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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沙汀请示川西党委想利用一二○师和晋绥军区干部都在成都地区工作之机，组织两三次回忆关向应的座谈会，结果也受挫。他是想到丢失的笔记本，有意重新搜集这位贺龙战友的材料，来写一部书。这个申请未说明任何理由，便被否决了。很长时间他想不通，朦胧地感到有一种巨力在约束着、规定着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谓党的纪律，他已经生疏。他提醒自己，这是长期在农村散漫生活中淡忘的，灰布干部服还要穿习惯才好。
新社会更多的时候给他带来的是荣耀和责任。他与贺龙的关系令人羡慕。不久，他的党员身份，又由日夜操劳国事的周恩来亲自批示徐冰加以证明。文管会得到川西组织部门转来的北京材料，支部的几个人跑到他的二楼房间来，带点狂喜地交给他看。在刚解放的人们眼目中，一个同周恩来、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人，地位是很高的。徐冰在材料末尾写道，因该同志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应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别人就不大会注意此点了，只认为他是一个老党员、老革命作家。
对于家乡的人来说，他等于出山作官了，纷纷来寻他谋事。萧崇素、何成瑜先后进入文艺处和川西文联。解放前“保护”过他的睢水乡长萧文虎、永兴乡长熊仁卿，也跑到成都来找他，却被他劝说回去。后来多数的“保护人”被镇压了。特别是秀水的谭海洲，据说枪决前游街，还念着他的名字骂。
（你听到这种消息，作何感想？这些人大部分成为革命对象，本在意料之中。不过，初听到他们的结局，心里的感受还是挺复杂的。后来你对他们的后代一个个都很关心，帮谭的幼子上大学，介绍邹家抱房主人的弟弟从事地质工作，是不是存了一个了清宿债的念头呢？）
家乡找来的人多了，引起他的烦恼。接收周光复就冒了风险。此人一直进步，1949年受到压迫跑到成都，被安县的党棍扭住不放，做为权宜之计，参加了一期“游干班”。他并没有隐瞒这一次“失足”，老老实实交待了。陈翔鹤也信任周光复，两人做主把他接纳进文管会。
不过，当周光复又要介绍原汶江小学校长刘逊如来时，沙汀实在火了，吼过一句：“这里又不是安县同乡会哩！”到了肃反的时候，周光复被捕，后保释出狱病死。虽未查出参加“游干班”之外的其他问题，对他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经历，只问自己对人的了解的“天真”想法，无论如何是个不小的警告。
他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还不大适应新社会，虽然他是个老党员。
成都附近的石板滩发生暴乱，损失了一个工作队。人心不稳，有人劝他搬出文管会，也有人脱下刚穿不久的军装。他却想随剿匪的部队去采访，被劝阻。后来又提出一个集体创作剧本的方案，得到支持。这样，文艺处讨论了调查提纲，派周光复和一个农民业余作者一起赴石板滩访问了十天，回来后由周执笔，他一场一场修改、加工、定稿，一个月的功夫写成了。可惜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一册油印本只供传观，没有排演，也没有发表，就流产了。这唯一的一次剧本创作，使他摸到了解放之初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动态，为他以后刻画合作化的干部提供了早期材料。
接下来筹备川西文联。他怕长期脱离写作，先讲好了条件，文联成立后让常苏民、陈翔鹤主持常务，他即退出。当时川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杜心源去访问苏联，由身材魁伟的郝德青秘书长负责领导。郝对人诚恳谦和，与某些南下干部的骄傲粗暴不同。文联机构是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各方面人士都要安排的，为了一个川剧著名艺人的问题，沙汀与市统战部长争论得面红耳赤，分毫不让。郝很有耐心地在一旁听着。
