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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避邪的方法没使有势力的房客生气，倒也稀奇。
这个细节从来没能写进他的小说里，而且实际上，杨朝熙根本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祖母。杨仁和是死在重庆任上的，由家人将灵柩运回河清杨家坟园，与妻子合墓。他身后把不多不少的遗产传给了五个儿子。这些儿子很快便面临家道中落的困境。
杨朝熙的父亲杨义质（模斋）居长，一介书生，笃信礼教，毫无生财、理财的能力。在他五六岁上便郁郁离世了。（你还能记起父亲？他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我家堂屋神龛上的那张画像：穿清代袍褂，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我觉得父亲迷迷蒙蒙的，离我既近又远）
这种纯粹由画工们制造的作品，总是匠气十足，是很难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的，仅剩下一堆服饰和满幅的肃杀之气。
杨义质生前从不理家政。自己的父亲一死，便将家业让给二弟经管。他是个廪生（清代凡经岁科两试在一等前列的，算是补了廪的秀才，其职责是保证本乡应试童生无身家不清或冒名顶替之弊），每月可从官府领到钱粮（廪米）。他一生读书，家里有许多藏书，等到朝熙有能力读这些书时，大部已经散失。
仿佛精明强干皆被祖父占尽，朝熙从小听家里人说，父亲生来便懦弱而懒散。他满身呆气，一尘不染。当地的风俗，东门灵官楼每逢唱庙会戏，任何一个戏班第一天开唱，都要“接灵官”镇台，撒红钱。所谓“红钱”是纸的，用硃砂染过，据说谁接到即可避邪。故此，每逢撒红钱的时节，台下一片争抢，很是热闹。遇到这种场合，父亲总是站在外围冷眼观看，木讷而引不起兴趣，即便是“红钱”自动落到了他的脚下，他也不会弯腰去拾。
这是不是中国近代最后一批以读书为生的人呢？同鲁迅的父亲一样，田产是前辈挣下的，到了他手里，功名求不得，唯一的事情是读书。家就在他们这一代败落下去。他们命定是要看到封建大厦之将倾的。
对于杨朝熙来说，父亲不是一个实体。他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一飘，便过去了。真正将性格、气质遗传给他，在他的四围筑起一个环境，耳濡目染，在精神上首先影响他的，只能是母亲。
他母亲
父亲逝世后，母亲独立支撑门户。母亲的天地构成小朝熙童年的天地。
母亲的身坯很大，他并不像她。从外表看，哥哥更像她，高高大大的。哥哥脑壳也大，诨名就叫“杨大头”。但是要论起独立开辟生活的能力，他跟母亲更相似。大约六、七岁起，他就能跟着舅父、亲友们一道去街上坐茶馆了。他哥哥便不敢。
（你的安县街坊说，杨二哥黑黑、深深的眉眼，宽大的鼻子，还是满像他母亲的）
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是安县花荄镇人，姓陈。他母亲姓郑，名妙贞。郑家原是本城一个旺族。母亲的叔祖父郑香园，是本县的名举人，曾在甘肃花马池做过官。安昌镇西街天后宫，是本县福建籍人的会馆，其中郑姓占着主要地位。当杨朝熙出世的时候，天后宫已经由族人做主卖给李翰林家，直到他的舅父郑慕周有了地位才又赎回。郑慕周解甲还乡，一位亲属转送他一张李东生书赠郑香园的横批，具体文字记不得，但从内容上可以推知郑家原是，也曾经风光过，只是清末以后凋零了。
母亲的生母去世很早。外祖父续弦没几年也谢世。萧氏外祖母无生育，母亲和舅父是在继母的严酷管束下长大的。后来几乎脱离关系，视同路人。朝熙还记得萧氏外祖母晚年沦为半贫民，寄住在市街萧氏宗祠里。身边仅止一个兄弟帮衬，这个兄弟一脸麻子，以打柴、帮短工为生。舅舅为了了却过去的恩怨，最后把她接到家里来同住，为她送终。萧氏外祖母善于操持家务，只是心胸狭窄。母亲在她的挟磨下生长，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等婚后主持一个家庭，渐渐显示能力，境遇才有所转变。比起后母，她有凄苦的童年打底，待人善良多了。
