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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白血球骤减。查出肝病本应减酒或戒酒，偏偏越发嗜酒如命。
革命现代戏的风行，给他这个“川戏迷”找到了一个位置。他想，用半年到一年时间，索性停止创作为川剧现代戏做点奠基工作吧。成都市市长李宗林也是个热心川戏的人，劼人生前与他都在市长支持下参加过传统剧目和勾践戏的新编。这时，市里又把《许云峰》这个戏交他主持修改。
廖静秋拍《杜十娘》我是编剧。川戏界对巴公、李劼老、沙老的提案很为感动。廖临去京前专门拜访了沙汀。他向她详细分析了杜十娘的性格，请她尊重北影厂的意见。廖静秋每天靠自己注射吗啡针顶住癌症疼痛，坚持拍戏。拍“投江”时，从两三米高的假船上一遍一遍地跳下来。沙老不断来信慰问廖静秋的病情，问拍摄进度，很赞佩她。
川戏有三小：小旦，小生，小丑。廖静秋以外，另一个著名女旦竞华，还有男旦阳友鹤，男丑李笑非，他对他们和他们的戏《王昭君》、《思凡》、《别宫出征》、《望江亭》都是很熟悉的。
1957年成都川剧团去京演出。李劼老说如在北京“打吭”（打响），回来请吃海参席。后来果然在春熙路川剧院摆了十桌。沙老自然去了，说：“嗨，你们才吃了他一点标点符号啊！”
建国十周年，川戏要献礼，搞了个《拉郎配》。这是解放后从旧本《鸳鸯绦》改的，由悲剧改为喜剧。到我改成定本，沙老是参与的。记得当时一场一场送到西门外的寓所让他审改。他注意场次的准确性，人物的准确性。有些唱词他熬夜看。二天便把我叫去谈，然后赶排。
这个戏演出时，轰动全国，但很少有人知道沙老付出的劳动。
西南话剧汇演，我和李宗森市长合作搞川戏《军事代表智灭匪巢》，沙汀搞重头的《许云峰》。他爱激动，有时与编剧意见不一致就发脾气。吃烟，一天一盒。吃酒起码二两。修改剧本动脑筋，烟酒就更厉害。散步的时候披件上衣，转街走路快，像有什么急事在催他似的。①
为了《许云峰》，他经常坐在成都剧场看排练，随时提出建议。他与编剧争吵多次，有时自己也怀疑：这样阻力重重，耗费宝贵的精力，有必要吗！
1965年8月这个戏公演，剧场效果不错。当晚，他兴奋得睡不着，一连起床三次记下还可修改的地方。第二天，热心地跑到剧院去提意见，却发现大家对他很冷淡。原来西南局宣传部长已经表扬、肯定了《许云峰》，人们一个个认为大功告成，没有人在这个当儿，愿意听他说哪段唱词还要改，哪个对白还不行。他天真得出了格。
他感到艺术家的悲哀。
不多久，省文联机关的“社教”运动展开，在他面前猛地打开了别人对他认识的另一世界。像这样鼓励人们不管动机，说出对领导人的看法、想法，他的心理准备还是很不充分。“脾气坏”，“独断”，“不虚心”，他一下子变得这么不受人欢迎了？他的“下楼”的检查也没做好。特别是群众的意见里有关于玉颀的，使他分外接受不下。他把抄有两万字的意见簿藏起来，不让暑期回家的女儿看见。
夏天里，小儿子刚宜被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也没给全家带来多少欢乐的气氛。这个家变得好怪，芝麻大一点点的事情都会引得彼此生气。刚宜临乘车赴京前，为了他的书桌的摆法意见不一，父亲说了几句，儿子气哭了。刚颀搭车离家前也闹了一阵别扭。谁也没有挑明，但问题很明显，他不放心孩子，舍不得孩子一个个离去；孩子们也不放心他，舍不得他，并且知道，家里将只剩下他一个人过日子了！
家庭会议决定把杨礼的孩子希娃留在他身边。可是第一天，刚吃罢晚饭，他就发现孙子没有了！到安旗、戈壁舟家找，没有。到前院机关找了三遍，没有。愈找不到愈着急，愈着急愈找不到。最后却发现他就在邻居老黄家里玩。也许孩子觉察到爷爷颜色的难看，连忙打扫掉自己脸上调皮的笑容，沉默地任爷爷牵起走。
他拉着孙儿准备去散步，忽然停住，伏下身问孩子，愿不愿意上街。孩子果然愿在家里，一个人跑到后面假山边的草地上坐下，不声不响，一副落落寡欢的神气。
他从孙儿可怜的目光中看到自己的可怜，两眼立刻湿润了。
