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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你的读者要有很高的条件，不少人可能因此而退却了”。“你书里出现的劳动人民给人的印象是不鲜明的，而且和那些反面人物容易混同起来”。“你的讽刺还缺少一种刻毒的力量，不能激起读者足够的愤怒”。
反复思量着这些话，他感到兴奋和惶惑。对丑的调侃不应只是一种色调，社会讽刺为什么不能有表面不太“刻毒”的呢？他想不太明白。但知道，他的讽刺的笔法在今天已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保持对生活精细观照的能力，来写新的农村，可能是他应走的路吧。横贯欧亚大陆的漫长旅途给了他思索的时间。
（这一段的思索是重要的。你的讽刺艺术从此便弱下去了。赵树理对农村还能保持一点锋芒，我在一部分创作思想上比他萎缩）
他们到了莫斯科，然后转赴东柏林。这个作家代表团太小了，小得不引起注意。驻苏、驻德的使馆之间联络不畅，他们两次呆站在外国首都的车站大厅里，等不到接待的人。东德大使当时是纪鹏飞。
新中国的文化使者在1952年11月那个年代，到社会主义的东欧来主要是认同，而非求异，沙汀地域性的自足心境不容许被打破。在莫斯科大旅舍下榻，住一百卢布一夜的房间，吃十卢布一盘的凉拌卷心菜，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他告诉使馆的人员，返程再经过这里，但求住普通的房子，喝红菜汤就可以了。到了柏林，发现为出国特备的驼绒大衣太暖，只好买呢大衣。他带头挑半毛料质地的，认为纯毛料的太贵。
这有什么办法，只有节俭才愉快，他改变不了自己。访问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声援中国革命的剧本《怒吼吧，中国》的老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使人感到亲切。屋子里陈列着金山寄赠的他的剧本在中国演出的剧照。老人特别喜欢在战争环境下成长的马烽。在诗人库巴的家里同东德作协主席安娜·西格斯会面，沙汀读过她的名作《第七个十字架》。他觉得修养高深的女作家不如工人出身的库巴好接近。他们还特意访问了脱产刚三年的矿工作家泰渥·哈利希，听他仔细介绍自己的经历。他们访问过各种工厂，造船厂、化工厂、冶炼厂，在工人住宅区与群众接触，参加过清除战争废墟的义务劳动，甚至得到一份劳动证书。
在他们的再三要求下，好不容易参观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但没能与任何社员接触。按照他的理解，东德的和平土改使农民普遍存在“变天”思想，要比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来得差。
不过他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看到的古典文明是灿烂的。去凭吊过魏玛的歌德故居、墓地和席勒故居。在绿蒂的坟茔旁，他对德国人讲述中国五四时期的”维特热”。在德累斯顿谈鲁迅介绍柯勒惠支的版画，在莱比锡法院听当年季米特洛夫讲演的录音。他仿佛是拿东欧的社会主义来加深认识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并肩负着将一个真正的中国介绍给对方的使命。
在参观土林根省的玩具博物馆时，他就纠正了外国朋友的一个“错误”。他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发现丁一件中国的黄杨雕刻，雕了一个拖辫子的男子与一个小足妇人面对面躺在烟榻上吸鸦片。这个旧中国丑恶的小摆设，引起他生理上的不快，他控制着感情，向那位引导参观的馆长解释，这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儿童玩具，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玩具！但是先前在北海造船厂访问，曾有过一次小小的发作，他没能控制得住自己。对方是一位接待人员，三十年代加入海军，驻防过上海，似是个“中国通”。这个昔日的德国水兵并无恶意地询问沙汀：
“上海现在还有‘燕子窝’吗？”
沙汀告诉他，早经查禁绝迹了。可他不信。再三地说明，仍摇头说：
“听别人讲，鸦片烟一旦上瘾是戒不掉的呀！”
