詈骂的窘态，都是他这一年多亲身体验到的。这一段生活给他带来的阴暗心理，与他读过的外国心理小说汇成了一片。
此外，还有整个“左联”初期普罗文学对他的影响，使他在一个琐屑的故事里企图渗入重大的政治意向：有意要反映群众在中苏建交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看法。他知道，对于这种知识青年的灰色情绪应抱批评的态度。可自己不也是这样的青年么？一种讽刺与自责混合的情绪在笔底自然流露出来。一个做着白日梦的罗模便在德恩里小屋，经过白日梦一样的冥思苦想产生了。
（多少年以后，有些很有特色的作家，批评你的文学是“客观主义”。他们如果知道你的处女作是这个样子，该怎样说呢？从我的道路来看，直露地抒写，像发泄自己情绪一样地写小说，是我的幼稚期，然后进入咀嚼生活、咀嚼情绪，再写出的时期）
写好《俄国煤油》，与流行的小说一比，他感到迷惑。这样一个罗模能有积极意义吗？如果写下层，他想起了家乡的生活。这太熟悉了，一条新公路的建设，会带来老百姓各种各样的惊恐，特别是推鸡公车（独轮车）苦力的惊恐，这是个很好的普罗主题。他想起鲁迅的《风波》，一条辫子引起的故事。想起读过的外国小说，用一件事来展示各种人物反应的技巧。一些片断在脑中闪过，他急忙捉笔，写了“几段乡村生活纪实”，拟题目时干脆写上了《风波》两个字。
随着第一批小说的写出和反复讨论，他与他的伙伴的忧虑加深了。汤道耕写的虽然是下层劳动人民，但与这时“左联”提倡直接反映现时代大潮流的作品仍有距离。他们没有能力写都市的集会、罢工，也没有写农村的反抗、起义，这能有价值吗？他们要从事的是左翼的文学，但稍一实践便感到其中的矛盾性，起码在“写什么”这个问题上感觉无所适从。
讨论中，汤道耕问起了“五四”时代便景仰的鲁迅先生。他在缅甸时，鲁迅正同创造社笔战，南洋的进步文化刊物是上海地下党的人在那里开辟的，他们都赞成创造社，认为鲁迅“落伍”了。现在一问起来，他即告诉：鲁迅就住在附近的景云里，先生到上海后发表的杂文仍有巨大的影响。这样，两人决定共同向鲁迅先生请教他们心中的疑问。费了不少的踌躇，由汤道耕执笔起草了一封信。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现在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①
对于人物刻画的方法，提出这样的疑问：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画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②
信的内容和语气都耐人寻昧。两人都还不是“左联”成员，还没有真正发表过作品，了解文艺主要是靠读出版物。他们不是没有看法，在文艺见解上，他们已经十分接近鲁迅，但仍需要通过别人来证实自己。他们不知道鲁迅所住景云里具体门牌号数，便把信寄到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他弟弟周建人先生处转。发了信心里很紧张，怕先生没有时间与陌生人打交道，在不断的盼望和各种推测想象中，谁知很快便收到先生12月8日的简信，说他正在生病，允诺病愈后再来详复。12月28日，鲁迅果然写来了一封相当长的信，这就是那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回答两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都还有存在的意义。……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①复信内容的丰富，很难使两个当时的年轻人全部领会，但他们受到了回信这个事实本身的鼓舞。转过年来的1月初，由杨子青执笔又写了一信，并附上《太原船上》、《俄国煤油》的小说稿，向鲁迅再次请教。1月5日，鲁迅收到信，10日便写了复信。这次是先生与许广平一起把信与稿子送到德恩里十三号的。他恰好不在，由汤道耕出来收下。但是汤太粗心了，以为送信稿的必是周建人先生。鲁迅夫妇也不予说破，匆忙走了。汤道耕从此就再没有见到鲁迅先生的机会了。这封信据回忆，对《太原船上》颇为肯定，认为写得朴素、亲切，对《俄国煤油》则下了“顾影自怜，有废名气”的评语。①（这够叫人灰心的。如果你不是选了《俄国煤油》，而是选了《风波》送去，情况会怎样？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可以做假设性的思考，但历史不可挽回。《俄国煤油》刻写人物的技巧稍好些，也更像是一篇小说，我只能选择它。另外，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批评，怎么会有《法律外的航线》这一组作品的产生呢？）
废名的乡村小说他是读过的。“顾影自怜”的毛病大概出在描写小资产阶级身上吧。他想得比较简单，把鲁迅信中说的主要看“作者所站的立场”，不是看写什么题材的重要思想忽略了。他决定不发表这篇稿子，并放弃一连串描写知识分子的计划。另一位显然比他受的鼓励大，把新写的《伙伴》勇敢地投到丁玲主持的《北斗》杂志，并因此参加“北斗”读者座谈会，与“左联”先一步发生了关系。
艾芜的《伙伴》还未及发表，“一·二八”战事爆发。闸北正在交战地带，他们夫妇与艾芜在德恩里楼上蹲了大半夜，只听子弹、炮弹在头顶上乱飞。天放亮后，伸出头去一看，在横浜桥一带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虹口那面更不必说，每条巷道都有哨兵把守。他们等于是住在火线上，困住了。邻居四川老乡的女婿，即《我“做广告的”表兄的信》的原型（此人实际在福建某县做县党部宣传部长，却很幽默，说自己是“做广告的”），出去探路，反被日本兵抓去，更增加了四周的恐怖。这时，任白戈突然一人奇迹般出现了。
白戈是从法租界专门跑来接他们的。他满不在乎，朗朗地说：“既然我能进来，你们就能跟着我出去！”四个人，白戈走在最前面。亏得他那么熟悉，挑着各种大小的街巷兜来转去，有几次一直撞到了日本兵的刺刀尖下面，把黄玉颀吓坏，连叫：“薨凡！我们不要走了，太危险了！”薨凡是白戈的原名。他不灰心，也不说话，领着他们退回来，再找别的路去转。终于被他寻到日兵守卫的空隙，绕过两道岗哨，领出北四川路，逃到法租界吕班路杨伯凯为“辛垦”同事们专租的一间大房子里避难。
这房间是一个前楼，先前已有刘元圃、丁跃诗等逃来，加在一起有十八人挤在一块，办大伙食，吃大锅饭。晚上在地板上睡觉，各自形成自己的角落，还可以互相搭话。战事还在进行，民心也很沸腾，朋友成了难友，比起平时不知要亲热了多少。每天早晨照例抢报看，一张报传来传去。饭后，这些人会跑到北四川路桥的南畔，远眺苏州河北的连天烽火和日本兵的活动。每个人都想自己的心事，久久徘徊、观望。日本一个大将被刺的那个晚上，法租界各条马路都聚集了中国人。他们也像市民一样，去狂欢，去跳，去喊。《北斗》编辑部大概讨论了艾芜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引起一片赞扬。逃难期间，叶以群（那时叫华蒂）曾来吕班路约艾芜谈话，后来还经常约他去开会，大概艾芜不久便加入了“左联”。伙伴的进步给他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所以，“淞沪战争”一结束，杨伯凯好意地建议他们夫妇住在他那里，好就近商量书店的事，给他创造研究理论的条件，却被婉言谢绝了。他要搞文学，不是搞理论。搬回战后的德恩里住了一阵，夫妇俩便又一次动身去杭州，仍然住在“汪社”。他一头埋下去创作。当秋天降临，果实熟了，他在杭州写下六、七篇短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二批产儿。他果然不写知识分子，而写起了革命的、下层的和抗日的题材。
1932年4月，写《恐怖》。
《恐怖》是写广汉兵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