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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互相喊起了“同志”。武装人员里，七个是八路军，今年2月从山西前线调回读“抗大”，不久又被送到湖南湘潭学开“二分机关炮”。一个是新四军，要入“抗大”。从湖北、江苏、河南、陕西各省来进“抗大”的有九人，倒有六个是女性。一个坐在汽车司机旁边手抱孩子的妇女，原来是徐海东的夫人。一个农民模样、晕车很厉害的中年人是徐海东的哥哥。这引起沙汀极大的兴趣。被立波的《冀察晋边区印象记》激起创作欲望来的沙汀，在读那篇报告的时候，已经记住了那位英勇而富人情味的徐海东将军的名字。现在他的夫人穿了军服，像一个大兵一样坐在这个车子上，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两个“民先队”队员是活跃分子，组织啦啦队拉歌，特别的有劲。其芳很快坐不住了，在车上窜来窜去，休息时爬上爬下，找这些“同志”聊天，热心地搜集材料。沙汀注意到汽车司机是车上唯一一个露出冷漠、倨傲神气的人，大家叫他汽车工人，不称“同志”，这是抗战期间滋生的一个发着不大不小财的阶层，以后更在滇缅路上显出神通来的。好在大家只是一味敷衍他，只望路上不抛锚就行了。余下的时间还是快快活活地唱歌：全国动刀兵，
一齐来出征。
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批人马哪里来？
西北陕甘宁。
杀退鬼子兵，
一齐下关东。
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
朱德毛泽东。
这个歌是配着陕北粗犷的民间歌调唱的。对这两个人的“英雄崇拜”，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是沙汀觉得并不难接受的延安空气的一部分。
车子开过咸阳、泾阳，在三原住了一宿，又休息一上午，然后开往耀县、同官。30日经宜君到洛川。越是接近目的地，能见到的徒步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就越多。他们的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沾满黄土，背着背包、书包，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公路上不绝如缕。沙汀感到他们更像是一队队的“朝圣者”，比自己勇敢得多。他真想去叩问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探听他们的身世、经历和满脑子的理想。在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的车子滚了满身的尘土，经过鄜县、七里铺、少陵川，远远地看见宝塔山了。
十八天，行程三千余里，从成都到了延安。
四个人一起住进城里的西北旅社，这是边区政府招待所，专门招待外面新来的人。一个临街的小院，平房，土炕，纸糊的有方木格的窗子。第一顿吃上黄澄澄的小米饭，中看不中吃，挂在喉咙上，很难下咽。当时还不大觉得，只感到新奇、兴奋。延安这时还未遭受轰炸，窄窄的城内街道，两边商店的招牌都是蓝底白字，铺板也是浅蓝的，虽不漂亮，却显得洁净。
刚到不久，周扬、苏灵扬就赶来看沙汀夫妇，并结识其芳、之琳。周扬显然已摆脱了上海后期的阴郁心理，脸色红润。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主持边区教育厅，也是4月刚成立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人之一。诗人柯仲平主持“文协”工作，腰间插根旱烟袋，人称柯胡子，也跑来慰问三位作家。延安文艺界为他们搞了个简短的欢迎式，沙汀代表三人讲话答谢。
才几天，就觉得穿长衫别扭了。何其芳尤其来得积极，见了周扬就要求换装。他把自己的、沙汀的夏布长衫、西服，都拿到南门市场上卖掉，换成卤羊肉、枣糕、蕃茄吃。或者几个人拥到北门饭铺去享用延安的特别菜：“蜜汁咕噜”、“三不粘”。刚从国统区来的人，嘴巴原是吃惯了的，稀奇的是蔬菜很缺的黄土高原上竟会有那么多的蕃茄、黄花菜。
