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蠖拥鄙缭保煌跬ザ坝�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1958年7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祝贺：“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贺河南省夏季大丰收，也祝贺河南战胜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一面白旗，也祝贺你们巩固了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这一面红旗。”谭副总理的祝贺在会场上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的暴风雨强化了政治斗争的暴风雨。几乎各县都揪出了“小潘复生”，这些“小潘复生”所遭受的摧残比潘复生严重得多。据估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摧残致死一百多人。
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封住了人们的嘴，为说假话扫清了障碍。谁要对高产卫星、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就会成为“怀疑派”。“怀疑派”是和“潘、杨、王”“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就会成为辩论对象。而当时的所谓“辩论”，就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判，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一听到不同的看法，就会有人说：“辩论他！” 就会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挨打，接受训斥。
谁是谁非，群众心里最清楚，农民同情潘复生、不满意吴芝圃，省里张贴的布告后面吴芝圃的名字，被农民用牛屎糊起来了。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自1957年河南揪出7万名右派分子以后，知识界已经噤若寒蝉。1958年又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
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1、水利建设不讲科学，劳民伤财
水利事业不是单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而极权制度正好有这个优势。因为它掌握了全社会的资源，它可以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平心而论，在毛泽东主政的时候，中国的水利事业还是有成绩的，有的水利工程在邓小平时代还在受惠。但是，当时把事情做过了头，让老百姓作出了难以承受的牺牲。在搞水利工程时，不讲科学，只顾蛮干，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实际成了大祸害。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祸害。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造成了2003年巨大的渭河水灾。
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月到12月初，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简报》，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于是，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利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标。1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河南省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亿立方，蓄水能力262亿立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48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土石方2909万立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土石方1。34亿立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到80年代，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至於群众投入劳动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年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其中7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3万人。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的承受能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科学态度被“敢想敢于”所代替。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标，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铁佛寺、白果冲两座水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龙，在1960年5月17日夜突降暴雨时，大坝冲毁，近2000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头两个月还能吃饱饭，到1958年10月以后，以及1959年和1960年，基本上饿着肚子从事繁重劳动。水利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和摧残，在水利工地上饿死、打死无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1960年12月6日在河南省讲话中说，仅固始县三个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饿死17000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共产主义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很多。
4、大放“卫星” 农民遭殃
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河南省的高指标和大跃进起著关键的作用。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议过程中，毛泽东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被毛泽东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年实际指标的2。4倍。当然，毛泽东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叫卫星人民公社）韩楼大队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等种了2亩9分地的试验田，小麦确实长得不错。正准备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陈世俊问：“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说：“至少亩产3000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过去一亩才打100多斤，一下子打这么多，是不是太离谱了。钟德清说：“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曹玉娥说：“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曹玉娥说：“那不是哄人吗？”钟德清说：“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他们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11178斤，按2。9亩算，平均亩产3854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3530斤上报。第二天（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璜的报道：
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2亩9分小麦亩产3530斤。
继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消息传开之后（这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6月8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2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6斤，平均亩产3530。75斤，比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750斤的3 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2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6人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2亩9分地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120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2亩9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吾、卫星社社长钟德清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过数次丈量，丰产事实完全可靠。
……
方璜是本书作者的同事，是前辈，她已离休多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眼中，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老太太。在她75岁的时候，本书作者向她问起这件事。谈起这段历史，她唏嘘不已。“我是奉命下乡寻找卫星的，下去后听县里的领导同志说韩楼放了一颗亩产3583斤大卫星，将信将疑。到了现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县社的领导过的秤，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这种体制下当记者，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是的，在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