倒好像是沙汀在强辩。终于惹得他的脾气上来，脱口说道：
“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戒不掉：面包！”他说这句话实在急躁，以至在用“面包”这个词以前，先就溜出一个“饭”字。
马烽在旁边，禁不住笑着接过话来打趣他：“哪里听说有什么‘饭包’啊！”
这样总算缓和了一下空气，没有造成更尴尬的场面。其实他知道，德国朋友的固执己见，是因为交流太少。他的反应是习惯性的。他无法允许别人随意地破坏他所“经验”的一切。
（你跑到万里之遥的外国，吸收到的知识很有限。你不是在用外面来充实内面，更谈不上冲击内面。我注定是一个“土”人，经验型的人，出国仅仅是用外部的世界来证明一次内面的世界而已）
年底结束访问，原路回国。在北京逗留期间，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严文井找他谈话，让他到“文协”将成立的创作委员会工作。他回四川写作的梦做不成了，推托的话刚出口，林默涵便一本正经地说：“已经决定了。你不干，我们发调令调你，看你干不干？”他只好答应做一两年看看。陌生的工作来得很急切。1953年4月，创委会成立，中宣部副秘书长邵荃麟当了这个机构的主任，沙汀为副主任，实际主持日常工作。4月5日，他还在重庆的西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10日闭幕，他刚刚被选为西南文联的主席，便赶往首都去接任新职。起初没带家眷，过一段时间才将玉颀和小儿子刚宜接来。四川的岳母及其他孩子，好像是他故意留下供撤退用的后方。
全国文协所在的北京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今五十三号），是个堂皇的宅院，沿第二进院两侧游廊拾级而上，进入第三进，迎面是一幢带飞檐的二层楼，说明它原来的主人中西合璧的趣味。这座楼底层东面的外屋为会议室，有讲究的地板，依靠中部的活动拉门可调节室内的空间。里屋便是沙汀领导的创委会。楼上分别住了邵荃麟、艾青、丁玲几位。
第二院的东北角开有小门，连着一个侧院。院内的一座楼更加小巧，楼上便住着沙汀、张天翼两家。二十二号斜对面的四十六号大院（今六十号）是“文协”宿舍，也是三进的深门大院。住的人就更多了，严文井、刘白羽、罗烽、白朗、赵树理等作家都聚在那里。
解放初期的机关，气氛较为活跃。创委会十几个人，秘书、干事大都很年轻。“文协”的领导都是他三、四十年代相熟的作家，这一点使他满意。最早的党组书记是周扬，党组成员，除邵、沙之外还有丁玲、冯雪峰、萧三。邵荃麟、葛琴夫妇是1944年从桂林疏散到重庆时认识的。起初他们住在沈起予兄弟开的旅馆里。邵很瘦弱，当时便常常有病，但一谈起话来便劲头十足到不可收拾。邵荃麟懂得文艺，有理论水平，带病指导创委会工作，出席会议讲话，声音细小如秋虫、如游丝，到了最后，如沙汀说的，简直是演“无声电影”。邵充满书生气，完全不会照顾自己。他抽烟，常忘带火柴。向别人借来，用毕便装进自己口袋。刚吸了一支，急急地走了，会把烟整包地掉在别人家。这个人对人是很好的。
认识艾青是在北碚，把他介绍给周恩来，促成他赴延安。艾青是诗人气质，沙汀曾对曹禺笑着抱怨过，说艾青见面握手，不止握得紧、重，还要拿起别人的手来摩挲，不知算哪国的礼节。
至于张天翼，自抗战胜利前在郫县专程访病以后，这还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又是相邻而住。天翼这时尚未再婚，身体恢复得不错，谈吐聪明，常来邀沙汀喝啤酒、散步，然后谈苏联小说，谈《红楼梦》，研究别人的创作经验。也谈过周扬与冯雪峰的那笔旧帐。天翼对冯有好感，对周扬的评价不如沙汀高，但也很尊重。这一段，两人的关系大大增进。二十年后天翼脑血栓半瘫失语，沙汀每次去崇文门新居看他，一两个小时，沙汀讲，天翼动作，可以谈得津津有味，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友谊基础。
创委会的工作是指导全国的文学创作，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沙汀一到北京，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便遇上组织四十多个作家、批评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创委会出面做的第一件大事。邵荃麟身体欠佳，委托冯雪峰主持，沙汀只是当助手，并负责编辑《作家通讯》。这个内部刊物从这年6月创刊，到第十一期，都是他领导束佩德等人编写的，一开始就是编发这次学习的情况。
