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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统配物资中多分一块蛋糕，各地经济业务部门总是向中央业务部门叫困难。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说形势大好，但向中央业务部门要东西，也是寸步不让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面前说粮食够吃，但为了减少四川省的征购任务，曾和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多次讨价还价（见本书“天府饥魂”一章）。所以，主管实际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总觉得困难很大。毛泽东不管这些具体事，听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见，感受到困难的压力比刘少奇、周恩来要小一些。“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征询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对形势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三到五年把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状态调整到协调、持续、稳定的状态；其二，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经减少了1000万，1962年再减少1000万。其三，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生产建设的高指标；其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其五，抑制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五月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 邓子恢主张适当地扩大自留地。对各地的包产到户，实际也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1959年春天，采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庐山会议后全都否定了，这一次“退够”的措施，毛泽东会同意吗？对一贯主张“冒进是马列主义”、“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积极平衡，不要消极平衡”的毛泽东来说，他能容忍刘少奇等人的调整吗？刘少奇心里没底，还是要请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泽东从炎热的南方回到凉爽的北京。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感觉毛不反对这些意见，只是在考虑。毛很快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泄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平静下来向毛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继续搞下去。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松下来，以为雷霆已过。
2003年9月25日，曾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书作者谈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西楼会义后不久，陈云到了上海。让陈国栋、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务，陈云说：你们到一些省去看看，农村真实情况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干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发表意见，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粮食产区，看到的情况是，集体的大田几乎荒芜，而自留地里粮食作物长势非常好。农民是靠自留地吃饭的。他们到上海向陈云谈了所看到的情形。陈云说：“看来是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陈云告诫他们几人回北京以后什么也不要说。还是陈云亲自向毛谈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七月陈云向毛汇报的那些事。
并没有像刘少奇预计的那样雷霆已过。一旦度过了难关，毛泽东就重新发难。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倾”这笔账。
毛泽东之所以对1962年的调整耿耿于怀，是因为他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视为阶级斗争，视为要推翻他。这种看法终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了。
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低估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也较为乐观。持毛泽东这种看法的有柯庆施、林彪等后来被称为左派的干部。而以“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则对困难的估计比较严重，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当然，这种不同的估计，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会不同。
在解决困难第一线工作的陈云对这种不同的估计深有感受。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如前所述，这种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有着工作岗位不同的原因。当然也和各种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不管怎样，对形势不同的估计，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或投票方式来决定政策。在专制制度下，处于最高权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见不好贯彻。而对1958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远。如包产到户大面积推行。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把这些压回去了。由于饥饿，到1961年，又大面积推行起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70％。
1961年到1962年邓子恢就曾多次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主张包产到户的讲话。如4月11日，他在广西桂林听取地区负责人汇报时说：“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吧。这样有好处，不要有顾虑，怕说单干，怕说右倾，什么都要实事求是。” 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省“责任田”的汇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支持和批评的各占一半。邓子恢认为安徽省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发言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试试看。”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七届三中全会代表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也说过“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陈云7月向毛汇报时，也讲过重新让农民分田的事。如本书前面所说的，正是这些“倒退”才是走出饥荒、减少死亡最为有效的措施。但这和毕竟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当时毛泽东的忧虑中，还有一股“翻案风”，其中主要是彭德怀翻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这几年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但有一个界限，对庐山会议上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不能平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1月27日的口头讲话中，特别讲到彭德怀问题。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删去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大约1100字左右，其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不是因为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庐山会议其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的颠覆活动有关。他阴谋篡党。等等。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的这些诬陷之词以后，倍感委曲，不得不奋起为自己申辩。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送上了一个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后被称之为“八万言书”）。这个“八万言书”不仅否定了刘少奇上述诬陷，还把庐山会议以及其后对他批判和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怀翻案，这是毛泽东很不愉快的事。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其它方面也一改过去紧张的状况，开始出现松动和宽松。如对冤假错案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让步，对民主党派有所尊重，等。在这些松动中，出现了一些“过头”情况，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讲了一些尊重知识分子的话，陈毅还提出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陈的“脱帽加冕”引起了上层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强烈反对“脱帽加冕”的说法。直到1979年，陆定一才在这个问题上认错，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是“左的，所以是错误的。”
大跃进失败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认为，内忧已经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以《党内通讯》的形式送上去的。这封信有五点内容：1）对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的世界和平；2）要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3）我们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4）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打开目前的僵局，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5）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讲话不满意。毛泽东接到反映这个情况的电报后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乘机到处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并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告王稼祥的状。毛听了刘宁一的汇报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与此同时，有人把国内的一些调整措施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统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七千人大会”及这以后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却密切注视北京。他感到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正在偏离他的路线。使毛泽东引以警惕的是，刘少奇讲话中还流露出的一股“秋后算账”的意味。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刘的这番话使毛联想到赫鲁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毛泽东对北京所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酝酿着反击复辟。
从统购统销到农业集体化；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斗争；这一系政策严重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反对力量。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高压下，这股反对力量只是一股潜流。身居权力最高层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