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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中学教书。仁厚街位于少城，是个小巷子，离有名的文化区祠堂街很近，逛书店，去车耀先的住所，都很方便。“协进中学”两个班的国文课有固定的钟点，课下要判一百份作文卷，还要帮房东的孩子补习功课，占去的时间很多。他对于教书，和在上海“正风中学”一样，实在只当做谋生的手段，兴趣是没有的，教上了又不会不认真。“协进”有悠久的历史。辛亥年间全省首批办七个中学，它是省一中。“五四”前后这里是学潮发源地，两次遭封闭。阳翰笙便是这个学校的风云人物。现在是1933年后重办，民主人士、地下党员在这里出入活动，学生中去延安的不少，被人暗地里称为成都的“陕北公学”。沙汀一进“协进”，才知道教师中有许多熟人。杨伯凯在做教务长，“辛垦”的另一发起人王义林也在这里，但很难碰到。刘披云因住将军街，离车耀先住处更近，课后常在那里遇上。刘以后在“天府中学”教书时，罗烽介绍吕荧末求职，沙汀找刘，刘曾让出两班的作文卷交吕荧改。学校还有一位老先生李筱亭，是资历很深的革命者，就住在校内，上课下课都到他房里去坐坐、谈谈。其他教师就没有来往了。
四川党组织过去受到严重破坏，去年年底刚刚重建。等到沙汀这次回来，情况大变。车耀先同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关系，这样，沙汀不久也与罗联系上。教书之余，协同周文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周文寒假参加四川大学的学生军训，任队长，由此与当地的文学青年羊角（张宣）、车辐等建立联系。1938年3月6日，经过长久联谊的推动，周文、沙汀等终于发起组织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工作团在学道街济难第一小学召开了筹备会，有五十多人参加，会上通过了《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发起意见书》，推选马宗融、周文、沙汀、任钧、蔡天心、羊角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正当大家东奔西跑，为在两周后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忙碌的时候，国民党市党部突然命令不准这个组织立案。成立会就这样流产了。工作团筹划的意义只余下一点，就是为第二年成立文协成都分会铺平了道路。沙汀又一次感受到抗日救国的“阴暗面”。
文化人聚会的地点，除枕江楼一类比较宽敞的地方外，主要是车耀先在祠堂街开的有名饭馆“努力餐”。与周文谈话，多半不在他高池街的住所，也在这里。沙汀佩服车的精干、乐观，坦诚到极点，任一点东西也藏不住的性格，愿意为《大声》写稿子，参加他组织的宣传、慰问活动。
每在街头宣传，车耀先总是亲自站在凳子上演说，声音洪亮，说得机巧和热情，加上他从行伍生活中吸取来的丰富语汇，毫无顾忌的手势，真有一股巨大的煽动力量。他当团长的时候，一只脚受过伤，他就高呼：“只要是为了抗战，我愿意把那条腿也打断！”他一上街，连黄包车夫也认得他，互相传告：“车案子今天又要搞啥子怪事了！”人们就高兴地涌着跟他走。
一次，车耀先到仁厚街来，与李嘉仲、沙汀谈起他主持大声周刊社发起的抗战军人家属慰问团的事。车耀先一说话便滔滔不绝。沙汀主动要求也去参加。
在一个星期天，他们结队去慰问五福街余湘藩的家属、西御河沿街赵文全的家属等六家。看到他们住在透风的竹笆房子、阴暗的机房里面，只靠浆洗衣服，做苦力，为上了前方的丈夫或牺牲了的男人，艰窘地养活着孩子，却得不到政府的抚恤。慰问团的到来使她们起初快乐得张皇失措，连话也说不出，继而就伤心哭泣起来，听到找来的保长们，眯着惺忪睡眼，说出那些推诿的话，沙汀感到车耀先和自己的心都在可怕地抖动。①
