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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画传-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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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寺里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希望。那时他们全体搬进观音堂住,用席子隔开一间一间的,每一间都传出哭声。哭陈老总,也哭自己。果然,没几天就有人站在天井中央,撂开上衣,让别人看到自己系上的皮带,以表示与同志们告别。

  人,一个一个地走了。到杜心源也离开,整个昭觉寺临时监牢只剩下沙汀一个。

  沙汀的案子是过去一个省委书记姓岳的秘书在办。

  这个秘书神气活现,时常乘一辆伏尔加来提审沙汀、艾芜。

  只听到拍桌子声,一搞就是一上午。我认识这个秘书,便骂他:“你过去见到我们就立正,你现在能当第一书记吗?”他有些怕我。

  临到放我,我找专案组做结论。他们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要恢复我的党籍,我反问是什么时候开除的。我去找那个秘书,为什么不放沙汀?我说沙汀是文化人,写文章难免不出错,你们写专案材料,错得更多!姓岳的说沙汀有个历史尾巴,他不签字不好放。我说你有证据吗?拿不出证据就得放人。你们不放,我去昭觉寺硬接他出来!①

  大家都担心狱中只余沙汀一人,他会不会承受不住。有时候人是这样的,大风大浪闯过去了,最后一个小小的颠簸却把船掀翻。他心里有数,自己有什么“托派”问题?还不是周扬的案子没了结,他算是个同党。天理昭昭,他相信大不了多关押几天。他每日里用个煤炉做饭吃,饭后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度过时光。

  狱中还有一个伙伴。是个姓左的年轻人,“贫下中农战斗军”的武攻队队长。此人学生出身,家庭很苦,父亲早逝,靠母亲纳鞋底把他养大。参加了武斗,因为人命案一直关在昭觉寺。其实他没有打死过人。

  一老一少相处得很好。小左狱外没有任何亲友接济他,有时沙汀给他零用钱。小左的姑妈就是万千流落他乡的四川妇女中的一个。听讲因为在家乡活不下去,在丈夫的哀告下,她带起儿女嫁到陕西去。中间还回来过,给丈夫偷偷带粮食。等困难时期一过,又回四川复了婚。小左说得他心都酸痛了,就像说的是自己姐妹女儿一样。多少年后,他在北京家里看到一则报导四川什邡地区农民由贫转富的电视新闻,直看得老泪纵横。小儿子刚宜十分惊怪,不知父亲悲从何来。他便对他讲了小左姑妈的故事。

  1972年11月13日,他终于出狱。此时他已六十八岁。这情况有点像“保释”。他和周扬的关系还要继续受审,新巷子的住房也不退还,他只能单身住在走马街招待所。他被告知,只许在成都市内活动,外出必须向省文联的“革委会”请假。过了一年,算是恢复了组织生活,编入《四川文艺》的支部,仍未担任工作。

  在成都的孩子们虽然可以不时来探他,他的心里还是沉闷,不晴朗。许多朋友不敢接近他,他也不便去接近别人。有时在街上邂逅相遇也不打招呼,大家都懂得保持距离的必要。(不过,有的朋友不怕惹祸。刘尔钰是我省一师的同学,在城里有几间房子。我没住处,他就叫我去住,是不怕与我亲近的一个。还有冯诗云,原是北京《工人日报》主编,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我和他本来不算熟,只是抗战时期在车耀先的《大声周刊》社见过几面而已。解放后他在西南总工会工作,办过《西南工人报》,我在西南文联,有过接触,那几年他也被弄到成都来了,常来看我。别人劝他小心一点,他不在乎,我刚放出来,他邀我去新都玩一天,我说要请假的,冯说“管他的”!冬天,取暖的㭎炭供应紧张,文联分炭不给我,他叫人给我送些来。我还没有看文件的权利,他认为不合理,就把有的文件塞给我读。

  就是在冯诗云家里,我见到《人民日报》的负责同志。我最后的“解放”与他的帮助有关。开人代会,他找机会对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沙汀未查出问题,也没有问题,应该起用。他怕省委书记不认识我,还专门写了个材料,这样,我才得以恢复工作。这已经是1977年了。——沙汀1986年8月讲)

