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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玉颀和他不断发信向外界呼救。艾芜回信最快、最多，他拖了一大家口人自顾不暇，但还是寄来了一百元。法币废除，金元券刚使用便同坐飞机一样贬值，艾芜在信中叹息，姑且用来买几个鸡蛋吃吧。
凤子寄了五十元。王西彦穷得劼劼响，也救济不了朋友，便写了封长长的信来打气，称赞沙汀这几年的创作丰收。可惜“丰收”换不来谷米。蒋牧良令人感动，他俩只在鲁迅丧礼上见过一面，他自己分文皆无，却动员了一位电影戏剧界完全不相识的编导寄赠了一笔钱。
后来，以群的“新地”汇来一点版税。上海的“文协”总会闻讯后，曾汇款救济。特别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巴金的催促下，把《还乡记》等预支的一大笔版税寄到睢水，这才有了药费、营养费，偿还了一部分债务。四面八方涌来的友情使他对生充满了信念。
等到稍有好转，能下地走走路了，便遇上“水涨”。就是前面说过的睢水乡公所向县府“具结”，以担保沙汀不在本地。他第二天，在简毅的陪同下，抱病长途跋涉到永兴避祸。这时是1948年11月。
他认识简毅已有四五年。这是一个趣人。早年入过共青团，但很快退了。红军经过川北后，他被当作“乱党”逮捕，终止了在成都的学业。回到安县县城，整天以拉京戏胡琴自娱。他有一台旧留声机和一些上海百代公司的京剧唱片，就凭着这个，自拉自唱，倒也渐渐有了相当的水平。
睢水的乡长萧文虎正热心此道，便拉了简毅来睢水安家落户，挂上乡队副的职衔，并在中心小学代课。这个乡队副实在滑稽，他还是一天到晚教人唱戏打锣，并不懂得如何搜刮百姓。与沙汀讲起时势，头脑不糊涂。对本乡袁、萧的寡头政治，粮役上的弊端，时常加以透露。沙汀对睢水社会内幕的了解，一部分得之于他，这是与未来的《红石滩》有关的。
他跟在简毅身后，脚步已经空虚不稳。他的打扮好怪：头上戴顶用“博子帽”改造成的“毡窝”，加一根山民用的青布帕子绕头，遮住半个眼睛，脖子上一条毛线围巾把下颏挡住，拄一根竹棍。因为睢水场的轿夫张驼子被人召去抬新娘，大病初愈的他只好步行经拱星、河清，往永兴熊仁卿家去。
苦竹庵到河清五十里。挣扎着走进简毅堂姐家，一头坐下就不能动弹了。所幸简毅在将散的场口碰上熊仁卿，雇到两副滑竿，吃罢午饭，便与简分手，黄昏时到达永兴。
河清是他老家，二十年代当县教育局长期间去察看过几次。永兴却是第一次来，认识的人只有熊仁卿。熊入过他的家塾，算是同学。多年前，永兴的掌权人物看中了熊的“笔杆子”，青年时代被招纳，现在成为一乡之长。熊身材魁伟，强壮，一看就是那种文的武的粗的细的都来得的人。他的家在永兴场一里地外的梓潼宫，院坝宽敞，住房、门堂、围墙都不讲究，主人的心思显然没有全部放在上面。
熊每天不落屋，回来与老同学谈起战争，时常故意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不然，就磨研他弄来的一块据说是真正的“虎骨”，吃着各种可疑的“补”药。
他的老婆是邻县一家财主的闺女。被他用骗婚、抢亲的手段搞到，现在却扔在一边，让她陪着烟灯和盲眼的儿子，在悲悲戚戚的回忆与哀怨中讨生活。她的价值只是婚前可以预见的陪嫁和昔日的青春美貌。听她一再讲自己的身世，到第二次、第二次，沙汀就忍受不住屋子里这种阴凄凄的坟墓气味了。他避到梓橦宫，找主持和尚谈天气和佛学，引得这个只会念“观音经”的人的尊重，后来甚至介绍了一位盲人来谈佛理。
在苦竹庵的病床上，他读过一点能到手的《六祖坛经》、《难经》的书。可能是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徘徊，觉得玄妙的经学很引人入胜。单是那文词之美就够他欣赏的。他能观察与描写社会的争斗，但是骨子里，他对平和静谧的农村生活的向往，很容易与寺院的气氛合拍。