（这个外祖母锻炼了你的母、舅。苛刻的环境给他们姐弟注入巨大的韧性和在社会上独立闯荡的才干。母系亲属对你生活的直接影响，要比父亲的大得多。你似乎应该姓郑）
1909年，杨朝熙的父亲病逝，母亲落入守寡和被小叔子们挟持的命运。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二叔母也死了。这样，他们这房，父亲已有两个男孩，三叔、四叔都只一个儿子，么叔又子女俱无，按照惯例，便由亲朋做主，把他过继给二叔，顶了一房人。
不料二叔不久也弃世而去。这个家面临分崩离析。印象景深的便是几个叔叔一年中要和母亲大吵大闹几回，逼着分家。平日的小吵闹更不用说了。每当这时，尽管开朗、能干如母亲这样的女人，也只能偷偷地痛哭一场，然后再赶忙张罗请客，找亲友来评理申诉。幸亏父亲生前喜欢助人，结交下几位在安县有点名望地位的朋友，一个詹夔（詹棠）詹举人，一个刘子良，一个谢健卿。而他三叔、四叔、么叔因从小有哥哥操持家业，只顾吃喝游乐，在社会上交际不广。所以，尽管闹分家闹得凶，最后一次还闹了好几天，简直天翻地覆，可待詹、刘、谢几位一到，纠纷也便立时解决。就象鲁迅《离婚》里七大人的到来一般。
这样，大约在父亲死后一年多分了家，将祖父遗下的田产二百亩分成五份，每房四十亩。因为朝熙和哥哥算两房人，分得了近一百亩的田产，都在老家河清。三进的大院，他们分得两进正房，还有后面一块空地。
看起来，母亲领着他们占了便宜，实际上分家也分来了债务。这都是为了安葬父亲和二叔借下的，当然要由他们这两房来负担。记得单是一个焦家字号，就欠了二、三百两银子。焦家是安县最大的士绅，田地、闲钱多，又开票号，雇陕西人经营，放帐生息最有一套。每年冬至一过，那些被安县人称为“老陕”的，就背起长长的褡裢，挨门逐户来收年息了。朝熙自小一见这些“老陕”来，赶忙躲到后面院子去，胆怯，心烦。家境的败落给他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
母亲用她的全部精力投入家业的重理，她甚至还想振兴一下。她从小铸成的男子气魄，现在有了施展的机会。她治家虽严，对待下面人却很和气。安县打零工的都愿意到“杨大老爷娘子”家来干活，因为她工钱公道，饭食又好。她识字不多，不会记帐，但擅长管理，事事要强。她把免受族人欺侮的希望得惊人。她出钱为弟弟造了两只木船，到绵阳一带往来贩运货物，或买木柴沿江运往三台、太和镇、遂宁销售。但才两三个月，朝熙的舅舅就空手回来。他失败了，初次经商亏了本，连船都赔了进去。后来他又去川甘边境的碧口做大烟生意，母亲还是为他掏了本钱。一直到舅父拖起队伍，为了购置枪支弹药，母亲忍痛变卖了一部分田产！（很明显，你母亲充分利用了分家得来的有限家产，来培植你舅父，这才扭转了杨家的颓败。你的性格可没有这么“强”，至少在外观上看不出）
这样一个能干的母亲，在那种环境下，她的内心究竟还是痛苦与不安的。她极有主见，做事麻利，干脆，但她又异常迷信。不仅吃长斋，请人念经，而且在家里常年摆经堂。逢到观音菩萨或谁的什么生日，便在家里供起佛像，招来一群婆婆大娘，抱点米来，抱点菜来，然后都在杨家吃住，一边做佛事。家里还供有“坛神”，每各都要“庆坛”，请十多个巫师，戴起各式各样的面具，焚香，敲打，起舞，一搞就是两三天。这时候，就等于给小朝熙添加了一个节日！
母亲对敬菩萨、逛庙会为什么兴趣浓厚？因为女人的苦楚不被男人社会所容纳。她青年守寡，没有到茶馆整日喝茶、摆谈的可能，更不能到社会上经商干事，随意抛头露面。吃斋念佛是母亲可以采用的一种心理平衡手段。当然，社会风气也允许这样做。童年时接触的这些婆婆大娘，便是日后《淘金记》何寡母这个形象在生活里的最初的形态了。（不光是婆婆大娘影响你写何寡母吧。这是综合来的，特别是何寡母对儿子的复杂感情，写得细致入微，是不是有你母亲的影子呢？呵，这倒是有一点的）
