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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从制度、政策、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大饥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归罪于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富、反、坏、右。说是因“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使阶级敌人篡夺基层领导权。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河南信阳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就很彻底。但也被毛泽东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饿死人较多的地方，都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就是像土地改革时期那样，像斗争地主恶霸一样斗争基层干部，让农下中农申冤诉苦，然后全面夺权。（见本书“祸起中原”一章中“信阳事件”）本书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肃、四川、广东等地了解当年情况时得知，在民主革命补课中，也像信阳一样，有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摧残。
1962年10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组对据四川省合川县作一了次调查，调查结果是：由于反瞒产私分、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农村干部受打击的面很广：全县共有干部25283人，自1959年到1961年，共处理了5184人，占干部总数的20．5％。其中，公社党委书记被处理的占60％，大队正副书记被处理的占57．2％，生产队正副队长被处理的占24．8％。
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中，的确有一批流氓地痞，他们借助国家政权，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但其中多数人是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伤害了农民。有些人在执行中过激了些，才对农民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这中间虽然有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但其责任应在中央，而不能让一些基层干部当替罪羊。
九、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一波三折地调整极左政策，也曾下令纠正农村干部作风，改变1958年大跃进中一些过激的作法，但是，在几个重大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切实措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民见死不救，继续高征购，继续出口，从而加剧了饥荒；二是在建设速度和经济指标上，继续坚持大跃进，迟迟得不到调整。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只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是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泽东认为这是“暂时的（两个月）紧急危机”。 对这么大面积的危机，毛泽东没有采取全局性的措施，还是当作局部问题交给地方自己处理。特别是没有在粮食上松口。
1960年1月7日到17日，正是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遍地的饿殍，毛泽东继续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他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这个会议批准了国家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6000亿斤。八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会议还要求大办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压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共产内等“五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下面继续送上来欺骗毛泽东的报告。《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1959年4月23日）。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在全省的范围内停止发展，山东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俘在发展。其实，当时饥荒正在迅速发展。26日，毛泽东批示：“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说信阳地区饿死了几十万人，并介绍了农村的惨状。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十几个字：“请刘周今日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他还是把信阳事件当个别问题处理，当一般工作中的问题来处理。也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松口。
在粮食征购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方面，1958－1859粮食年度征购数达1125。44亿斤，比上一年度高出22。32％，大饥荒全面出现的1959年，不但没有减少粮食征购，征购数反而比上一粮食年度高出88。85亿斤，高出比例为7。89％。（从生产年度看，1959年的征购数比1958年高出103。18亿斤，高出比例为9。45％）。而返销给农村的粮食，1959－1960粮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21。29亿斤。也就是说，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1959－1960年，国家不仅没有救济，反而从农村多拿走粮食67。56亿斤。（见表19－1，表19－2）在饥民口中夺粮，是一件十分残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现了本书前面所介绍的鲜血淋淋的反瞒产私分的大规模惨剧。直到大饥荒发生了一年半以后的1960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粮食征购数。1960－1961年度，粮食征购数从上一年度的1214。29亿斤，降低到780。84亿斤，降低了433。6亿斤（从生产年度看，1960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342。53亿斤），但向农民返销的粮食也减少了164。4亿斤，实际农民负担只减轻了269。2亿斤。
表191 大饥荒时期国家对农村粮食的征购和销售 单位：贸易粮，亿斤
征购与销售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从农村征购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销售给农村 419。66 505。19 526。48 362。08 268。45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表192 生产年度的粮食征购数 单位：贸易粮，亿斤
年度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数量 875。80 1092。02 1195。20 852。67 682。48
资料来源：同表201。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不仅在粮食征购上不让步，1960年1月，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中共中央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1959年夏粮登场时计算起，到1959年12月，已经收到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计划1075．8亿斤超过了6％，按粮食季度计算，到1959年12月25日止，已收到1016亿斤，完成计划的94％，再加上1960年五六月的新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1959－1960粮食年度，收到1200亿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转这个文件中写道：“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从表193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由此可见这个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193 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57－58年 58－59年 59－60年 60－61年 61－62年
七月 354。85 388。94 338。79 265。88 157。46
八月 401。90 398。71 395。84 289。11 191。30
九月 486。31 417。23 503。15 341。02 234。81
十月 560。21 418。12 655。21 386。93 304。95
十一月 690。66 658。02 887。03 540。08 460。57
十二月 756。91 748。43 848。98 572。11 490。02
一月 725。08 714。42 764。15 510。35 438。79
二月 676。75 654。56 673。19 444。50 394。88
三月 601。66 556。01 544。54 359。83 328。86
四月 507。62 433。50 403。51 267。89 257。98
五月 404。53 319。00 286。22 190。86 200。92
六月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1960年6月30日，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和表203中的297。71亿斤差不多。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河北1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内蒙5。49亿斤；辽宁7。89亿斤；吉林5。08亿斤；黑龙江20。41亿斤；陕西15。96亿斤；甘肃4。81亿斤；宁夏0。72亿斤；青海1。25亿斤；新疆4。45亿斤；山东22。44亿斤；安徽7。05亿斤；浙江12。37亿斤；福建2。72亿斤；河南25。07亿斤；湖北13。22亿斤；江西7。14亿斤；广东7。40亿斤；广西2。84亿斤；四川41。61亿斤；贵州11。49亿斤；云南17。43亿斤。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按生产年度计，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 ，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209．26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见表20－4）。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15。75万吨，这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1。2吨原粮。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留给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甘薯、红苕。由于本书引用各地档案资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称不一）。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1957年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标准算，500万吨原粮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1959年几乎没有进口粮食，1960年也进口很少，直到大饥荒发生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及少量砂糖。而进口食品都是供应给城市。（见表20－5）
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猪和蛋出口的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今年一季度2。6万吨猪的出口任务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这样不行。请各省委考虑，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李先念抱怨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谈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务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
为了从农民嘴边挤出食品出口，在收购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1960年4月收购鸡和蛋时，不是按社员实有的鸡和可能生的蛋来摊派，而是按人头下指标，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节，将任务层层下达，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谁家拿不出鸡蛋，食堂就不让谁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6个鸡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饭。除了扣饭以外，完不成鸡蛋任务，还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