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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集体围攻中，看法本来与彭德怀接近的刘少奇，不仅没说一句公道话，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还抓住机会插话、帮腔，当别人追逼彭德怀交待什么问题时，刘少奇也积极参与追问。8月1日，刘少奇发言说彭德怀“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刘少奇还揭发了一件事：“会理会议 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从那以后，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刘少奇的这个揭发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尖锐的插话。 刘少奇还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彭认为中国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了。刘少奇的发言中把八大党中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的责任推给了彭德怀。 刘少奇这个揭发不仅打击了彭德怀，还讨好了毛泽东。
黄克诚回忆说，有人说我是彭德怀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砍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第253页可知，这位两次找黄克诚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
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开了一个中央工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他一开头就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接着又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辩护说：“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个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接着，刘少奇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先说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领导”，接着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和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进行拍马比赛，8月1日，在常委会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8月17日，刘少奇又超过了林彪。
其实，刘少奇并不是不知道“三面红旗”的危害。庐山会议后不到一个月，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时，他和邓子恢一同上厕所。在厕所里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想不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破坏这么严重！”当时邓子恢的秘书在场。事后，邓的秘书将此事告诉了刘的秘书姚力文。40年后，姚力文将此事告诉本书的作者。可见，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但他还是参与围攻了彭德怀。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乃父亲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书中说：“对大跃进，刘少奇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他的观点即使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隐约可见；但他曾力图紧跟，积极去理解，对人民群众中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倍感兴奋，为取得惊人‘奇迹’所感动，并由衷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如果能够快，当然好，谁愿意慢呢？’不久，发现了严重问题。庐山会议前后，他坚决要反‘左’，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力去纠正‘五风’，反对高指标。”
“刘少奇虽不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毕竟没能制止这场灾难。作为党的第二号领袖、国家主席，他参与、赞同了‘大跃进’，支持了反右。发现问题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错误，责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批判。”
刘源说乃父没有制止大饥荒的灾难，这是苛求。他没有想到，乃父名义上是党的第二号领袖，但在当时的制度下，实际是毛泽东的臣下。不过，刘源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
周恩来
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是“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实际上，周恩来将军事实际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1935年3月的“打鼓新场风波”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并以辞职相要胁，最终得到了周、张的同意，毛泽东从此取得了独自指挥军队的权力。 建国以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毛泽东以君臣关系相处。1956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6月24日，毛泽东在赴长沙的火车上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那样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
周恩来是7月1日上山的，2日，他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了毛泽东出的19个题目，关于国际问题是他建议加上去的。以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周恩来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三面红旗”是绝对不行的。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认为；“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
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1958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
7月12日到22日，周恩来四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12日周有一个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去年是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 他用大量的时间讲业务问题，这是国务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斗争的锋芒。
7月16日，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账：虽然财政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盈亏的账，也要算将来盈亏的账。 当时不少人认为，周恩来这么算账，对于维护“大跃进”，很有说服力。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却表扬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间，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一边表扬，一边又说：“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这句话虽然是指批评大跃进的那些人，但钩起周恩来南宁会议的旧痛。毛泽东又拉又打，使周恩来更加小心。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散会以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和彭德怀有一段对话颇有意味，不妨抄录如下：
周：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钢，是一个革命。2700万－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和泄气分开。
彭：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冷得比较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呢？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要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储备。6月底的存粮只有310亿斤。去年增加了2010万人。按“一五”经验，1元货币比9．6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年1比8．8就紧张了。
彭：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就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汲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是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两个方面都说了的。
周彭对话中，彭很直率地批评周恩来“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现在周恩来主动了，可以批评彭德怀了。
7月26日，毛泽东提出“对事，也要对人”以后，批斗升级。彭德怀写信成了“右倾活动”，成了“猖狂进攻”。这一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