呼吸着延安的空气，沙汀感到了这里的穷苦和自由。踏着麻草鞋的知识分子很少有愁眉苦脸的，起码看上去一个个都很快活。女同志用布条打成的草鞋，还有各种花头。到处都有歌声。一个刚来的电机工程师甚至抱怨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可是等到沙汀四人穿上周扬送来的灰布军装，像个延安人似地走在街上，他们的口里也要哼出歌子来了。
周扬满足了他们的另一个请求，9月初的一天，安排好他们去见毛主席。毛泽东住在城西凤凰山下，“光华书店”的上面，一排三间石砌的窑洞式的屋子。他从一张没有上漆的白条木桌边站起来迎接客人，高高大大，穿一套蓝布制服，比较整洁。这时他比以后要瘦些，眼睛有神，看上去精力充沛。沙汀坐在他对面，觉得他平易中气度不凡。等到开口说话，谈吐幽默、生动，牢牢地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寒暄过后，沙汀他们说，这里给他们很深的印象，很想写延安。“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毛泽东微笑着，一边习惯地举起右手来，说一座便弯下一根手指。“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
等以后沙汀在枣园听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观察在柯仲平的诗歌朗诵会上，毛泽东耐心地坐到底听完；看各种场合，包括露天观苏联电影时毛的露面，慢慢地熟悉了他的身姿，说话的语式，知道这句“也有一点点可写”的话，是有相当份量的。
沙汀他们又说，想经过延安到前线去，到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去生活一段时间，写抗战需要的通讯报告。毛泽东表示赞许。他点着头，从容地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我支持你们！”
接着，毛仔细地与他们攀谈：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这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他举着自己的例子。大革命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好坐了，只好让两只脚自己走，很快也就学会走路了。大家听得都笑起来。（你是否感到毛泽东的讲话是他身上最有魅力的地方？据说由于毛能运用古语、俗语、笑话，弄出满堂笑声，延安人说话逗趣、诙谐的风气很盛。许多机关、工厂贴有一条别致的标语：“工作时间不得开玩笑”。我初到延安便感到毛泽东的威望无处不在。延安当年演讲成风，王明善辩，周恩来精细、有条理，他们都可以连讲几天。周扬也变得善讲了。不过毛说话大而化之，亦庄亦谐的风格是独特的。）这次会见结束后，周扬便找沙汀谈工作安排。“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间不久，文学系因缺少教师，招生比音乐系、戏剧系已经晚了一期。周扬主要工作在教育厅，又兼着“鲁艺”文学系的系主任，希望沙汀留下来顶他这个职务。这样，沙汀想很快上前线的愿望便只好搁置了。不过，他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只同意把文学系的事情“代”一个时期。他没料到何其芳痛痛快快也答应周扬留在“鲁艺”教书，这使沙汀对做这个代主任有了信心。玉颀也有了安排，她停顿的学业有了重理的机会，“抗大”成立了女生队，她虽不愿离开丈夫，好在延安不大，还是同意到“抗大”去读书。卞之琳是利用四川大学暑期和四个月的军训时间跑出来的，他没有立即参加工作，就住在城内柯仲平的文化协会。不久，他参加“文协”组织的前方文化工作团访问晋东南太行山区，随着陈赓下面的七七二团辗转了半年。
四个人有了派定，便从西北旅社搬出来。沙汀、其芳立刻到北门外西山山麓的“鲁艺”窑洞报到。
到“鲁艺”的那天，已是傍晚，教职学员们都蹲在席棚底下的饭场上吃晚饭。教务处干部说，那就也吃饭吧。可是他们没有碗筷。接待同志便喊：“从大后方来的作家吃饭没有碗筷，快点吧，谁吃完借碗筷使使，人家还饿着肚皮哩！”几只搪瓷大碗送过来，也等不及竹筷、铝勺，折一枝柳条，搓巴搓巴，交给作家。他们笑了，也学着样子捧着碗面对面地蹲了下来。当然还是黄澄澄的小米饭。每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大米白面。