永兴梓橦宫这个“病室”只住了半个多月，熊仁卿告诉他，省保安司令部严密缉拿他的命令下来了。商量后将他转移到熊手下一个保队长的家，离永兴五里地更其偏僻的邹家抱房。这个姓邹的袍哥是五排，三十上下，短小精干。此人父亲在民国年间是大袍哥、大土匪，诨名“金毛辫”，杀人如麻。后来被地方军捕杀了。
邹家的院子比熊仁卿的大三四倍，四面靠墙均是平房，中间的晒场足有网球场那么大。这是刚抱出的小鸭儿的饲养、活动场地。这个院落最奇特之处，是到处安设门户。大门，后门，左右两面围墙上各开有两三道门。当初是为“水涨”的时候，“金毛辫”的人马从哪儿都可以跑得出去。放鸭子的伙计进出也方便。
沙汀住进这样大而无当的房子，听邹母念叨他家往日的“光荣”，感叹今日的式微。他在这里住了四个月，听老太太诉说了四个月的邹家抱房兴衰史。因为只有极有权势的人，才敢开抱房。孵出的鸭子放给赶浮鸭的人，没有哪个码头敢欺负。成百上千只半斤重的鸭儿，一根竹竿赶着过乡踏县，不花饲料，随处赶进刚收割过或还没割过的稻田，拣谷子吃。等它们丫丫地磨蹭到成都，已经够了份量，大了，肥了，成为市面上的水盆鸭子、烧腊鸭子。一路放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邹家大爷的面子。不然，鸭子会被人捉得净光，连根鸭毛你都剩不下。沙汀想，这放鸭儿真是一篇绝好的社会小说材料。
不过这里也不宜长久养病。一个保队长的家，来往杂人很多。姓邹的成天在街上“打滚龙”，游荡吃喝搞女人，就和《困兽记》里的徐懒狗一模一样。能与沙汀说得上话的，也是一个中学生，保队长的弟弟。同谢象仪的小儿子谢荣茂、袁寿山的儿子袁琳差不多。四十年代的中学生在两次战争中长大，他们对上一代人的生活明显表示不满，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所以，他们在解放后很快跨入新生活。保队长弟弟经他介绍，后来成为地质工作者，而袁寿山与这位保队长，却并不能因“保护”过他而立地成佛。1949的春节，他在邹家抱房度过。即便看不到任何报纸，只从周围老百姓每次赶场带回的“议论”，也能了解解放战争的过程了。
“嗨，听说蒋委员长都自己下台啦！”
“！银元券也跟前一向的金元券样，只有拿来揩屁股喽！”
“今天场上米来了好多？一斗涨到多少了呵？”
现存社会露出了所有的败象。他感到在这样的时候，这样闭塞的地方，实在呆不下去，便捎信儿给玉颀，问能不能住到离睢水近一些的地方。4月开春，玉颀让睢水小学的校工杨志远去接他。他像个被大人允许上街玩耍的孩子，急不可耐地走出邹家“病院”。
在睢水，大家都称他杨老师。他在永兴，化名叫“王先生”……那次我去接他，中午到邹述才家，午饭后两人上路，专挑小路走。到红牌楼已经行了四十五里，距睢水还有一半。我建议留宿，他不同意，硬要走夜路。到旁边农民家要了一个火把探路，沿着大河边高一步低一步，又走了三个多小时，深更半夜摸到家里，才说吃饭的事，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①仗着玉颀和睢水小学所有的旧报纸，他消除了半年来对外界的隔膜。形势发展比预料得还快，北方的几场大战役都打完了，半个中国已经光明，黑暗正在退缩。翻阅一通《新新新闻》，他被一则私人启事吸引住。启事的大意是：鄙人年老力衰，已经多年未当公事，更从不过问政治，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民主同盟。现任县参议员一职，近日已呈请免去，以另举贤能云云。
他读后大笑，似乎许久没有这样开怀笑过。他觉得一下子捉摸到这些小头面人物眼前的政治困境，以及他们拙劣的“应变”本领。他久久思考这一新的社会动态和社会心理，《炮手》的故事霍然而生。吐血以来，他许久没有动笔了。这个短篇引出整整一组“蒋管区生活实录”的小说，都是以后在板栗园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的。这是临解放前一次按捺不住的写作高潮。