还有一次，他们别出心裁地组织了送军属老母进医院治疗的活动。篾笆做的大幅标帜上横写着：“送抗战军人壮丁的母亲穆老太太进医院”、“他的儿子在前线为我们流血，我们应该怎样救济她？”老人的儿子穆合林，原来是黄包车夫，老太太孤苦零丁，住在民生里的大杂院，穷得没有床铺，就睡在潮湿的泥地上，瘫痪了。大声社社员组成的这支队伍，推着车子将老太太送到平安桥医院就医，一路散发传单，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引来许多人观看。人群中有跟着唏嘘感叹的，也有漠然观之甚至讪笑的。沙汀跟在队伍里走着，他想到那句名言：“一面是严肃地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①这些感想在车耀先那里可以纵意而谈，所以，每星期他都要去“努力餐”。这个饭馆在成都极有名气，不仅是开办于1929年，历史悠久，1933年迁来祠堂街后，由于车耀先的经营，以物美价廉的“大众菜”为号召，连黄包车夫都可以在这里美美地吃上一餐。又以楼堂雅座招待进步文化人，提供党活动的场所，成了人民大众、革命者和特务都经常光顾的地方。
车耀先依靠早年军队、基督教会的复杂关系，和他的胆识气魄，干什么事情都热气腾腾，毫不畏缩。每年青羊宫“花会”期间，他都在南门城墙上打出自编的快板广告，招徕顾客，其词曰：“花会场，二仙庵；正中路，树林边；机器面，味道鲜；革命饭，努力餐。”
沙汀非常欣赏车耀先，与他组织的“大声抗敌宣传社”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个社最发达时，社员近千人，成员分布在泸州、绵阳等十几个县。每次在“努力餐”举行的活动他也尽量参加。一去，车就会在馆堂里走来走去，遇到形迹可疑的人进来，他就会机警地给沙汀他们递眼色，让他们谈话时留神。他有一架收音机，靠它传播各种来源于政府以外的消息。沙汀最早读到延安出版的书刊，也是在“努力餐”的内室里。1940年3月14日，车耀先在自己的餐馆里被捕，随后与罗世文一起在中美合作所关押，沙汀其时从重庆疏散回乡正要赶往成都去，他对于车的被捕是很震动的。新朋友中一见如故的是马宗融。过去在上海并不相识，只是彼此知道，但都认识巴金，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书。马本人是一个正派到不能再正派的书生。他与左翼作家接近，不含芥蒂，不卑不亢，肯交换意见，与沙汀便很投合。沙汀从故乡回成都不久，3月17日，马的妻子，《生人妻》的作者罗淑（世弥）突因产褥热逝去。罗淑朴实、温厚，她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能使朋友之间消除误解，她的产量不多却结实有力的小说发表时，连周围关系很近的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因而大大惊喜。这样一个不声不响的好女性，遽然离去，沙汀虽接触不多，也心情沉重地赶去吊唁。
陈翔鹤也是抗战后才认识的。大革命前后便读过《沉钟》上陈的小说，他回忆沉钟社的文章也给沙汀好感，懂得了为何这个团体会受到鲁迅的赞赏。
（我和周文分头在成都文艺界联系，第一批结识的人里就有翔鹤。觉得他朴质、熟识得快。他生活不宽裕，父亲开过钱庄，后来破产，才从重庆搬来。这时父亲已经去世。卞之琳、何其芳陆续来成都，我通过他才结识北平作家。
我们虽然谈得来，但起初感到他旧文人习气较重，住房窄小，却极喜养花。所以1938年春夏之交，一天，我到周文家参加党的会议，发现陈也在屋，有点惊奇。他是周文介绍的。我认为一个“好人”入党是好事，后来关系更密切。我去延安前，征得“协进”的同意，把我的课给他教了。——沙汀1986年12月5日讲）沙汀与“京派”作家交往，使人不感到他有“左翼”气。朱光潜在四川大学文学院当院长，这个极瘦极小的中年人是个诚笃的学者。他为了“教育自由”，曾在川大反对国民党二陈派撤换张颐校长，得到沙汀、周文的支持。周扬曾通过沙汀写信给他，欢迎他去延安参观，朱也立即回信表示愿去，但后来被欧美派的朋友阻止了。他夫人是南充人，大家叫他“南充女婿”。
朱光潜的学生卞之琳在川大当讲师。何其芳先在故乡万县教了一阵书，然后也到了成都，在石室中学任教。他们办起了《工作》。何其芳发表了《论工作》和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沙汀读了，改变了对这个带副眼镜，有一个油黑的胖脸的书生的看法，觉得他对抗战成都享乐、懒惰、陈腐、讲究美食的风气的厌恶，和自己是那么一致，对京派作家更有了好感。
我原来不认识沙汀，但知道他。因我参与《文季》、《水星》两刊的工作，郑振铎气魄很大，把上海、北平两地作家拉在一起，使我接触到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艾芜的，沙汀的。