  人们说“有钱难买靠边站”。从昭觉寺出来,一身少有的轻闲,是“文革”前根本享受不到的。他从一堆破烂的家具中找出一册未被抄走的三台双龙乡札记。这本笔记逐日记下他在双龙一个月接触到的各种农民、干部,与他们的谈话,发生的感想。他的详尽的记法,特别是注意记录“原生”状态的对话,很使他想起那本丢失的关于贺龙的手记。他过去起草了一点双龙的小说,现在读了又读,让过去年代的人物复活,心里跃跃欲试。《青㭎坡》初期的秘密写作就这样开始。

  他对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面貌,感情寄托很深。四川姑娘大量外流的现实刺激了他,他觉得五十年代双龙农民的精神是可贵的。“文革”引起他怀疑的只是“当前”。和那些历次运动受打击的人和具有尖锐政治辨别力的人相比,他对“大跃进”以后中国事情的认识,还很不深。起草《青㭎坡》时,他的反思短浅。他是个有丰富情感体验的“描摹”社会的能手,不是个思想家。

  1974年和1975年,是“文革”后期光明与黑暗交战最奇特的年代。他这个遭“废黜”的人也看明白,周恩来和复出的邓小平是如何费尽心力地整顿全国濒于崩溃的经济,而意识形态领域则三天两头闹“地震”。今天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明天评法评儒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好像非把这个老大的穷国折腾净光方能罢休。

  描摹社会的小说家,观察着中国的人间。他后来追记过这几年成都和全国发生的事件,想透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反映“文革”的动荡。

  他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对这个充满智慧、献身精神和工作活力的人异常敬佩。他想不通“整”周恩来的人为什么会受到毛泽东的信赖?而任何疑虑落到毛泽东的身上便无形消解了。这个崇高的精神支柱如果不复存在,那么,中国一代的共产党人是无法想像该怎样思考、怎样行动的。沙汀也不例外。

  (周总理1975年9月住进医院的消息传出以后,我一连几夜没有睡好。我实际仍在“软禁”当中,同我过从的人不多。几个有限的熟人每一见面,不是忧心忡忡地说:“怎么今天报上还没有总理的新闻?”

  或者喜形于色:“总理昨天还在医院接见伊文斯呢!”到了年底,消息可越来越稀少。我已经搬回新巷子旧居,前院就是《四川文艺》编辑部。偶尔有个别同志悄悄向我走漏一点小道传闻,都未可全信。有人不止一次建议我给总理写信,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合我的心意,但一想到他在重病中我还要打扰他,就动摇了。矛盾的心情支配我相当长的时间。

  1976年1月9日清晨,照例,起床后我就瘫在卧室门口的马扎上面。长夜失眠,头昏沉沉的。《四川文艺》资料室的一位女同志走近门边来。我知道,但凡凌晨从收音机听到什么重要消息,她总会热心肠跑到附近的《四川日报》社去取报给大家看。而且一视同仁,对我从不歧视。这时,只见她摇晃着报纸,神色紧张地走来。我撑起身伸手接报,只听她说出一句:“总理逝世了!”

  我手指间的报纸拍地跌落在马扎上。我惊呆了几秒钟,躺身下去,双手掩面,爆发出哭声!

  我的嚎啕痛哭惊动了前院编辑部。那个长期与我共事的负责人走到我这里来。

  “……”他一面说,一面在一张籐椅上坐下。我没听清他说的话,照旧哭,像个大孩子样。

  “……”他絮絮地说了又说,但他自己也流泪了。“亚群同志今天够受的……”我哽咽着,突兀地说了一句话。我忽然想起早已依靠输氧过活的李亚群。前不久,我们曾像解放前地下工作接头一样作过短促交谈,从时局扯到总理健康。四十年代他也在总理身边工作过。

