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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月23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28日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登庐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司其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书作者同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交谈时说：“连柯庆施带上山来的材料也是反左的，会议转向以后他不得不再让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这么想的？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大问题。” 看来，毛泽东是想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不“三面红旗”的问题，不容许有批评意见。
头几天，会议的开法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称为“神仙会”。与会者讲了不少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批评的声音较强。有些天真的人真想“畅所欲言”。毛泽东真愿意让大家“畅所欲言”吗？真愿意硬着头皮听批评吗？不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就很明确表示反对批评的态度：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10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既然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批评1958年，为什么还要开“神仙会”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办法1956年用了一次，结果大获全胜，把五六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引蛇出洞，还暗藏杀机。在毛泽东心中，彭德怀是一个不听话的人。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在会议的最初几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发言中承认河南共产风、浮夸风很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了湖北的一些实际情况，心情显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认为总的形势不能太乐观。有些人也对大跃进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在批评的同时，有些人维护大跃进，经常打断批评者的发言。这使得一些想批评者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畅所欲言。打断发言的人除了保卫自己工作成绩的“诸候”以外，还有罗瑞卿大将、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在会议参阅文件中，有几份否定“三面红旗”的资料。如《李云仲仲同志的意见书》，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等。毛泽东都不加表态地批给与会者参阅。 有些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所发的这些文件，强化了“庐山会议要反左”的看法。其实，这些文件也是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在7月10日和16日还两次召见他的几位“右派朋友”谈话，他们是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等，谈话是轻松愉快的。讲了很多“私房话”、“知心话”。书生李锐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登楼再度群言堂”，“都觉畅怀言已尽”。实际这两次谈话是火力侦察，看一看反对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对者的动静。毛泽东多次说他有几个右派朋友，其实，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君王之术烂熟于心。经过江西肃AB团、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右斗争等一系列实践，毛泽东整反对派的技术已经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说是半个月的会，已经开到超过了半个月，也没有散会的意思。除了毛泽东以外，谁也不知道会如何继续开下去。会议进程和内容全在毛泽东一人心中。毛泽东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图，都是临时发表讲话，引导会议走向。而他的讲话事先没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袭击。这就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井岗山时期的战友，那时两人关系很密切，彭要找毛泽东谈事推门就进，直呼“老毛”，如果毛泽东在睡觉，就揭开被子和他说话。1949年以后毛泽东已位处九鼎之尊，彭德怀还没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习惯称“主席”，还是称“老毛”。这在中国皇权制度中已经犯下大忌。
在“大跃进”的时候，彭德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在讨论公布1958年粮棉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彭说粮没有那么多。谭震林对他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亿斤，彭同意了，但心中还有怀疑。 武昌会议闭幕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他觉得粮食产量没有公布的那么多。在平江县他还发现了数字造假的情况。他认为按公布的粮食产量确定的1200亿斤的征购任务太重。在株洲，他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说不能征购1200亿斤粮食，只能征购900亿斤。在湖南考察时发现农民挨饿的情况，连“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两米。有一位红军时期的伤残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农民悲惨的生活，干部们的胡作非为，是他在湖南老家亲眼目睹的。上庐山以后，他怎能昧着良心不“鼓咙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后来这成了周小舟的一条罪状：为彭德怀提供“炮弹”。
1959年5月，彭德怀到东欧国家访问，6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访问时，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肃反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接见他时，彭德怀感慨地说：“敌人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党的路线不正确和党的作风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在罗马尼亚时，他给总参谋长黄克诚打电话，专门询问了国内的经济情况。
6月13日，彭德怀出国回京，他对国内问题十分关注，认真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很多。6月底彭德怀收到了到庐山开会的通知，他不想去，让黄克诚去，黄克诚说：“中央通知你，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开会去了。
北京到庐山开会的高级干部们先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到九江上庐山。6月27日到7月1日，在北京赴武汉的火车上，彭德怀、张闻天、贺龙、康生等同乘一节车箱，车上交谈很随便。彭德怀都谈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来的。 后来，他的这些话都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错误，而严加批判。
在“神仙会”期间，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作了七次发言，坦率地讲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关系到毛泽东的内容。如：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主席家乡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