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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 “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 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 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2800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1960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2万8千多人。 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1960年4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其中河南省达到99％。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14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18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发现5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