这时周文、沙汀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我模模糊糊感觉到他们与党的关系。他们常来川大找朱光潜，方敬、罗念生、谢文炳。谢是川大外文系主任。这时，我和何其芳编了《工作》，轮流出钱，用土纸印，觉得成都气氛沉闷，想到前方去看看，这样，才使我与沙汀建立了全新的关系。①
有一个道地四川作家和沙汀这个时候才建立起友谊的，是李劼人。他在成都读书时期就听别人说，李劼人是个有骨气的人。当时的督军杨森自命为“文化军人”，招揽留法学生给他当“参议”、“秘书”。李劼人断然拒绝别人的劝诱，当了《川报》主笔。杨森手下一个红人黎纯一无聊地登了“为男友征求女友”的启事，李邨人一天在自己报上也登了一则“为女友征求男友”的启事，其条件有“常服威古龙丸有耐性者”。这种壮阳药丸是统治阶层中不少人常服的。于是老百姓拍手称快。黎挑拨杨森封闭报馆，抓了李邨人。这在当日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后来李因为与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共进退，愤而辞职，在指挥街租佃的住宅内，开了名为“小雅”的菜馆，夫妻俩又当厨师，又当堂倌。沙汀上海时期回川，还特意去吃了教授夫妇做的葱烧鱼、红烧牛肉。那是一间铺面的小馆子，真是“雅俗共赏，小大由之”。
现在，沙汀看到的李邨人便是这样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作家。李已经写出了《死水微澜》等小说，材料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军阀连长指使几个散兵游勇绑了他儿子的票，经过袍哥大爷出面花钱赎回，使他了解到成都近郊场镇上的人情世态。直接出面斡旋的袍哥叫邝瞎子，就是《死水微澜》里罗歪嘴的原型。李邨人同时任嘉乐纸厂的董事长，致力于抗日文化与实业救国两个方面的工作。这个纸厂在成都的办事处，后来成了“努力餐”之外又一个进步文学界经常聚会议事的地方。
（你的文学圈子扩大了。过去，你的生活视野很大，却只有一个较小的左翼文学领域。是抗日战争造成我的“扩大”，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我到解放区去，同行的是两个新识的非左翼作家）
整个教书、联络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当他的目光从周围这些具有美好人格的“精英”身上移开，移到广大的后方，大半年的观察所引起的深广的忧思，时常触动他考虑：一个文学家的责任在哪里？廉价的热情家的隐瞒、粉饰，究竟有无价值？他本来想寻找故乡抗战的如火如荼的场面，神圣的新的东西，但“一切照旧。一切都暗淡无光”。比如随着日机轰炸带来的全省防空机构的林立，救国公债的发行掀起的呼声，在成都都曾怎样引起他的兴奋呀。
但可怜得很，这些新的东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为了抗战，而在实质上，它们的作用却不过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们你争我夺的饭碗。所以人们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狞笑着，呻吟着，制造着新喜剧。①这种新的喜剧，包含着新旧双重的痼疾。他的家乡的封建性权力结构所带来的人的愚昧，已经在他已有的作品里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污浊一面，现在又以新的可笑方式再度出现。春节时节在安县听说一个故事：一个叫陈雨村的，专科学校毕业学生，父亲陈福田，袍哥，很有势力，和一个姓刘的小老板拼力争夺县防空协会主任这个芝麻绿豆大的位置。北川有人挖出过炸弹的事他也听说过。炸弹是国民党追赶红军时扔下的，与抗日无关。老百姓想把火药弄出来，化了炸弹壳好打锄头、弯刀，结果炸伤了人。只要安排一个喜爱恶作剧的人物，把这个炸弹拿去让陈雨村拆卸，就能出尽防空主任的洋相，就能被小老板利用。这个人他想到了安县的视学戴中孚，一个能产生各种无穷无尽恶毒“智谋”的家伙。陈雨村成了谐音的愚生，一部喜剧就构成了。这时，茅盾主编《文艺阵地》，从广州来信催稿，促成了这个构思迅速“成型”。他早就计划着要写一系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