吴瑞卿家是舅父把他硬逼去的。他有点恋家。从永兴回来，岳母大大施展她的烹调技艺，为他调补亏损的身子。看着玉颀和身边的三个孩子（杨礼已去县城读初中），他真不想离开。可郑慕周一听说他返回睢水，马上催他下乡。凭郑的经验，深知越认为是最安全的时候，很可能正是最不安全的时候。
正是南京解放的消息传来。看到那张报纸，他说了一句“总算等到了”。帽子落在柴灶的灰窑里烧着，也没知觉。几天后吴瑞卿乘赶场的机会，亲来把他接走。
十年避难所遇的各色居停主人里，吴瑞卿是唯一的非权势者。这是一个贫苦的小学教员，四十岁左右，做过刻字匠，性格质朴，与沙汀一家都熟。他住的地方与绵竹拱星连界。一个小院子，正面是三间瓦房，另砌一间草屋，是厨房兼饭堂，白纸糊的大窗户可以推开，显得明亮，这是吴自己设计的。最惹眼的是沿院篱笆空地一侧长了十几株峭拔茂盛的老栗子树，向天上挺着生气盎然的枝娅。远近的人给吴家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板栗园。到了深秋，一斗板栗可以换五六斗米，甚至还换过一石米呢。
1949年5月11日晚上，我丈夫领来一位带行李的客人，让我叫他“杨老师”，对外不要多说。当晚杨住在紧连南房的一间破旧柴屋里。柴屋没有窗子，用木板当门，柴草扒在一边安床。一面是靠南房的土墙，三面用竹片夹起。冬天在这里过夜是冷的，但好处是能在紧要的时候，撞开竹篾墙跑进不远的山里。
他生活简单，一般不外出，只饭后在院里散步活动。我有时数了数，至少要走十六个圈圈。然后进柴屋写字。晚上，不是与我丈夫摆谈，就是在菜油灯下读书写字，半夜熄灯。
杨老师刚来我家，面黄肌瘦，说话无力。听说他吐血不久。我每逢场都去绵竹巩兴买些鸡蛋，每次都是他付钱，很客气的。买到蛋后，清早给他煮两个白水蛋。晚上吃玉米糊糊，有时煮蛋面。①吴一家善良、古朴。除了妻子，五岁的女儿，还有寡嫂和么哥住在一起。这个么哥是个鳏夫，五十岁了，身子结实，罗圈腿，脑袋后面留着一节细毛辫子。他好象很憨，说话没来由似的。可有一天，他顶着烈日出门锄地，突然停下来用一个手掌遮住额头，仰头笑呵呵地喊一句：“呵哟！这么大的太阳，要是往肚皮上一爬，那不汗水直淌了！”
寡嫂、吴妻和正在散步的沙汀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
他们家里把头伸出世外桃园的只有吴瑞卿一人。吴每天出门教书，都带点新消息回来。有时去睢水中心校，还会把玉颀给的报纸带来。这对于沙汀的健康极为有益，使他能与急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天天接触，免去不少似乎被社会抛弃的困扰。
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已经迅速向西南各省推进。经常有人来求吴代写书信，听到农民各种对战争的反应。吴有段时间帮袁寿山他们写票据，睢水统治层倒卖粮谷、做鸦片生意，以及崩溃前忙于遮掩的内幕，他都对沙汀讲过。11月以后，沙汀写作情绪高涨，躺在柴门前的躺椅上思索，然后在一条长板凳上写起“实录”小说，进展奇快。
《炮手》是在睢水便开始想的。《医生》是听说的一个传闻：一个医生把金圆券剪来摊了膏药。凭他接触过的乡村草医设计人物，在袁寿山炮楼上给自己治过疮的拱星姓王的医生浮现出来。起初他想这个人应是善良、节俭的，但节俭与剪金圆券似不统一，才注意突出他的耿直。在四川的地方性格中最多这一类人。赶场农民见面就问今天涨了好多，米价好多，银元好多，没有人再认纸币了。他决计把这些感受写进这个奇特的医生故事中。
礼儿的中学放寒假，吴瑞卿暗地引他来见父亲。两爷子用被子围住面对面坐在床上，像朋友一样谈话。十三四岁的少年知道不少社会新闻，“二五减租”本来就是欺骗，山区的地主还要玩各种花样。这促成他写《退佃》、《减租》。写好读给吴瑞卿听，征求他的看法。这些短篇都较粗糙，是在十分振奋的心情下急就的。他的政治理想，如今很快将变为现实，快得令人眩目，缺乏思想准备。在两个政党殊死较量的重大历史时刻，想到自己不能和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