沙汀对统战工作一向看得比较远、比较宽。1950年1月，他和我都在文艺处，同时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兼课，他教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林如稷对征粮措施不理解，当着我俩的面说过怪话。我说，你怎么这样讲？你要当伯夷、叔齐吗？沙汀劝我说，都是老朋友，他是一时冲动冒出一句话来，不一定是他的本意嘛。
8、9月，他安排川西文联人事，提名川戏男小旦周慕莲。别人反对，说是周名声不好。他说：玩弄、欺辱旧艺人是旧制度的产物，我们只能谴责军阀官僚，不能不同情艺人。如果周慕莲川西文联委员当不成，要提名他当西南文联委员！沙汀这个人就是这股子脾气。①郝德青欣赏沙汀，最后总是支持他的提议。沙汀负责起草川西文联大会的主报告，为了四川“戏改”究竟是以京戏为主，还是以川戏为主，他与文管处的白紫池展开激烈争论。白认为京戏已成为全国性剧种，成都正在上演老区带来的新编《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红娘子》，大获成功，说明它能容纳内容进步的新脚本。沙汀从个人感情出发，鼓吹只有川剧才是四川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在只有《小放牛》好演，就因为外省同志听高腔不习惯，我们抓得也不好。他说得激动时，竟站到椅子上去。他的地方性爱好的热情，把白紫池都感动了。后来沙汀在成立大会上宣读报告，戏改部分的反应最好。
上级答应他从川西文联脱身，原是要他去筹建一个更大的西南文联，贺龙去重庆前向他透露过。西南局这时下了调令，区党委通知他动身，却被他十分干脆地拒绝。理由是熟悉川西社会，想留下来搞创作。第二次调令下来，他不理，又来了第三次调令。他预感到如果走上西南文联的领导岗位，行政组织工作和他的创作的矛盾将会永远附在身上。对着好脾气的郝德青，他仿佛挣扎一样，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在川西坚持创作的愿望。郝不动声色，只讲了一句：“同志，这是西南局第三次调你到重庆啊！”他心一虚，垮了下来。
这件事不知怎的传到了北京。两年后他被派与马烽一起赴东德访问，马烽开他的玩笑：“你连重庆都不愿去，大家还以为你不肯出国呢！”
10月，邵子南到成都专程来接他，他只好将全家迁移。玉颀也不愿到重庆定居，大约就从这个时候起，她的身体逐渐坏下去，胸口疼痛潜伏下致命的病症。在山城，从西南局宣传部长张子意以下，大家都亲切接待他，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谁也不曾批评他的无组织行为。西南局组织部长张际春知道他有胃溃疡病，在一次会前，还劝他多吃软食。因为事先确定了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是一套办事机构，西南文联在组建中也受市委的领导。所以市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兼了文联主任，沙汀是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正是再合适不过的搭档，而且艾芜已经在市文联里。同这两个朋友合作是令人愉快的。
1951年我从川西文联调西南文联，又与沙老在一起。机关在新民街离“解放碑”不远的一座院子里，原是军阀的洋房，石头铺地，正中一幢三层楼房，旁边一个相连的院子还有座小三层楼。沙汀一家便住在这小三层的二楼，一大一小两间屋。沙汀夫妇住小屋，他岳母领三个孩子住大间，只杨礼不在身边，刚宜四岁，有个吴嫂管家。
沙汀一直瘦削，嗓门很大，容易激动，吵架没心，人是正直的，毫不虚伪。四川人爱发急，爱摆龙门阵，幽默，他都具备。他对解放后的新鲜东西不能一下子接受，自己开伙，不吃食堂，对机关生活也不适应，总提出要去农村访问。
黄玉颀这个时期参加工作，我们俩都在《西南文艺》编辑部，她做编务。她心情不好，“抗大”、“鲁艺”出身的，都成了干部，她却连党员都不是。人是很倔强、很自尊的，也会与人吵。但沙、黄两人的关系极好，夫妻吵架，最后总是他让她的。①说起来这年玉颀还没到四十岁，她的微突的额头和笔直的鼻子还是显得那么高贵，不像是个钻了十几年山沟的女人。头发梳理得顺贴，发着光亮。说话的嗓音十分细小。对于许多沙汀的朋友，她是个娇美的女主人。但是渐渐地，她总在他耳边说，她对邵子南的倨傲很反感，有意见。