  午后我稍稍平静,准备上街散步。编辑部静悄悄,毫无表示。私下问起,才知“上面”下达了各种禁令。到了街上,情形可不同了。普通老百姓在家门口挂起半旗,不知道旗子从哪里来的。一大队中学生抬了花圈正朝东风路缓缓走去。我停下来,摘掉帽子,目送着花圈。我担心无法控制自己,赶紧转进一条窄小巷道。这里更是家家户户挂了半旗。一位工人装束的中年人,正在向邻里讲述今晨他们工厂发生的风波:几名工人爬上厂门屋顶挂半旗,厂长大惊,因为不符“上面”的规定,吩咐把国旗收下来。工人抗议了:“哪个今天就上去试一试吧——谨防老子们把他捶扁!”厂长只好让步。旁听了这样一个令人补旺的故事,我的悲痛心情似乎减轻不少。走出巷道,不远一家三间铺面的布店,挤满了家庭妇女,在排队买黑纱、黑布。我也为自己扯了一幅黑纱戴起。走到家门口,见几位编辑正爬上屋顶悬挂半旗。显然,广大群众最普遍、最深刻地流露出的民意,鼓舞了一切相信真理定能战胜邪恶的人们。——沙汀1986年12月讲)

  周恩来的辞世使两种势力的较量速度,骤然加快。中国大地上刮起一阵震惊世界的历史旋风,——丙辰清明悼念总理的花山花海,天安门广场事件,朱德离世,唐山地震,毛泽东逝世,逮捕“四人帮”!千千万万的人从“文革”噩梦中一夜间甦醒!

  你恢复了可贵的艺术自信和勇气,在新的层次上找回了自己。不过,反思是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的。

  我首先属于我的时代。做为中国宗法制农业社会最后的描绘者,我也希望能留给未来。






沙汀传……第十四章 追回失去的






第十四章 追回失去的

木鱼山下

  写作已经像是老年不屈的生命。

  新时期十年度过三千多个日夜,有时一天只涂写一、二百字。可能一搁置就是半年一年。断断续续,他不肯放下手中的笔,居然出版了三本中篇小说和一部回忆录。他像座活火山,还在随时迸涌。《淘金记》的高峰已不可超越,八十高龄,还是奉献出属于他的小说精品。

  《木鱼山》十二万字写了五年,一个字一个字攀过去。可怕的是思想的老化、僵化,艰难的是思想的调整与开放。但他还是部分地克服了。1978年10月,他草拟提纲写它的时候,刚从四川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他带来契机。

  1977年初,他写了两篇回忆贺老总的文字。这是他“解冻”后的最早回声,但在省内竟不能发表。不是贺龙不能悼念,是他的身份成为问题。6月,其中的一篇寄到安徽去刊载。再过两个月,形势大变,《四川文艺》邀请省市作家座谈党的“十一大”,成为四川文艺界的一次盛会。老的、残的、病的,凡能行动的劫后余生的朋友,汇集一堂,时时催人泪下。沙汀做了发言。他真的复出了!

  一个作家,他理解的“复出”,是拿出作品。开会前,他以极快的速度,在过去已有的零星草稿断片的基础上,两个月写出了《青㭎坡》。

  这是一部依据1958年三台县双龙乡农民兴修水利的事实,加工而成的中篇小说。它写得匆忙,是个不足月的产儿。主要的意义是显示了沙汀的存在,沙汀的笔没有死掉。《青㭎坡》来不及从一个新的高度认识中国的“大跃进”,而没有新思想照射的旧现实,成了一堆苍白的材料。

  该年9月,他带着这部文稿到北京寻求出版。严文井、屠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热情支持了他。韦君宜、卞之琳,以后还有上海的师陀,都提过很中肯的意见,他一一接受改正,但已不能根本扭转这部作品的缺陷。

  (对《青㭎坡》的评价过低,不会使你难受吧?我也不满意。我纪实地写出中国农民苦熬苦战的优良品格,但这种优良品格和光荣传统,没有使我们早一天摆脱贫困。你想过吗,世界已不是愚公的神话时代了,如果我们随便“浪费”掉农民的“优良”与“光荣”,英雄的光环最终要被荒诞色调所代替)

  阔别十载的首都盛满情谊。前一个多月,他差不多每日往来奔波访旧,想见到所有的朋友。交往次数多的是文井、立波、之琳、光年、起应(周扬)、家宝(曹禺),还有夏公、叶圣老、茅公、郭老、冰心大姐、冯诗云,多达七八十位。

  趁巴金来京逗留两天的机会,他们在西苑饭店的临时会客室,直谈到上车前的半个小时,几乎忘却了时间。拜望贺龙夫人薛明时,他谈起出版社拟议中《记贺龙》的再版。有一阵他是想写贺龙的传记或小说的,还想搞一个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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