我是“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那时，“鲁艺”院长是毛泽东，副院长是沙可夫。沙汀他们还没到学校来，沙可夫已向我们宣布音乐系要请冼星海，文学系要请沙汀、何其芳、张天翼、陈荒煤来教书。张天翼因病后来没能来。沙汀他们来后，我们曾在文学系窑洞前的小坪上开过欢迎会。沙汀讲话老练、冷静，何其芳讲话热情澎湃。
沙汀给我们讲两门课：世界名著选读和写作实习。我记得他讲过《死魂灵》，他说他读过八遍，记得很熟。讲乞乞科夫，说他做梦都梦见他。我在班里被称为“儿童作家”，意思是年龄最小。沙汀指导我们写作，教我们如何观察，如何记素材笔记，说这些笔记到写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看，但印象保持深刻的往往是最好的材料。他还讲过鲁迅，茅盾，说茅盾写作如何编制提纲。后来我们写作都是学了他说的一套。①北门外“鲁艺”的窑洞开在一个半圆的山上，中间是块坟地。窑洞门上挂了一块块的帘子。后来有了“等级”，“首长”是棉门帘，学生是单门帘。这里夜不闭户，只怕狼，不怕贼，曾经发生“鲁艺”教师的婴儿被狼咬死的惨剧。学生窑洞，大的可住十人，火炕通铺。作图书馆的窑洞藏有三四千册书，文艺类占三分之二，沙汀的三本小说集这里都有，学生们大部分读过。上课的大洞可装五六十人，但经常不用，在露天讲课。下雨天从窑洞走下来，路滑，常常一个接一个地跌倒。
文学系第一期的学生有五十多个。学制大约一年，入学读三个月书，然后去敌后实习三个月，回来后再学三个月，就毕业了。学生听讲都是自带一个马扎子（折叠小凳），在膝盖上放一块木板记笔记。老师讲课没有黑板可写字，就站在那里，有太阳的天便戴顶草帽。主要还是自己读书、讨论、写东西。
沙汀还教过爱伦堡的《西班牙通信》、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和其他论述报告文学的著作，都是选读，教材不固定。他并不特别能讲课，只是老练，能把读书心得、生活经验、写作体会融于一炉，讲给学生听。有时还发出趣语，是一种浑厚的幽默。
秋天，“鲁艺”领导采纳了沙汀、何其芳的建议，趁中央号召干部帮助群众生产的机会，以文学系一期学生为主，组织下去劳动，每人同时完成写作任务。
沙汀老师领我们到延安附近二十里铺的农村去参加秋收，事先领我们分了组，耐心地告诉我们观察人物、搜集细节的方法。我当时的水平低，对他讲的还不能全懂，他费了不少心血。
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收谷子。每晚，他和何其芳分头到各家来检查，指导如何写农民。我后来写了一个老太婆，写她落后的一面。葛洛也写了一个。十天左右写好后交给他。我过去写过一篇表现小市民、小官僚的东西，他劝我改好送大后方发表，提了两三次意见，反复说体验生活的重要。我当时没把创作当回事，没有全部理解他。①
康濯的习作也是沙汀指导，写一个农民因丧妻而忧郁，自认是真实事件，不服沙汀的批评。这些作品后来编成一本书叫《秋收一周间》，至今没人知道是否出版。
沙汀是个极端认真、拘谨而性急的教师。比较起来，学生更喜欢何其芳，开朗、随便，讲起古典和翻译作品都能引人入胜。为了学生几行的短诗，他会写出上千字的批语。他还是那么天真，露天看苏联原版的电影片子，见旁边有男女在黑暗里接吻，也会大惊小怪地去告诉沙汀。其芳精神愉快流露在外，走起路来足板翻，诉起苦来：“老杨呀，你看咋个做呀？”叫人感到他之诉苦是因为太愉快了。不久，他把这种愉快化成了创作。11月，便写出了《我歌唱延安》这篇轰动一时的散文。
（意味深长。你这个党内作家反而没有先来讴歌延安。这不是政治，这是创作个性。你不妨在这一章 里始终拿其芳与我比较，就可以更了解我了）
后来，其芳还写了一系列这种歌颂延安自由、宽大、民主的明朗之作。他的心地便是如此明朗。沙汀是不会这样快地发表这种感想的，尽管他也有感想。他一直没有动笔，他还要看，还要想。两人的友谊很好，课后常去“文协”看卞之琳，探听文艺界的消息，或到教育厅找周扬，谈组织创作力量反映解放区、办好文学系的事，也提醒他注意有机会别忘了让他们上前线。11月17日，由沙汀和王宗一的介绍，“鲁艺”党组织吸收了何其芳入党。
沙汀不是不想写，他是扎扎实实做他的写作准备。除了去“抗大”看黄玉颀，看在那里做政治教员的老朋友任白戈，与新认识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