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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岷县志》（1995年版）介绍，洮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在其上游的岷县，平均流量120立方米／秒，实测最大流量1500立方米／秒（P＝5％）。2000年夏，我到临洮采访，在县城旁边的河段，只见清流滚滚，目睹了大西北少有的丰沛的水量。
在大跃进的年代，中共甘肃省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1958年2月11日，在中共甘肃省委二次二届会上正式决定了“引洮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个计划所划定的灌溉范围东西长32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灌溉耕地1500万亩。其工程的初步规划为：总干渠引水150立方米／秒，由海拔2250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1400米的庆阳县董志塬，全长1150公里，总干渠水面宽40米，渠底宽16米，水深6米，50吨到100吨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称为“山上的运河”。另有干渠15条，总长3500公里。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库，估算土石方20亿立方米，浆砌石和混凝土约273万立方米。还可以利用落差建几十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4万千瓦。当时设想，这项引水工程建成后，20多个县面貌大变：“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电灯齐明，机声轧轧，汽笛鸣鸣，船只如梭。”
引洮工程于1958年6月12日正式开工，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20个县的干部和民工参加修建。职工达3000多人，民工10万多人，施工高峰时达16万人。计划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劳动力：1958年10。6万人；1959年11。2万人；1960年8万人。截至1960年底，两年半投入直接工6000万个工作日。
这个工程倡导者宣传的前景鼓舞人心，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1958年9月，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的447位代表参观了这一工程。国家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屈健和代表们给予整个工程很高的评价。动工以后，全国20个省、自治区的650名代表到工地参观。1958年秋季，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特地到工地视察，他说：“这个工程不但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引洮上山显示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最重要一条是敢想干。这一点甘肃跑在前面了，这是共产主义风格，。。。。。它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前景。”在会川指挥部的山崖上，刻着朱德委员长的1958年10月9日的题词：“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一直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进行的。工程指挥部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一遇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向党进攻，千方百计地企图迫使工程下马，迫使引洮工程失败。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谁发表对工程不同意见，谁就可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么巨大复杂的工程，却采取“三边”和“三分段”的作法，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和“分段测量、分段设计、分段施工”。后来又加了一“边”：边修改。按最初设计方案，总干渠上53座隧洞，总长64公里。后取消全部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去的崖头，或深劈而过，或长距离绕开。深劈之时，最深的竟达219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竟达2300万立方米。数千民工站在崖头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弃深劈，部分采取隧洞。
古城水库设计容量为3亿多立方米，坝高42米。是引洮上山的枢纽工程。1958年5月第一次“土法”截流，发生决口而失败。7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8月中旬洮河上游骤降暴雨，河水陡涨。洪水冲下来的木材、麦草堵塞了导流渠，大坝有被冲毁的危险，两万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只好决口排洪。决口排洪救民工被定为“破坏事件”，这件事的决策者受到惩罚。10月21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数万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工程上马不到两年难以为继。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张仲良在会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但是，客观事物并不迎合张仲良的主观愿望。经过两年半的艰难施工，到1960年底，已无法进行下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改组了甘肃省委，张仲良下台。新的省委决定，引洮工程1961年6月全线停工。引洮工程局在总结与检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工作量大，工期长，原规划中对引洮效益估计偏高，工作量估计偏小；按偏小的工作量计算，也需12亿个工作日；2，技术问题没有过关。如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的防渗和湿陷问题等。都没有解决。
1961年8月17日至22日，水电部在张含英部长主持下，就引洮工程开了一个座谈会，认为，这一工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克服的困难。
1962年3月8日甘肃省委决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马。
引洮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例如，在1958－1959年甘肃省粮食收支计划中，全省征购粮食44000万斤，销售粮食13390万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粮7500万斤，占征购粮食总量的17％，占销售粮食总量的56％，其中主要用于引洮工程。
后来官方资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费6000万元，国家投资1。6亿元，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一亩地也没有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所谓投资1。6亿元，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那个大刮共产风、随意调的年月，无偿占用了农民多少财富和劳动，是一个远大于1。6亿的数字。
