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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晃动，尖厉的呼啸声把礼儿惊得哭叫起来，整个西站笼罩在一片恐怖中。这些飞机仿佛飞来提醒逃难的人们，这就是战争，战争会跟着你走的。
南京难民如云。住进旅店，一行人因为最终目的地的不同，就此分手。任白戈很快来看他。白戈从日本回来便结束了独身生活，妻子李柯是在日本搞左翼戏剧时认识的。夫妇俩比沙汀早两天抵宁，他们要去陕北，这是有一条特别的交通线的，吃住自然都有安排。白戈胆大，其时国共新的合作刚刚开始，他在南京旅馆查房填单时便写明身份是“共产党员”。他见着沙汀说：“你有多少钱住旅馆啊，我介绍你到田汉家去住。”
任白戈担任“左联”秘书长时，参加过“剧协”，与田汉他们混熟了。田汉被捕后，以不能离开南京为条件保释出来，在这里活动。他的位于丹凤街的家，仍然是宾客盈门。“田老大”欠着房租，照样接待朋友。田把自己卧室让出，叫沙汀全家睡在大床上，自己另弄个小床。黄玉颀是第一次到南京，少不了要观光一下，沙汀携着去游了玄武湖，田汉又陪他们去秦淮河转了转。究竟是战争时期，连游玩也提心吊胆。每次躲警报，田汉都来招呼他们。那时的防空洞还很简陋，便是平地挖个坑，上面铺些板子，盖上浮土。人们相信这就足够保障安全了。
由任白戈、田汉引荐，沙汀还认识了阳翰笙。阳在成都是有名的学生领袖，他是知道的。阳和吕超是同乡，四川高县人，被捕后得到吕超帮助出狱，等于软禁南京。阳长得高大魁伟，眉毛又粗又黑。他替沙汀解决了近期的难题，订了船票，还帮着考虑入川后远期的生活。经他介绍，认识了成都《新民报》的陈明德，陈欢迎沙汀入川后给他们写稿，还预支了一小笔稿费，解他燃眉之急。阳翰笙特意跑去找吕超，让他为沙汀写了封亲笔信，请成都吴景伯见信后看能否在《新民报》或协进中学给他安排个位置。田、阳两人的热心，使沙汀正如他乡遇故知，逃难的紧张也得到一点缓和。
他在南京一共住了三天，还见到滞留在此地的荒煤。临到去下关上船的这天，“田老大”帮着提行李、找黄包车，送他们去码头，尽职尽责地把一个朋友招待到底。
在南京上船乘的是统舱，满船的乡音。途中意外遇到刘披云。此人是杨邨公的女婿，上海大学出身，沙汀在四川第一次入党不久，经周尚明介绍在党内就认识他。谈起来才知道他夫人在上海难产去世，现在是孤身一人回故乡，买的是“黄鱼”票，睡在机舱下面的一个通道里。礼儿这孩子见他常从舱口的圆洞上下进出，便喊：“洞洞伯伯来了！”以后在成都办杂志，刘披云也是一个支柱。
千辛万苦经武汉到了重庆上岸，沙汀身上的路费快光了，只得住下来筹措。全家挤到张家花园后梁上萧崇素的家里。这位德恩里时代的同乡，这时在《新蜀报》写社论。《新蜀报》的主笔漆鲁鱼，在日本学医，后入红军卫生部门工作，长征突围时掉队，找关系找不到，讨口告化，潜回四川。漆与沙汀谈得很投机，还请他在大梁子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报告会，报告上海的抗战形势。那天到会的听众是一批热血青年，有学生，也有各种职业的人。三四天以后，筹到了路费，沙汀一家终于在这一年的11月，到达成都。
一个如此熟悉的成都。多了满街的抗战标语，与上海相比，与敌机轰炸、民众沸腾的一路景象相比，这里显得太淡漠了，战争似乎离得远了。下一步怎么办？救亡、写作，还要养活家小，得有个起码的生活基础。在路上已经与玉颀商量好，先把母子俩送到安县秀水玉颀大哥黄章甫家里，单等沙汀求职有了着落，再设法在省城安家。
于是，沙汀与妻儿分手，单身到王岚塘族人杨冠斌家借住。他最先见到的熟人是车耀先和张秀熟老师。
