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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业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这些企业都窒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中。在封建专制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主体阶层――中产阶层。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农抑商”，把商人视为“四民之末”，市场经济是重商经济；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于吸收马克思主义。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权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在广大底层群众中，形成了的“非参与意识”。人们畏惧王权，又崇拜王权，只能伏在君主脚下当顺民。在王权的束缚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没有对于自身权利的自觉。政治是极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甘心作王权统治下的良民。长期的专制制度造就了这种政治文化土壤，这种土壤又培育着专制政治。
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化土壤，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种自然的排斥。而来自苏联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多的亲合力。
第四，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贫富悬殊。当时，苏联和美国比较，显出了更多的优越性。1929年经济危机时，不少西方知识分子也赞扬苏联的制度。这种情形，对正在选择制度的中国显然会发生影响。
对于长期抑郁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鲜空气。它那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使他们看到了远比儒家学说所描绘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确、更加可信的图景。这个图景不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贫济困的正义之光，还给除统治者以下的各个阶层以巨大的利益诱惑。仅这些就会吸引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终生。
按照列宁的学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的力量，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可以集中国力实现超越式发展，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当时对苏联建设成就的宣传资料已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践的佐证。这种前景，对于处于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实践中找到了可行的证据。毛泽东把农民起义当作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把太平天国这个近似邪教的组织当作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式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流派称为“第二国际”（现代为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主张非暴力革命，主张民主制度，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逐渐演生出社会主义。列宁称他们为“修正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有严密组织、有铁的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党，主张用暴力剥夺有产者，取得政权以后，用行政强制推行经济的超越式发展，用暴力镇压反对者。因此，从苏联引进来的“主义”，更是带有专制的血腥。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又把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思想体系。这种中国乡土气息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而是承袭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些价值观，用农民起义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推行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王权思想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躯壳在中国还魂。“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人权，结果事与愿违，引进的却是反民主、反人权的思想。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终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苏联的专制主义和中国王权思想的叠加。
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与中国社会擦肩而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的“国教”，毛泽东的极权制度在中国确立。三年大饥荒以及其它种种“人祸”接踵而来。
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历史逻辑中发生的。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1962年初，面对几千万人饿死、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高层的不同意见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主要对手是彭德怀，那么，现在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则是刘少奇。毛、刘之间的斗争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刘少奇在1958年紧跟毛泽东，说了很多比毛泽东还要狂热的话。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认识的？我曾就此问题请教于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姚回答说，可能是1961年回家乡调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1959年秋后就看到了生产力的大破坏，那时他对形势应当是清醒的，也许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也许是为了“党的团结”，也许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还是和毛泽东唱一样的调子。
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唱出了和毛泽不一样的调子。
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没有得到切实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事后，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1961年11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初稿后，找到起草小组提出修改意见。刘说，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够接受教训。（二）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各省都有这样的事实。（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来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
这个报告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经过多次修改后逐渐清晰起来。
1962年1月8日和9日，刘少奇分两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后送第三部分）将报告的第一稿呈送给毛泽东。9日23时，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给毛泽东（第三部分还没有改完）。但这时距开会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两部分。10日上午10时毛作了批示，建议会议推迟3天作报告。在这三天讨论农村基本核算位和别的问题。但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他说第三部分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根据大家意见作修改，然后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成为正式报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为三级（中央、大局、省、地），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五级，即增加县级和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有7118人，所以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于1月11日正式开幕。以小组会议形式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即上述报告）。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把国家计划以外的经济活动都当作“分散主义”加以反对。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 七千人大会开始就把反分散主义作为重点。但地方的代表们对分散主义有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也有多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
由分散主义讨论到大跃进以来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争论越来越激烈。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反右倾以后，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西北地区的代表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
代表们对刘少的报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见，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庆施则从左的角度对稿子十分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毛泽东提出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可以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是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 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等。
在讨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出现了争论。1月18日，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 周恩来从维护毛泽东的方面提出了问题，他说：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着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报告经过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月25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6日下午，毛泽东决定，这个报告作为书面文件发给大家，27日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提纲，提纲在大会前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下午2时开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报告。报告长达3个小时，其中有些内容是毛泽东最不爱听的。
第一，认为“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造成了一个大马鞍形。讲话还对当前经济困难作了较严重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的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以上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