能干的女人偏偏溺爱幼子，母亲也是这样。她在朝熙面前总是放下严厉的样子，露出过多的笑容和温情。她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她喜欢吃酒，吃甜酒，朝熙小时便被允许喝这种酒。所以他酒量不小，而且一生嗜酒。过去有一个时期，一天要喝一台，有时一天两台。这个爱好一直到他第二次胃溃疡发作动大手术后，才不得不戒绝。母亲还要他跟着吃花花斋，就是每逢阴历三、六、九吃素，忌食牛肉。直到十五六岁，才在舅父的劝说下改了。结果是他一生喜吃牛肉。
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母亲对他就更放松了，成为他欢乐的日子。除夕祭祖，贴春联，点灯，放鞭，在斗秤上贴“黄金万两”。不许谈不吉利的话，不许打翻菜油。在给长辈叩头辞岁、吃团年饭之前，这里还有拜堂子年的风俗，便是先到亲戚、熟人家拜访。去一般商号、铺子，或有地位的人家拜年是朝熙最觉好玩的，不会有在大人面前叫不出那些复杂称呼的难堪，只需和哥哥拿着红纸写就的“恭贺新禧”的条子，拿着浆糊，在门上一贴就行了。杨家这时的地位不很高，但收到的条子很多，因为母亲人缘好。这成了风俗性的“民意测验”。
到了初二、初三，一个木匣糖，一块肉，一把面，开始正式拜年了。家里要做些糖什么的好回礼。在母亲的指派下，他们家每年的过年糖食，一入冬便请糖坊师傅来做，什么米花糖、谷花糖，原料好，做工又细，远近有名。泡菜、腊肉也做得不错。母亲做为一个女流之辈，凭着她的社会交往，建立起她在全镇的威信，连袍哥中人都尊称她为“杨大姐”。母亲委实太强了。她敢把犯了刀案的袍哥，藏在家里，不动声色。替舅父买枪支，也是她搭上的线索。幸亏她对朝熙的惯宠也有限度，否则，在一顶过大的保护伞下，只易生长纤弱的幼苗。杨朝熙长期得到母亲“保护”，旷课逃学不好好读书，直到十一二岁，有一天早晨，他又赖在床上不起，母亲气了，掀开被盖，伸手便打，但才打了几下，自己倒哭了。她哭着诉说不幸，诉说丈夫的死，寡母孤子的无依靠和他的不争气。一个平时极为硬气的母亲的哭泣，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极深的印象。朝熙可怜起她来，也恨自己。他真正开始用功读书，便是从这以后的事了。
（你的多感，在这里找到了源头。表面看来，你不是那种充满浪漫气息的人。可就像你的母亲，在硬朗的性格外壳之中，包藏一个易受外来刺激的敏感的心。幼年的你，经母亲看到一个大家庭的兴衰荣枯，由家事的沉浮，引导你从小就关心人世）
茶馆——乡镇文化环境
杨朝熙是吃奶母的奶，在川西北的小城镇长大的。
有个朱大娘，永安乡人，带他的时间最久。断奶后仍然留在他家里。这个奶母是他童年的引路人。
（你不要把我的奶母写成高尔基的奶母，或者鲁迅的长妈妈。不是这么回事。她只是抱着我，牵着我的手，走遍我们镇的角角落落）朱奶母经常领他走出老屋，到十字口逛街。
十字口最多的便是茶馆。按照本地市民生活的不成文规矩，男人们一早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一路扣着钮扣，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趿着鞋先奔这个地方来了。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这点道理在四川的这个小市镇尤其见得正确。
十字口上旅店兼营茶馆的尚友社，店堂里低矮的茶桌擦抹得还算干净，俯仰坐靠都很舒适的矮竹椅上，已经上了茶客。这都是乡土社会固定的主顾，位置也很少变化，谁是坐在当街的桌边的，谁是坐在里面第三根柱头下的，一一对号，丝毫不差。
这时，人们悠闲地用茶船子托起茶碗，从半扣的茶盖缝隙间嘘嘘地吮啜品味。有人让堂倌送上热水、帕子，在苏苏气气地洗脸，用手指头刷牙齿。有的人已经浓浓地灌下了几碗茶，“开了咽喉”，在互相交换从昨晚离开这里以后得到的市井消息。世代住在这个城镇上的人挨得如此之近，打个喷嚏都能听到，以至于大到县政要事，小到床第间发生的隐私，都是刻板生活中极好的“调料”。等到卖豆芽的陕西籍小贩来了，就抓几个钱的豆芽摊在茶桌上一根根细细撷着，也不耽搁交谈。
吃过早饭，又上原先的茶馆，照例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