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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不愿去接受检查：“话讲对了，牛肉都做得刀头。”张谈了赖的嘻皮笑脸：“还会有这种事啊！”“到时候再说吧！”谈起一个生病的老头子的危险征兆。
7．这是秋收后的事。事件呢，整社，订生产计划：大春的。追述订计划的经过：黄被迫承担了高指标；张随和；但都明知道不能兑现，决心继续抵制：“我安心当社员！”“我不是为了当干部才入党的。”社员们又高兴，又为之担心。
8．小春收获了：一早就出现拿摸风，更盛了。征购的问题：工作组主张少留；张、黄反对，抵制。瞒产私分：“自由主义在这时有什么不好？”对统治过严的反驳。搜查，没有一粒麦子、胡豆！“还要搜社员？不行！”争执以工作组让步告终。
9．大春，抵制得更巧妙了。黄或张的亲戚前来依靠：述说苦况，死人，丢荒，外流。这是老人：“难道我怕死嘛？我就要看看：这个戏咋个结局！”收留下来开荒。工作组的干预：“不能开荒！”“好嘛，”“又不开嘛！”偷偷搞：“这才真正是贼娃子活路呢！”
10．“作伪”被发觉了，斗争：“我拿这个钱，手决不会发抖！”张或黄大有一拼之势。工作组除驻社干部，全调走了。放手干：“他撤我的职好啦！”电话会议：八字方针的精神。张或黄：“像在磨盘上睡醒啦！”再不做贼娃活路了。随即弄清底里：党内通信。……这个提纲与《抵制》已十分相像。不仅有“拿摸”的合情处理，还有做“贼娃子活路”的描写。人物却还只有生活中原型的姓氏，黄勤明与张书记都没有区别开。它证明《在困难面前》同日后的《抵制》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一切《在困难面前》的构思，都没有“王部长”这个人物。《抵制》的第三次停写，在沙汀面前设下一个大的难题：如果他改弦更张，重新把《在困难面前》这两个提纲中的任何一个复活，由于材料实际上源于一处，只能利用一次，写出了没有王部长的《在困难面前》，便等于在世界上消灭了有王部长的《木鱼山》！
《木鱼山》是卞之琳提议他改的名字。（青㭎坡》——《木鱼山》，不要说“对”得有多工，其简洁明了，就让他喜欢！原来拟过的《抵制》、《木鱼山公社史断片》、《汪达非同他的伙伴》的名称都为之失色。
在他解放后的写作历史里，能度过政治的低气压，不为所动，坚持一个作家的独立思考，是并不容易的。不采用“张、黄体”（两个基层干部的抵制）而继续写“汪、王体”（基层与高级干部联合抵制）的小说，是在1982年10月以后。这次他一气写下去了。
8月，他搬进木樨地二十四楼北京新居。他退休了。他为文学研究所的科研规划操过心，现在，他把工作交给比自己擅长管理行政的荒煤，将关系转到中国作家协会总会，专心伏在高层建筑的十三层，构筑他的中篇。
王部长这个人物越来越获他的心。他不是热切地剖析过能软能硬、能冷能热的“皮糖性格”吗？汪达非、王部长身上，都具有这种内在气质。他赋予“软性反抗”于巨大的美感。这是他对中国民族性格的主观体验，也是他身上牢固存在的农民性的一次“外化”。他见过的农民，大都善于“弯曲”生长。他四十年代在故乡避难，“文化大革命”坐牢，都是这样挺过来的。王部长身上有省里某领导干部的影子，同时，按一个省级文艺干部的心态去揣摩，把自己的情感渗透进去，把“我”的人生哲学渗透进去：王部长也是他沙汀。《木鱼山》的结尾写了近半年，从1983年2月写起，三易其稿。他对于小说结构向来讲究。汪达非听完七千人大会的传达归来，如果写成凯旋式的，失了悬念，就太露了。为了考察七千人大会当年在农村传达的实况，他们专门写信向克非询问。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高度重视小说结局的历史真实性，以及它对揭示全书题旨的功用。收到克非的回信，他把原写的“地委”传达，改成“县委”非正式的打招呼。而汪达非赶回社里，恰遇上生产队长刘大旺的死，给可能到来的“胜利”笼上一层赴难的悲壮气氛，避免了轻飘飘的革命大团圆。