这位与沙汀共事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兼文联党组书记，他们1946年便相识了。邵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也写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是他的大众通俗作品，解放后一时在全国产生影响。邵子南直率，为人粗疏，在当时那种尊重“开国功臣”的环境里，他处处流露出以解放区有成就作家自居的态度，慢慢引起沙汀、艾芜的不满。
艾芜这时已从张家花园孤儿院的茅草房里搬出，按理邵子南应当对他有个好的安排。可沙汀第一次分别拜访艾和邵的住处后，他的腹诽便开始了：艾芜住的楼房，房间昏暗而窄小，从写作环境上讲，比草房都不如。而邵子南的洋楼却是亮亮堂堂的。
这究竟还是小节。邵与沙汀、艾芜最大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国统区的作家。邵主张首先加强思想改造，然后才能写作。沙汀强调让大家写，写出来如果不好，批评它就是“改造”。这里当然包含自己的一份心理：解放区作家由歌颂解放区到歌颂新中国，是顺理成章的，而自己从暴露旧社会急剧过渡到歌颂新社会，将放弃掉熟悉的生活、语言和思考方式，谈何容易呢。
终于，在一次文联党组会上，沙汀婉转提出希望邵重视党外一些资深文化人，他还举了几种例证。不料邵大不以为然，两臂一抱，笑道：“这点责任我还撑得起！”
这给沙汀的印象很坏，矛盾有了公开化的趋势。西南局宣传部发觉后，召集了一次党内会议，尚未解决党籍的艾芜也应邀列席。大家对邵子南自命不凡和主观主义当面进行批评。艾芜说他因为苦闷，曾经气愤得想自杀。沙汀谈着谈着，落下了泪。
那时候，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这个“生活会”开得比较及时。邵子南犯的是普遍存在的以“解放者”自居的毛病，并不一定是他一人专有。他在创办通俗刊物《说古唱今》等一系列工作上，倒还是支持了沙汀的。邵子南在批评会后调离文联，去市委办公室出任新职。1955年末邵去世，他还写过悼念文章。
他开始解放后最初的创作。《到朝鲜前线去》、《控诉》、《母亲》都是反映现实的，视点换成了城市，他不十分习惯。成渝铁路的修建是一件轰动全川、全国的大事，重庆市文工团石玺在创作一部多幕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他参与了修改、定稿。文化部很重视这部作品，曾调到北京的戏剧研究所由洪深老夫子指导加工。为了剧本没有正面反映部队对修筑成渝路的贡献，贺龙激烈地发过脾气。这个剧的命运比那个写石板滩平叛的剧本稍好一些，1952年9月正式上演了，但随后也就收了摊子。沙汀当时还不能思考其中的缘故，或者就是思考了，也会认为现实斗争是伟大的，主要是作家的思想还跟不上。
他比较能体会的是身处领导岗位，创作欲望不得伸展的苦恼。当时，著名作家都被安排公务，是一种信任。艾芜被任命为重庆市文化局局长，后兼市文联主任。李劼人当上了成都市副市长兼川西文联副主任。组织上还准备安排他作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艾芜的局长、主任纯属挂名，一天也没有真正做过。但重庆郊区搞土改试点，艾芜却马上参加了。1952年去北京进行文艺界整风学习后，因为全国工业建设铺开，艾芜主动要求去鞍钢体验生活。沙汀对老朋友软件“抵制”的一套办法实在佩服，但他做不到。他接了工作只会认真去做，虽然他的写作欲望与艾芜是旗鼓相当的。他心里对艾芜还有些不解：怎么能那么痛快地离开四川呢！
1951年3月中旬，他争取到了一个参加土改的机会，到重庆附近巴县界石乡生活了三个星期。他住在界石的海棠溪，也到茶店、腊梅、同兴一些村子去访问，参与说理斗争、评产、分配土地的活动，听过几次全乡性的汇报会。一个依农村为命的作家，迫切想看看这场暴风雨般的斗争会给家乡土地带来什么变化，特别是人的变化。
他看到熟知的乡土社会结构已经大变：过去乡村有权势的人，大多萎靡不振，正如从前农民见到他们时的情境一样。而农民或是已掌权力，或是背后凭靠着权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