这一年来，他甚至出现少有的厌倦心理。4月他赴重庆观川戏《江姐》的预演。两个女儿来探望他。他分出比以往更多的时间与她们逛城，玩。一天，送刚颀回她所在的大坪医院，乘车到肖家湾，穿过街道和一段田间小路，直到医院大门分手，然后返身回车站。他两次回头都见女儿伫立在大门口不动。他忽发奇想，是不是买舟东下，到那里隐姓埋名地住些日子，避避这可怕的精神熬煎！
他想一个人到乡下去住。他向省文联党组提出下去搞两年创作的愿望。艾芜总说“文从笔下起”，鼓励他紧张地写作，来医治任何种类的不快。他最近已较少与人争执，别人反映他的脾气变好了。对于从前可能一触即跳的事情，他能沉住气想一想了。
写解放前夕的长篇的计划，到1966年2月又一次被放弃。虽然他跟艾芜去郫县的那一次，还在请县里的同志协助搜集该县匪敌暴乱的资料。转过年1月还与张秀熟谈解放初期四川社会的风貌。他毕竟还是搁下了。他捡起手边一份中篇残稿，这是从1959年三台双龙的原始材料发展起来的一部作品。原计划写十七章 ，已成的六章 半，前两章还是玉颀生前抄就的。看着亡妻一个个娟秀的字体，他多么想把它续成。
好像他还不甘心，要在能不能写的问题上作一次挣扎。
4月份去北京开工作会议，文化界最大规模的批判斗争之势已经形成。思想压力加重。过去肯定的、赞扬的、采取的，今天却要否定、批判、放弃。除了强迫性地自我反省，检查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黑线流毒”，还能做什么？
5月18日，在不祥的夜晚9时，被召集起来听动员报告，才知道省委已派出工作组进驻省文联领导“文化大革命”。他靠边了。前几天省委宣传部找他谈话，让他写批判文章，他还在扮演批判别人的角色呢。急骤的思考使他两夜不能入睡，就像进入创作高潮，满脑子只有文字在跳动！这文字便是批判、批判、批判……
你又成了阶下囚。不过不是四十年代的自我封闭，而是真正的关押。像是一出闹剧，拘留你的恰是你在位的政权。
是场悲剧。整个民族沉入灾难之底，才开始思索。我的囚禁地的名称，似包含了哲理、天理。
沙汀传……第十三章 昭觉一梦
第十三章 昭觉一梦
“文革”囚徒
从门到后窗是三步，从东墙到西墙也是三步，这是他的正方形囚室。
放风就在门廊阶沿下的天井里。向南走到艾芜的房间，十步；横着由省委书记赵苍璧房前，走到另一位省委书记杨万选房前，十二步。这是他们的活动空间。
他比艾芜关进得早，是1968年4、5月间。罪名不轻，三十年代的黑干将，全省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三家店”成员，当然应该关在这个做为成都警备司令部临时监狱的昭觉寺。
昭觉寺位于市北郊青龙场，是川西最大的佛寺。古老的楠树掩映着红墙绿瓦，真是一个幽静美丽的去处。
从大山门进得庙来，经天王殿、圆觉殿、大殿（后被拆毁）到后面的藏经楼。楼西侧观音阁之后，有一座小巧石桥，连着三个相通的小院，旧名报恩堂。可能是得了观音好处的人在这里做佛事，或者是在这里等待观音的赐福。这让人想起“三言二拍”的故事。现在这里是他们的受难所。除李井泉、廖子高以外，几乎所有省一级的“走资派”都关在这里。也关过群众组织“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头头。五十军一个汽车团的营长，俨然是这里的主宰。他对士兵训话时不无得意地说过：“不要看轻了，关这二、三十个人，就是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他在第二个院子。第一个院子关了西南局书记程子华等八个重犯。其中有省妇联主任、廖子高的夫人郑瑛，一个顽强得像铁一样的女性。还有李井泉的夫人萧理，她在“九大”以后感到完全绝望，便偷偷积攒了半瓶“利血平”药，吞服自尽了。
沙汀这个院子四围有十几间屋。起初，他和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关在正北一个屋子里，后来米建书升级迁到前院，他就一个人关进西北角的囚室。室内一架床横放，规定睡觉要面向窗户。一桌一椅，为的是让他们每天写交待材料。他隔壁的难友是省委书记杨超、成都市副市长郭付仁。宣传口的熟人几乎都在这里，刘文珍是西南局宣传部长，杜心源是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还有马识途等。