最后两段的要点，开初是写在一个协和医院的药房纸袋上的。5月的一天早上，他醒来躺在床上，这两段的文字汩汩地流上心头，一时来不及找笔记，便随手拿起枕边的药袋。
近来，他的梦很多。是老人的杂乱无章的梦。他白天晚上设想《木鱼山》的结尾，为了设想汪达非闯进刘大旺房里，在死者面前痛哭，会怎样说出“你也多等我个半天一天”的话，一次午睡时，他在梦里哭醒！
他几次梦写刘尔钰。1980年，这位诚笃的省一师同学不幸确诊为脊椎癌。问讯后，他立即让孩子代表他将一笔赠款送去，以制止刘变卖藏书，筹措生活费用的举动。刘让人转来三本字画，这无疑是做为朋友永诀的纪念。他睹物神伤。在同辈中，如尔钰这样才华、修养绝不在他之下的人，是不少的。仅仅因为他们不如他有开辟更高生活道路的勇气，结果统被埋没了。
1981年3月，茅盾辞世。小儿媳告他这个消息，他一时六神无主。巴金到京吊唁，打来电话，他手握耳机哽咽，连对方的住地、电话号码都忘问了。这些年，他每年都要去交道口南三条的寓所探望茅公一两次。上个月，为了鲁迅诞辰百年纪念会的准备工作，他还专程去与他商讨。沙汀从踏上文坛之日起便受茅公的指教，是一向尊他为前辈的。解放后，茅盾多次在各种场合赞扬沙汀的作品“无懈可击”，“才是货真价实的短篇”。可以说，把托尔斯泰型的小说模式与中国民族生活结合，他所走的小说道路正是以茅盾为旗帜的！6月13日晚，他梦见最后一次到茅公家的情景。他扶着他从会客室回房休息，茅公气喘吁吁的。他也大咳，咳醒了。
他把《木鱼山》修改稿交卞之琳、陈荒煤，请老朋友提意见。他不相信这个中篇会有失错，又怕有失错，等待“判决”的心情照例紧张。
朋友们加以肯定、鼓励。修改，再修改。到1983年7月，才亲自把定稿交给吴强，转上海的《收获》。9月13日作品发表前夕，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坐在绿草茵茵的河岸边，用极小极小的竿子，钓上一条鳞光闪闪的大鱼！
这算是什么征兆呢？是想念故乡的火烧鞭、黄腊丁这些鱼，因而也就想念故乡了？还是说他渴望亲近水？他的口腔常年疼痛，养成了抿嘴巴的习惯动作。哮喘、肺气肿、呕吐，令他的喉头时时干燥，不舒服。他干瘦干瘦的，许多早就认识他的人说，他还是那个样子，就是萎缩了一点，这对于老年人倒是好事。说话的声音也干干巴巴，但说得高兴，会在你面前屈起右手的食指、中指的两个关节，把桌面敲得卡卡响。稀奇的是一头蓬发仍是黑的！照旧不驯地向四外扎撒开，无法梳拢。他是不是缺乏足够的水分？
《木鱼山》含着一个老作家难得的反思，这年10月问世了。可能任何圆梦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应当简捷地了解它的第一义，不必绕什么弯子，钓到大鱼就是钓到大鱼！
魂归红石滩
他生命的每一关键时刻，都扎扎实实落到他的乡土上。《木鱼山》的故事最初发生停顿，与安县山水草木相连的小说便呼之欲出了。
这差不多是他半生孕育之作。五十年代参加石板滩土改以来，他一直梦想描写川西北解放初期的社会风貌。他有睢水十年的生活做基础，做过不少故乡和四川各地的调查，同张秀熟、李劼人、艾芜不知谈过多少次，连提纲都拟了几个。箭在弦上，而箭就是不能够离弦。题材上的政治压力一旦放松，由睢水袁寿山串连起来的这段生活就全盘变活。可能压抑太久了，一下子放得很开很开。1979年12月，他制订了一个三部曲的写作计划，表现出一种史诗般的气魄：这本书应比《淘金记》发掘更深。
结构。三种力量：袁一伙，杨、萧、唐一伙，市井商贩。这三种力量也是三条主要线索，穿插于这三条线索之间的，则是附属于、动摇于三者之间的帮闲、帮忙。总题：《流氓皇帝》或《胖大爷》。可设想为三部：1．抗战胜利前夕；2．在解放战争中；3．解放前夕。
第一部：起于独山失守，乘机大拉关系。因为一些有政治野心和有爱国思想的大人物，都认为该地是避难和打游击的好地方，结果敌未入川，而胖子则由此壮大了声势，更为所欲为了：修建学校，沽名获利。