系统地接触马列文论在他也是难得的。阅读二十二种必读文件，还包括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的有关报告，十四次讨论会分别讨论了现实主义发展历史、典型、党性与人民性、创作现状等四个问题。在大的场合沙汀很少发言，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他当然做为正确理论无怀疑地接受。
后来是筹备召开二次文代会。会后，“文协”改为“作协”。创委会内外结合，成立了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电影、通俗文学、儿童文学等创作组，组织讨论杨朔的《三千里江山》，诗歌形式，苏联波列伏依、安东诺夫的作品，陈白尘的《宋景诗》，王亚平的《张羽煮海》。沙汀这时显得热心、活跃，小说散文组讨论《三千里江山》时，沙汀到北京大学请了吴组缃来做主要发言。吴对小说的粗糙处批评得较多，引起了一些解放区作家的议论。有人来问沙汀：“为什么要完全否定？”
他很惊奇，说：“现在不是打起灯笼火把在找它的优点吗？”
可是别人还不满意，说：“为什么要打起灯笼火把找哇？就是写得好嘛！
吴组缃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他觉得自己的评价已经不低，用不着一味赞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沙汀的位置分外地受到压力，后来没有全力支持吴，是至今仍引以为歉的。但是在心里，他对这位十几年的畏友的耿直品格与很高的文学修养，十分钦佩。纪念吴敬梓，《中国文学（英文版）》需要向外国介绍的文章，是他去特邀吴写的。星期六全家去颐和园游玩，有时便在北大的吴寓下榻，第二天才返回城里。一度还请吴组缃到作协书记处任过职。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作家，长期保持了友情，凭的是双方的真诚。
要说留恋创委会时期，大概就是这些琐碎的人和事。1954年，指导全国的工业题材创作和工人参加创作，艾芜从鞍山带回《百炼成钢》的毛坯，住在沙汀的小院里修改。起初是个中篇，只十来万字。创委会组织内部讨论，因为第一稿的粗糙，艾芜几乎失掉信心。沙汀找他谈后，决定重返鞍钢“补充生活”，重新写起。
陈翔鹤一直郁郁寡欢，他是知道的。“三反”时陈在川西文教厅被错当作“老虎”打过。在川西文联为了印发倒霉的《柳荫记》原本，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个没完。现在经陈白尘介绍，调到全国作协帮助郑振铎负责古典文学部，与沙汀都在东总布二十二号一个屋檐之下，经常能见面。等沙汀决定离京返川，陈翔鹤很伤感地对他说：“你回去搞创作好，千万不要在‘文联’住起，那里住不得！”
批评路翎时，沙汀是党组成员之一。在我记忆里，他发言很少，更没有什么重要发言，办事认真到有些拘谨的程度。
他基本上是个创作家，组织领导，不是他擅长的事。
他读材料，用红蓝铅笔划各种道道，还要用毛笔添上许多眉批。对我送他审查的文章总是详加推敲。
黄玉颀在作协做秘书工作，有朋友到家里去，他们总是热情招待。这时他就变得健谈起来。平常他是很随便的。记得陈森去鞍钢，创委会为了送别，组织大家去西郊游园。在颐和园买门票时，他悠闲地坐在大门旁抽烟，还抽空抄起一本杂志来看。我曾为他偷拍了这张照片，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他自己穿戴极平常，灰布干部服，不那么熨帖，夏天是一件发黄的绸衬衫，冬天喜欢围一条短围巾，落下来就一甩。
1954年末，黄玉颀先带孩子回南方，沙汀成了独身。
我也没结婚。星期六傍晚他总是从后面院子踱出来，到大门口西厢我住的屋门前大喊一声“束沛德”，用的是浓重的四川口音。我是凭感觉知道喊的是我，便出来一起到外面饭馆吃饭。吃饭的地方有东安市场的“五芳斋”，西四的“恩承居”，新开胡同的“马凯”。那时“马凯”没在鼓楼。总是他掏钱的时候居多。1955年他走后我结了婚，他来北京开会还特意补送我们一块绸子台布，做为礼物。①
还是围巾不离身的季节，他已经时常流露出要离开北京到下面去创作的情绪。他去着周扬、邵荃麟、严文井，不断地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