车耀先在这年初，创办了《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极得当地的人心，却被政府连续查封三次。这里的政府还害怕“过激”。车是个不屈不挠的人物，背后支持他的是“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总部队”）组织，查封了，改名再出。《大生周刊》，而后《图存周刊》，这次正准备“复辟”，还出《大声》。他告诉沙汀，上个月此地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有八百多人参加，李嘉仲、熊子骏、李劼人、张秀熟、杜桴生与他自己都被选为执行委员，阵容还不小。但是不久，国民党的“成都市人民团体临时指导委员会”下令解散这个协会，把它“指导”掉了。
他又去见张秀熟。张在中学教书，沙汀私心里希望在他那里能有党的关系。原先对夏衍不肯落笔介绍关系便有些担心，一问，李一氓根本没有来川，心里便一沉。他对张说，能找到“组织”吗，张说可以去问问，不久告沙汀“张老”在成都，但又不说名字（解放后才知是张曙时），没了下文。
正在这时，他听说周文在这里，又去寻他，才知道他的关系也没接上。在“左联”，周文后期任组织部长，他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两个口号中与沙汀是疏远的，彼此相识而不相熟。现在自然是舍弃前嫌来合作，团结此地的文艺界人士，以形成进步文化力量。周文认识刘盛亚他们，沙汀把车耀先、张秀熟等介绍给周，两人把省内外新识、旧识的朋友联结起来，通过带有联谊性质的聚餐会、茶会，很快聚拢了李劼人、陈翔鹤，“京派”的朱光潜、卞之琳，加上后来的马宗融、何其芳等人。
这时发生了上海“影人剧团”事件。这个团体由战前的明星、联华、艺华、新华等电影公司的六十多名演员组成，白杨、吴茵、谢添都在其中。11月由重庆载誉来蓉城。沙汀与周文在沪时间长，负责接待。他们在智育电影院上演《芦沟桥之战》和《流民三千万》，盛况空前。沙汀在演出前的招待会上认识了该团的编剧陈白尘。可是刚演了几场，一晚，莫名其妙地遭一撮流氓、兵痞的捣乱，警备司令严啸虎即借口勒令停演，限剧团三日内出境。
这都是在很可笑的“有伤风化”的虚伪烟幕下演出的把戏。沙汀十分气愤，在车耀先的“努力餐”开会，与周文、刘披云、熊子骏讨论对策。曾有人提议出路费让沙汀去武汉找郭沫若第三厅干预，后经车、熊等奔走、斡旋，以剧团改名为“成都剧社”的方式解决，一天的云雾才散。陈白尘后来住在“华西晚报”，彼此有了往来。沙汀在报上读到一篇通讯，揭器上海宝山县汉奸政权的丑态，他受到当时话剧直接面对群众发生作用的影响，想把它发展为一个讽刺多幕剧。编了提纲，分场分幕都有了，没有写起来。当他离开成都时就把这个提纲交给了陈白尘，后来陈写出了《魔窟》。
（抗日剧团“有伤风化”的案件，刺激了你的讽刺的神经。我开始在现实教育面前想，如果这种警备司令还在当政，军阀能领导人民取得抗战的胜利吗？）
这时的成都，除了《大声》全力宣传抗战，其他刊物很少。有个《国难三日刊》，主要转载省外报刊上的文字，原“辛垦”的葛乔在那里支撑。沙汀与大家深感要打破这里的沉寂空气，一个《大声》是万万不够的。于是12月1日，《新民报》的副刊“国防文艺”，12月5日《战旗》旬刊，12月8日《四川日报》的副刊“文艺阵地”，就一个一个披挂出阵。他参与筹备《战旗》，还有葛乔、周文。三人确定办一种综合杂志，文学作为附类。第一期，组了李劼人、胡绳的专稿。还有时事评论《东战场形势鸟瞰》、《民族统一战线与托洛斯基派》，转载了宋庆龄的《两个十月》。沙汀自己赶写了小说《出征》，把上海访问过的叶士先这个小战士演变成一个老兵，显示人民觉悟到此次打仗的意义与前不同。这是个很简单的作品。可是《战旗》送审，得了“奉命暂缓发行”的结果，仅仅出了一期“样本”，便流产了。后来沙汀应朋友之约，写了几篇杂文交《四川日报·文艺阵地》发表。他的理论性抗战文字并不精采，用的是《申报·自由谈》时期的笔名“尹光”。这些入川后最初的东西写得比较开朗、乐观，也写得匆忙。
为了解决生计，他拿着吕超的信去求见吴景伯。吴与陈静珊、张志和这些下野军阀热衷文化事业，成都的《新民报》和“协进中学”都是他们办的。吴是“协进”的董事长，他对沙汀表示欢迎，但学校需寒假后才能重聘教师，要他稍候。
