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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在5月17日的讲话主要是讲国内外形势。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泽东说：
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1955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份呢？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市、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泽东这段话堵住了干部的嘴，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干部不仅不为民请命，反而还说农村有粮，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
讲到“准备对付灾难”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讲到：
假如党分裂，要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党代会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栽跟头。凡不顾大局搞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高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顾大局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当闹分裂，闹分裂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这里警告对总路线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没有好下场。周恩来彻底投降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又跳出个彭德怀出来“搞分裂”。这段话为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埋下了伏笔。
对于反冒进的批评，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已经很彻底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火力不减。周恩来、陈云再一次作检查。陈云在检讨中说“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了当时群众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的及时纠正，听任这个错误发展下去，必将使命我们的事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在5月17日的大会发言中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反冒进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接着，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作深刻的检查，还把反冒进的错误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又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的歌颂上：
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周恩来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发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泽东，整个会上对泽东的歌颂声不绝于耳。陶铸在发言中不仅歌颂，还要求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了学习主席著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教科书。……毛心席的著作不仅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
人们普遍认为，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实际上，陶铸比林彪早了好几年！读者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几年以后说的话和陶铸的话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铸的专利权？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在专制制度下，争相向皇帝献媚、争相邀功取宠，本来是正常现象。这是在专制制度下的必然现象。
王任重发言的题目是《如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从六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颇有新意的是“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干什么，辩什么，哪里不通哪里辩，方式灵活，田边地头，床头灶头，会内会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间，都可以辩。一场辩论之后，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后保守容易克服，先进经验好推广了。”王任重这个“发明”很快在全国推广，辩论会实际是批判斗争会。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倡的“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全国，不知多少说真话的人被摧残在“大辩论”和“拔白旗”之中！
柯庆施的发言内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绘了15年以后的美好情景：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惊人的一致。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117人，书面发言140人，都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发言不仅完全支持总路线，还把已经很高的指标，再进一步调高。
5月23日，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次会上，大跃进已经开始。思想一旦统一，经济官员们急忙把总路线落实到具体建设指标之中。
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的发言题目是《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他把超英赶美的设想一一落实到令人振奋的指标数字上。这些指标得到了大会批准。他说：“1958年的形势完全说明，第二个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跃进的。”
中央各部门唯恐说自己落后，他们的跃进指标又远远高于国家计委的指标。冶金部长王鹤寿的发言题目是《十五年赶上美国》他说，明年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达到7000万吨以上，1972年达到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在发言中提出了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的安排。农垦部长王震发言提出10年内开荒3亿亩。没有大会发言的部长们也向大会提交了本部门大跃进的报告。交通部党组的报告是：《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纺织部党组的报告是《在五年内纺织工业主要产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林业部的报告提出5年内把15亿亩荒山全部绿化。。。。。。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又把中央部门的指标分解到各自的省。为表示自己紧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标。省委书记们竞相向毛泽东表示效忠，你的指标高，我比你还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还要快。这些指标，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实际，除了毛泽东以外，是没人有敢提出质疑的。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官员迎合上级的情形。1958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处在一层一层的权力阶梯上的官员们，总是把最高层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除了进一步鼓吹大跃进以外，又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本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肉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这恰恰是残酷的现实！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意犹未尽。他对“跃进”这个词儿不停地玩味和欣赏。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5月25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5月26日上午7时
其实，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这篇社论早140天。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词。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9页和第14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9页和第14页上提到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
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40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1958年5月26日夜
看来，“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 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时
功过已经分明，思想已经统一，总路线已经确定。全国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总路线的热潮。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全国所有的报纸按同一口径发表文章。文艺界也开足了马力，全国每一个角落，颂扬总路线的歌声如潮：跃进，跃进，再跃进！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