进了这里，姓名消失了，只有囚号。解手、喝水、抽烟，都要先大声喊“××号报告”。郑瑛一号，郭付仁十八号，沙汀十七号。每个人的皮带都被搜走，只发一根几才长的鸡肠带扣裤子。这是全世界通行的道地的狱规。他后来对狱友说，要写一部小说叫《没有裤带的人》。
十七号没有一丝一毫自杀“不忠”的念头，满心地认为自己犯了“罪”。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没有怀疑的，总感到自己有错误，应当检查。当时毛主席威信很高，加上我们长期的思考习惯和工作习惯，尽管红卫兵的做法过激，还是一心拥护这场政治运动。大约1966年6、7月份吧，我就失去了自由。新巷子住所的书房打上了封条，大门口画着一个大骷髅像。每天不是被机关造反派拉去批斗，就是写检查。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我的家实在成了我的第一个拘留所。
我被抄了两次家。“皨铁骑”抄走了我所有重要的笔记、手稿。一天深夜，听说红卫兵要来抄家，马铁铮同志引我到东风路文联宿舍躲藏。街上行人很少，幽暗的灯光照着各单位门口大字报栏的墙脚。我只顾埋头疾走，生怕被人发现。忽然想起同样一个这么寂静的夜晚，穿过睢水场街奔向刘家沟的情景。那是四十年代的事。我难过极了，尽力压制才没有哭出声来。——沙汀1986年8月讲）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得不“英勇”。一天夜里，刚服用了安眠药，机关造反派把他从床上抓去批斗。同其他好几位领导干部一起押到单位礼堂的讲坛上。有人命令他们跪下来请罪，他的同事们不愿服从，迟迟疑疑，他可立刻就跪下去了！因为，这时候安眠药正发生效用，他只觉得周身乏力，睡意朦胧。等到别人一一被强迫跪下，他已经进入半睡眠状态，得到一次“斗争”前的宝贵休息了。
他很抱歉。他的轻易下跪，显然给本来不想跪的同志增加了压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这年8月份开的。这时他已被登报点名批判，和其他省里的干部一起集中在锦江宾馆办班。名为“学习”，有人守卫，不能自由出入。他被囚在这个漂亮宾馆的北楼。和别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他已经没有家属好让他挂心，没有思念老婆之苦，没有幼小的儿女需他照顾。全家最需要照顾的人，就是他本人。他可以一心干“革命”。
最令他胆战心惊的是红卫兵的冲击，抓人。每当这个时候，“学习班”的管理人员就率领他们在大楼里跑上跑下，四处闪避，好像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不久，四川医学院党委孙书记从六楼上跳下去，还有一位什么人又从九楼跃身而下，人人感到大难临头般的震动。
（那时候嘴头上大家讲自杀是自绝人民，我的心里总佩服这些人的“勇气”。
1966年底，省委以保护我们为名，把锦江宾馆的一部分人送到名山县。名山离成都一百多公里，属雅安，是采茶的山区小县，“文革”的风刮得还不紧。戈壁舟、安旗、李累，省文联党组的成员都在这里。对外说是“备战小组”。初时比较自由，我还可以看批判自己的报纸。有些批判内容就像神话，把家乡豪绅的血债，四十年代避居地的房主祖辈、父辈的罪恶，一股脑堆在我头上，叫人哭笑不得。后来红卫兵找来了，看管严厉，半夜会突然拉你起来背最高最新指示，背错了就挨训遭打。那里的农民太好了，一遇到红卫兵动手动脚，他们就围拢来制止，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一次，一个青年农民还挨近我身旁，悄悄问我：“你就是那个写《记贺龙》的沙汀？”他说他读过这本书，很不错的。这个农民当时给我的温暖真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