转年过了1938年的元旦，省政府要在四川大学搞一次学生军训。车耀先、张秀熟与沙汀谈起此事，想派人进去讲政治课程，拟议中的教师有沙汀、周文。但在临军训前，沙汀突然决定回乡过旧历年。他知道，由于自己与玉颀特殊的婚姻经历，她在安县的寄居生活是不会愉快的，回川第一个春节无论如何两人应当在一起过，便匆匆赶往距安县城五十里的秀水。
住在秀水一座古庙里，妻兄黄章甫所在的秀水小学很容易使他想到汶江小学。一个多月的生活，除了去县城看过郑慕周与大哥，有尽够的时间可以思考。时间消除了许多隔膜，舅父对他的态度已经相当缓和。家乡表面上还是老样子，他最初的感觉只是压抑，但把细一看，居然恢复了辛亥和大革命前曾经有过的两项“热门”。一项是演剧热，主力军永远是乡间的小学教员，演的是抗日内容了。一项是淘金热，主角是那些富有者，配角是褴褛不堪、混身污泥的金案子和沙班、水班的工匠们。开采沙金的理由开始用的是旧措辞：“赈济灾民”，不久便转换成堂而皇之的“开发资源、抗战救国”。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大旗下，中国这个社会肌体上继续生长的众多的脓疱是那样触目，逼使他沉静下来思索。
我认识一个具有专门技能、曾在上海科技界供职的熟人，他回四川，原是为了在成都找点工作，尽其所长为抗战服务的。但是，在一些亲眷的鼓吹下，他却放弃了原先的打算和专业，搬到我们那个偏远小县去开发金矿！因为随着战争的发展，金价不断上涨，那时候县属两三处素以出产沙金闻名的地区，在荒废多年之后，又开始兴旺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①（这是长篇小说《淘金记》写作的最初动因吗？这是远因。在协进中学，在延安、冀中，都在头脑里酝酿它，具体写作就更晚了。是一个成熟的胎儿。直到我夜宿仁寿的北斗镇，我的人物才有了出场的空间）
他没有立即构思新的小说。在他的思想里，“淘金”是不是应当立即着手写的抗战题材，还没有想好。不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扫除了他不少乐观的想法。大后方的现实深刻影响了他。给他增加了文学创作必需的忧虑和沉思。
旧历年底前夕，协进中学寄来请他教“国文”的“聘书”。报纸上大字登载着重庆遭受日机轰炸的消息。为了区别抗战的前方，当时报上把偏僻的大后方地区戏称为“堪察加”。
“看一看我们这堪察加临难时的情景，也不是无意义的”①。他在秀水雇了两辆包车，黄玉颀领着杨礼，一点点可怜的行李。2月的故乡春雨淅沥，全家抱着新的希望，赶往成都去了。
冷观“堪察加小景”
春节后回成都的当天夜里，他由走马街穿过春熙路南段，想去拜会几个熟人，恰被全市火炬大游行阻在路上。
站在中山先生铜像对面的阶沿，只见火炬队伍前至提督街，尾巴甩在东大街上，歌唱声、口号、火光，使他的脉搏也随之兴奋地跳动。在“米粮同业公会”、“在野军人学会”、“大商社”、“群力社”各种形状的旗帜之后，他发现了“文教会”的朋友们，得了一支竹梢当中嵌有浸透油脂的纸捻的火把，走进游行的行列。
“看了这情形，谁也不相信中国人会甘心沦为法西斯强盗的奴隶的！”行进中的沙汀，看到一条火的长龙，一座火的长城，禁不住想，“在需要我们流血的时候，同志们，也一样吧！”
但是他究竟与“八·一三”在上海或初到四川时不一样了，狂热的温度降下来归于冷静，他在追记完这场游行后说：许多人基于这次运动而发生一种廉价的乐观，是要不得的；因为我总忘不掉三个月以来的沉闷日子，当天夜里某一部分情形（指沿途群众在旁呆看——笔者）以及那漂亮的整齐的乐队。①他把家安在仁厚街一个小四合院的厢房里，同院住着李嘉仲，在一家中学教书。仁厚街位于少城，是个小巷子，离有名的文化区祠堂街很近，逛书店，去车耀先的住所，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