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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或“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很难说。每个人，来到“花”前，都看见不一样的东西，都得到不一样的“明白”。
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因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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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雨儿
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对，那就是我。”
“喔，雨儿你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
“真的？我不记得啊。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再过一个礼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儿。”
“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的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等她睡着，我再起来工作。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山路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九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 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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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
每次到屏东去看妈妈，还没到时先给她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愉快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猜对了，”我说，“我是你的女儿，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说，带着很浓的浙江乡音，“你在哪里？”
带她去“邓师傅”做脚底按摩，带她去美容院洗头，带她到菜市场买菜，带她到田野上去看鹭鸶，带她到药房去买老人营养品，带她去买棉质内衣，宽大但是肩带又不会滑下来的那一种，带她去买鞋子买乳液买最大号的指甲刀。我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并肩共行的景象，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就成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又经过他的店铺，一边切槟榔一边用眼睛目送我们走过，有时候说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伊查某仔转来喽！”
见时容易别时难，离开她，是个复杂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