有人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所谓血淋淋的下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后期已陷入了全国的“困难时期”，工地上饿死无数。工伤死亡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除了引洮工程以外，还安排了其它水利工程。就是到了1960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209座。1960年完成了191座。动员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270万人。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我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的“东西干渠”是1958年“大跃进”时开工的，六十年代建成后到八九十年代还受益。最有名的是河南林县1960年2月开始建设的“红旗渠”于1969年建成，至今还被人们当作奋发图强的典范。为什么引洮工程留下骂名，而“红旗渠”今天还被人歌颂？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解释的。平心而论，在大跃进的荒唐背后，有些事情也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愿。问题在于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这种决策机制必然造成决策失误，强制手段必然造成对老百姓的剥夺。这种决策机制和执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五、全省普遍大饥荒
中共甘肃省委在粮食问题上搞浮夸，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说是220亿斤，后来落实到185亿斤，最后说是完成了110亿斤，实际不到80亿斤。1959年又提出粮食总产270亿斤的大计划，结果离计划更远，比1958年还少。实际产量不高，但征购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肃省在中央里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认为甘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口粮、种籽、饲料都没有了。
表21 1957－1961年甘肃粮食情况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74。5 76。6 64。9 41。39 45。00
贸易粮 64。78 66。61 56。43 35。99 39。13
征购（亿斤） 16。91 22。2 25。09 12。34 9。65
销售（亿斤） 13。08 20。38 19。27 17。94 10。75
净拥有（亿斤） 60。95 64。79 50。61 41。59 40。23
总人口（万）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人均净拥有（斤） 485。63 505。51 391。46 334。31 332。2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甘肃分册》。
说明：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甘肃省的饥荒在1958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农村就有饿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现象。接着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张仲良一直认为甘肃是“余粮省”，不承认农村缺粮，听不进饿死人的情况。只要哪里反映这类情况，就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就大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批判、斗争反映真实情况的人。1959年冬到1960年春，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张仲良等却在基层干部的政治态度上找问题的根子，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坚持左倾蛮干的作法。直到1960年7月，才被形势所迫，作了一次检查，向中央写了《关于检查一个指头问题的报告》，当时发生严重问题的县有13个，只报了9个；报告还说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经回来了。他们一面粉饰太平，一面让农民每天吃三四两粮食，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
一些干部在反瞒产私公中胡作非为。1960年初，清水县食堂已经没有粮食，还搞反瞒产私分。张树驿公社派公社党委副书记徐效瑞去松河大队支“发动群众、狠抓斗争”。徐到松河以后，一方面到社员家翻箱倒柜地搜粮食，还向公社汇报说查出了11万零920斤粮食，按每人每月22斤计，可以安排到6月底。除口粮安排好了以外，还可以征购5万多斤。为了让公社相信，让总支书记毛文清和生产队长造了一个名册，还代表社员在册子上按了手印，说口粮已经安排好了。结果这个队1月下旬就饿死了44人。毛文清自杀身死。在反瞒产私分中，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世荣指使总支书记王秉正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争的社员觜上戴驴笼头，身上驾上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监狱，把3个生产队干部关押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这个县有些社队比白驼公社更严重。干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剥夺了社员的吃饭权。这些人残害群众的刑罚有100多种，其中有：在脸上刻字、拨头发、拨胡子、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淋开水，最普通的刑罚是扣饭、扣粮。问题被揭发以后，省里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在清水县进行了“民主革命补课，并将补课的经验在全省推广，称之为“清水经验”。
1959年在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张仲良、何承华在河西地区检查工作，和张掖地委书记安振一起，提出把农村供应比例由80％、90％压缩到20％。为了证明农村有粮，何承华让人写了《农村一瞥》，极力粉饰太平。1958年省卫生厅到农村检查，写报告说浮肿病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造成的。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对这个看法作了批判，说“这是攻击大生产运动”。有些地方群众向上级反映饿死人的情况，就封锁、打击。高台县县委第一书记杨某派干部到邮局扣押、修改群众反映生活问题的信件1万多份。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听之任之。
从1958春年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区严重缺粮。全省1300多万人口中，有700万人口每天口粮在7两以下（16进位，7两相当于10进位的4。375两）。没有食油，没有蔬菜，没有肉，这点粮食是繁重体力劳动的唯一能源。许多地方群众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屋不避风，成千上万人外出逃命，浮肿大量发生，疾病到处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在这场大饥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问题”（下面专作介绍）、“清水经验”以外，其它地区也没有幸免。
表22和表23，对当年的死亡情况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这两个表是甘肃省委有关部门1960年12月23日制作的，现存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当年这个人口数据和1990年代出版的《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的数据略有差别。
表22 1958年－1960年全省人口死亡情况 1960年12月23日统计
地 区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兰州市 1172840 9166 0。78 1236065 14586 1。18 1261521 7045 0。56
平 凉 2226510 19317 2。20 2248230 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