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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不经社员同意，到社员家强行捉鸡。捉鸡经常是深更半夜进行，弄得鸡飞狗叫，人心惶惶。
表194 1956－1965年间中国的食品出口
单位：活畜：万头，活禽：万只，红枣、香茹：吨，其他农产品：万吨，啤酒：万箱
种类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 265。12 209。26 288。34 415。75 272。04 135。50 103。09 149。01 182。08 241。65
花生油 3。85 1。93 2。86 4。24 2。66 0。62 0。42 0。81 0。98 1。19
花生仁 35。04 23。93 6。80 6。44 3。45 0。05 0。39 0。33 2。66 5。83
鲜蛋 2。13 3。08 3。84 1。34 1。31 1。11 2。08 2。99 3。19 3。76
活猪 54。46 50。70 79。14 71。87 78。75 37。92 81。79 130。19 164。67 171。86
冻猪肉 12。23 5。41 11。81 10。96 7。43 0。93 0。34 1。54 6。21 14。25
活牛 10。72 8。76 13。50 11。55 9。48 1。12 1。64 2。46 4。98 9。33
活家禽 838 1222 1455 612 824 492 659 1044 1658 2141
冻家禽 4525 5890 9569 4202 4755 3055 2175 2963 3860 4013
冻兔肉 221 802 650 926 643 2304 3620 2431 2680
水产品 4。49 5。78 8。85 8。62 9。46 4。23 4。60 5。94 9。25 12。00
苹果 4。76 6。67 9。24 10。11 10。75 4。99 6。35 6。02 7。53 8。06
桔柑 7。00 7。11 8。82 7。69 6。32 3。41 2。97 3。36 3。75 3。72
猪肉罐头 0。96 1。01 3。20 2。88 1。41 0。89 0。57 1。38 3。26 3。51
水果罐头 1。46 1。88 3。81 3。40 1。96 1。92 1。83 2。62 2。75 2。52
蔬菜罐头 0。32 0。69 1。28 1。30 0。62 0。63 0。81 1。06 1。15 1。08
啤酒 3。47 8。27 4。22 10。25 7。38 7。91 7。99 15。03 29。46 41。82
核桃 0。35 0。46 0。39 0。45 0。39 0。39 0。24 0。26 0。31 0。41
核桃仁 0。55 0。54 0。26 0。55 0。45 0。20 0。17 0。28 0。43 0。51
黑木耳 502 491 475 414 331 128 184 269 396 469
红枣 1266 1158 1186 1318 1147 875 994 806 1057 1393
香 菇 526 224 371 224 179 27 34 58 128 204
栗子 0。23 0。46 0。32 0。46 0。34 0。27 0。67 0。63 0。88 1。29
蜂蜜 0。39 0。17 0。41 0。44 0。45 0。22 0。26 0。40 0。75 1。29
资料来源：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Ⅷ－47到Ⅷ－50页，《中国经济年鉴》（1982年海外版）Ⅷ－47到48页，花生仁出口数比内地版多一些。
商业部党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数字是：1959年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完成了303000万元，占出口计划的110。8％。比1958年供应出口实绩增长了28。9％，其中，猪肉供应出口23。3万吨，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冻牛羊肉2万吨，为出口计划的125％；鲜蛋出口5200多万斤，冰蛋出口6208吨；活家禽出口954万只，冻家禽出口7022吨。此外，还出口苹果10。2万吨，桔柑9。1万吨。
表195 1956－1965年间中国进口的食品数（万吨，原粮）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合计 14。92 16。68 22。35 0。2 6。63 580。97 492。3 595。2 657。01 640。52
其中小麦 2。62 4。99 14。83 3。87 338。17 353。56 558。77 536。87 607。27
砂糖 17。61 11。93 20。91 2。6 23。38 118。66 99。56 49。69 59。88 70。79
资料来源：同表204。
从表204中可看到，1959年到1960年，在全国饿殍遍地的时候，中国出口了多少食品！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饥民！但是，当时的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想到饥民，想到的只是外汇和进口机器。为什么抛饥民于不顾而急于进口机器，是因为没有放弃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政策调整中不能放弃“三面红旗”，所以在经济建设中，“大跃进”的思想始终存在。直到1960年，还保持着很高的经济指标。
1958年大炼钢铁全面搞乱国民经济以后，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又提出了钢产量1800万吨的指标。到了经济严重困难的1960年，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除钢以外，1960年，由于反右倾的影响，其它工业生产的指标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资产投资最能表现国民经济的冷热程度。1960年，固定资产投资达416。58亿，不仅高于1959年，还比大跃进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资产投资中，93％是基本建设投资。全国到处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马，到处是半截子工程。
表196 大饥荒年代前后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单位：亿元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总计 160。84 151。23 279。06 368。02 416。58 156。06 87。26 116。66 165。89
基建投资 155。28 143。32 269。00 343。72 388。69 127。42 71。26 98。16 144。12
资料来源：1988年《中国经济年鉴》Ⅺ－73。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责任田。但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而自留地、责任田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背着政府做的，县以下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和省级不知道搞责任田的面有这么广。从1958年过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标）是形势所迫，但对阻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起了作用。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倾。这场政治斗争，加剧了灾难。对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如此无力，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他们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订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1848年的资本论，解决1958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平心而论，我要对人类负责，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罗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段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后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反面教材。罗隆基还说：“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坏了，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又来了个反右，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大跃进、人民公社。”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是远见卓识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开了46天。8月2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30％，即可以减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665万人， 可以少饿死1467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1958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
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题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话。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鞑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 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