第二部：抗战胜利了，卖不成壮丁，大烟生意也可能成问题，特别盗卖了那么多公粮，怎么办？人心惶惶。
可是内战起了，高兴：转危为安，特别继续要征粮和壮丁，更合口味。在此期间，胖子派头、手面更不同了，也更醉心名利。
第三部：四川解放前夕。国民党着着失败，慌了。伪装开明，笼络青年知识分子、劳动人民，但一面却准备应变，同时又以应变为口实，向一些土粮户吓诈钱财，并继续盗卖粮谷，兑换硬洋、金条。
这三部，每一部都可独自成书，主要人物不动。书名也不标明上、中、下。各自有一题目，等到出齐了，或者最后一部写成了，在序上加说明。
他还列了整个三部曲的人物表，用的是生活中原型的姓名。每一部均匀地安排了二十六个章节。七十八个章节一一写了述要。如果这个计划实现，将是他最宏大的一部分。可是1980年8月他在成都休假，开始动笔写的只是第三部，名叫《应变》。
他收缩了。本来想倒着写，由第三部上溯写到第一部。后来集中精力写的就是一部。开头非常顺手，他安排了一个环境，以便引出小说的时代，引出人物，叙述一个强权社会在崩坏之前，如何最后一次运用权力来苦苦挣扎。这个环境选定在四川每一个稍大的县镇都会有的街市中心：十字口。
睢水的场镇太小，它没有标准的十字口，需要从安昌镇移植。十字口的夜市，烧房门口聚集着喝“碗碗酒”的挑夫、车夫、小商贩、吝啬的小粮绅、普通的市民。长柜台下边与之“配套”的烧腊摊子，担担面和汤元担子，正生意兴隆。挎竹篮卖花生、香烟的小贩，兜揽生意的那一股子劲够瞧的：“你尝两颗看脆不脆嘛！”“你吸一支，吸不通不要钱！”
描述这样的场面，描述在这样的场面下人们以各自的身份议论逼近的战争，对于他，真是闭上眼睛立时便在面前。这年年末，《应变》写好了前九章 。袁寿山、萧文虎舅甥俩和吴瑞卿老师之间，明明暗暗的斗争已经展开，小说却忽然在原地踏起步来。他迟疑不决，《木鱼山》和《应变》都遇到了麻烦。
《应变》的难题是，究竟应以哪种人物为重点？胖爷，还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他过去还考虑加上一个征粮队的角度。他不满意原来那种什么都沾一点的布局，管它叫“猫抓糍耙”。在1981年所有不写《木鱼山》的空隙时间里，他都在调整《应变》的结构，发现自己变得不忍割爱材料，总是拼凑故事。这说明他老了，犯了老年人的琐碎病。等到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艺术个性不适于大张大合，关键还在于收缩，《木鱼山》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能够一气接写下去了。1983年《木鱼山》发表，《睢水十年》进入写作高峰，家里却发生一桩不幸的事件。
刚虹的儿子劼劼患了脑病。每年回川，在新巷子住所，劼劼是他身边最可爱的孙子。两爷子往往可以在一起说上半天并不需要谁懂的话。这年在京，听说孩子得了奇怪的病，他十分惦念，常盼他的母亲来信，好知道治疗的情况。7月，收到一封刚虹的信，竟然没有提到孩子，他很生气，曾让女儿拍电报来讲清楚劼劼的病情。实际上，孩子患的是脑癌，已经夭折。全家上上下下只瞒了爷爷一个人。
8月的一天，他做完早课，就是从十三层楼下到七层，再扶住楼梯爬上来。任白戈的夫人华逸来访，这是他们家的熟人，谈话比较随便。当话题从白戈的健康谈到四川住房的时候，沙汀冒出一句：“无论如何，我不想在新巷子十九号住了！”
华逸误以为这是由小孙孙的夭亡引起的，随便接口安慰说：“刚虹很懂事的，也很坚强，她没有被丧子的悲痛压垮。”一语泄露天机，道出了事情真相。
他当时惊呆在座位上，知道自己这几天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但经人证实后，他仍然不敢相信。下午华逸来他房里告别，一脸捅了漏子的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