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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３月１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反映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2月9日，我们到通渭动员所有的干部给社员送面粉、粮食上门，突击安排群众生活。2月21日到3月3日，召开100多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了席道隆为首的一批破坏分子在领导通渭工作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接着，各公社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解决公社领导核心问题。同时向全县人民公布了席道隆等破坏分子的罪行，进一步发动群众大张旗鼓的揭发批判。
……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作者注）。。。。。。。
席道隆等的主要罪行是：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坏农业生产。早在1956年初级社转高级社时，他们就提出“分队（小队）生产，按队分红”的办法缩小集体规模。将分配单位由原来的327个（初级社）变为644个。公社化后实行“四级核算以小队为基础”，分配单位缩小为1195个。并给小队规定了许多不应有的权力。他们提倡大量土地“谁种谁收，谁收归谁”，牲口分户喂养。……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还把土地分给社员，强迫大量解散食堂。……
包庇、重用五类分子，与他们勾结一起残害人民。席道隆一再强调说“通渭的镇反很彻底”，“五类分子破坏已经没有什么了”等等，1956年，席道隆就一次释放160多个犯人。在公社以上领导核心中有16名五类分子。…。
严重违法乱纪，对劳动人民实施打击报复。去年秋冬，他们为了掩盖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罪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借“整社”和“完成征购任务”的名义，在全县大搞“万人斗争大会”、“大兵团作战”抢劫群众的粮食和财物，并设立社办劳改队，关押拷打群众。……
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去年夏收和秋收，席道隆号召社员收割社里的庄稼，并宣布“谁收归谁”，在全县干部和群众中瞒产私分和贪污盗窃成风，直接影响征购任务的完成。……
开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进行走私活动。在一些城镇市场上，投机商贩活动十分猖狂。商业局两次从新疆（不是从国外――作者注）走私我省缺乏的物资。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
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造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地、富、反、坏分子破坏活动嚣张，抗拒公粮入库，偷盗、私分、瞒产普遍发生。对此严重的问题，县委又采取了极端错误的作法，以整社检查团为名，组织大兵团不分贫富逐门逐户进行大搜粮，组织万人斗争大会，把贫下中农和五类分子一起斗争。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造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指反右倾运动――作者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暴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组负责人之一、中共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1960年4月20日给省委书记张仲良写的《关于通渭、陇西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列举了席道隆的几个错误：第一，在政策中推行了一条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一条中列举了划小生产队的经济核算单位、对空闲土地谁种谁收等事例）；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纵五类分子（这一条中列举了席道隆1956年亲自主持释放了160多个犯人等）；第三组织上拉拉扯扯，宗派主义；第四，在手段上严重违法乱纪（这里列举的是“万人斗争大会”“批办劳改队”等事例）。窦明海这个所告中还说“情况大为好转，粮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众情绪稳定，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通渭的饥荒还在发展，大批农民正在死亡。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的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籽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的问题，省委工作组却认为是右倾造成的问题，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20世纪90年代，王秉祥在甘肃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上离休。我在甘肃调查三年大饥荒时，不少人提到他的错误。甘肃省原妇联主任李磊的《悠悠岁月》中，记述了王秉祥在三年大饥荒中不少的恶行。但是，90年代出版的《通渭县志》上，王秉祥却是一位救饥民于水火的好官的形象。2000年，本书作者到通渭采访时，《通渭县志》的编辑张大发对本书作者说，1998年，《通渭县志》编撰定稿之后，送到甘肃省地方志领导小组审查，当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秉祥，兼任地方志领导小组组长。《通渭县志》的审查稿一送到，就引起了他的注意。由于对19581960年发生的“通渭问题”，《通渭县志》较为真实地记录了王秉祥的功过。王秉祥看了之后，《通渭县志》上不仅删去了记录的他错误的一段文字，还加上了这么一段：“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省、地委工作组百余人到通渭。他了解情况后，如实向中央、省委报告了通渭大量死人的问题，并及时供应粮食，组织干部、教师下农村抢救人命。”
由此可见，在大饥荒年代主政的干部，如果在80年代继续在当地主政或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这个地方的人口数据和历史记载，就可能被篡改。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时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中共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持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这个看法的提出比“信阳事件”以后提出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八个月。
5、揭盖刨根运动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棉布110多万尺，棉花6万多斤，还有食糖、蜂蜜、红枣等。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胥起云向省委的电话汇报说，为了救人，工作组作了十二点安排：1，口粮一律按6两吃（每天供应量，当时秤是16进位，6两即10进位的3。75两――本书作者注），不得降低，不能再有断粮现象发生；2，病人（即肿病和瘦病）每天增加2两粮食（相当于10进位的1。25两），每月2两油，停止劳动，免费治疗；3，买粮有钱给钱，没钱记账；4，发下的棉花棉布立即制成衣服，尽快穿上；5，立即停止整社，集中力量抓好生活安排；6，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的第9条，要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读，关于社员回家做饭问题，由社党委提出意见，报县委批准；7，有问题及时解决，公社解决不了的要及时上报；8，对断顿、疾病、死亡、外流、干部违法乱纪要立即采取措施，查实情况，报告县委；9，隐瞒实际存在的问题、知情不报、不说老实话的，要严厉批评，不改的要给处分；等等。
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救济粮有“九个不供应”：地、富、反、坏、右、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富裕中农冒尖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不供应。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吃的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年12月开的，正是在毛泽东批示信阳事件之后，也是在《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之后。西北局也按“民主革命补课”和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通渭问题。当时总的估计是，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的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名，占15。2％，30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被“特训”的人被认为是问题更严重的人。“集训”和“特训”都是集中起来进行揭发、批判、斗争。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上层干部口头上表示承担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定西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
七、对甘肃问题的处理和余波
1960年12月上旬，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揭发了张仲良、何承华、阮迪民、王秉祥等人的错误，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一私一左”，改组了甘肃省委，由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