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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刘宗棠，当年正在第一线采访农业。他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是1961年冬天。当时我重点跑川西。川西平原有一种肥料叫苕子（绿肥），平时也可以作猪饲料。那时有的农民饿极了就偷苕子充饥。一次我我在郫县采访，早晨起来地上满是白霜。我看到一块苕子田里有一个人爬在那里不动，走到跟前一看，他死了。嘴里啃了一嘴苕子叶子。他是爬在地上啃的。我和分社记者李世义到一个地方采访，看到一个老农民大骂共产党，我们很奇怪，一打听，原来是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不是他，谁敢骂？人家追问他，他就说：我骂我儿子！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在回忆中写道：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的情况。苗前明说：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在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县委书记说他那里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子死得一个都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子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埋人的人饿死了，只好再从其它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报中央，但我刚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涪陵专区丰都县，三年死于“肿病”的就有十万余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
荣县仅1960年，两次青黄不接的季节，就饿死了6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10％以上。这还不算1959年、1961年和1962年死人的数字。
根据1989年出版的《郫县志》，1958到1961年4年间，全县人口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5万，如果考虑这几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约在8万人左右。郫县报告说，全县劳动力比1958年减少近20％，其中有七个公社减少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上半年有855个劳动力，现有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3。9亩土地，现负担13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60％。
温江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考虑这4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约为90万人。
根据温江地委工作组1961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亲临视察过的红光社，1958年有4020人，在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社3周年的日子里，还剩2750人，净减1245人，减少了三分之一。
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一书中，提供了各年度年末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数据。见表36。
表35 19551966年四川省人口数据（单位：万人，‰）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年末总人口 6790。6 6790。6 6945。2 7081 7077。9 6897。3 6459。2 6485。6 6695。8 6898。3 7136。8 7386。3
出生率 28。39 28。5 29。22 24。03 16。71 11。73 11。81 28。01 50。11 46。94 42。41 39。95
死亡率 9。18 10。41 12。07 25。17 46。91 53。97 29。42 14。62 12。82 13。87 11。46 10。76
自然增长率 19。21 18。09 17。15 1。13 30。26 42。23 17。6 13。39 37。28 33。07 30。95 29。2
资料来源：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根据表35中的数据，采用本书“大饥荒 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中提供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用年度平均人口数，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时，取前3年（1955－1957）和后3年（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正常死亡率为11。12‰；正常出生率为35。90‰。
计算结果如表37。
表36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万人）
年份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合计
非正常死亡人数 98。53 253。37 299。42 123。04 22。65 797。01
少出生人数 86。96 139。61 172。59 165。53 54。5 619。19
资料来源：据表36计算。
计算结果表明，在大饥荒期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800万人，少出生人口600万人。《中国人口》这套书中的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与实际情况有差距。因此，上面计算的结果也比实际发生的要少。
事实上，今天不可能得到完全可靠的饿死人的数字。这是因为，在大饥荒期间，中共四川省委就“加强了人口统计工作”。1960年初，四川省委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基础上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以金堂县为例，开始，金堂县委根据各公社上报的数字统计，出现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现象”，受到地委批评，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没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统计。金堂县委召集各区、社干部开会，传达省委精神，反复强调“人口统计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批评死亡数字大的区社是“对人口统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社队干部知道，弄不好要戴右倾帽子，赶紧重新“调查”。土桥区六个公社原报出生人口1800多，死亡3800多，重新“调查”后，死亡数大大减少。有的公社的统计报表一而再、再而三被打回，先后“复查”十一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刘宗棠说，文化大革命中传出来的数字是饿死800万。廖伯康在他的书稿中说饿死1250万人，东夫的书稿中说是饿死了1000万人以上，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说“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20％，不少县都在10％以上”。1962年7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如果按萧风说的净减少1200万人，则饿死人则在1200万这个数字之上。人口减少的数字中包括外流人口（估计大约500万），但这几年还出生了人口（初步估算，1958－1962年出生人口不下500万人）。出生人口数和外流人口数可以相抵。曹树基先生在他的《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中认为，从1959－1961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亿口为940．2万人。如果加上1958年底和1962年的数，非正常死亡应在1000万以上。我认为，四川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人1000万到1200万之间，少出生人口在400万到800万之间。
第四章 安徽不安
20世纪90年代，我利用几次去安徽采访和开会，收集了一些安徽大饥荒年代的资料。2001年5月，我借在合肥讲学的机会，又花了七八天时间，专程到合肥、蚌埠、凤阳进一步查阅资料。从凤阳回来后，又得到了无为、亳州等地的资料，再加上对原中监委李坚老人的几次访谈，安徽情况就很清楚了。在这一章我先介绍几个县的情况，然后再介绍全省的情况。
一、说凤阳，道凤阳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凤阳花鼓”反映安徽农民逃荒要饭的情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腰鼓走四方。
自从出了“毛皇帝”，风调雨顺也饥荒。大饥荒年代，凤阳农民连“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没有。
凤阳，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地处淮河中游南岸。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在明朝开国功臣的91人当中，凤阳籍的就有41个。这里至今还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皇陵和朱元璋少年当和尚的龙兴寺等古迹。站在中都皇城南门的残垣上北望，想到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累累苦难，使我感慨万端。
在800多页、120多万字的《凤阳县志》中，留下了凤阳历史上很多光辉的篇章，而对1959－1961年那场空前劫难只含糊地记下以下文字：
1960年2月15日 全县采集代食品906。8798万斤，其中有薯根、鸡爪菜、茅草根、掐不齐等。
1960年2月15日 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全县农村外流人口11196人，占农村原有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0。7％，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0人。1960年粮食产量9507万斤，比1957年的22760万斤减少了13253万斤。
1961年8月4日，中共凤阳县委学习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的精神，在部、委、科、局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了凤阳两年来刮“五风”的失误和教训：1，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卖了过头粮。2，封锁消息，掩盖死人真相。3，是非不分，反右倾中错斗争了一些好人。4，界限不清，共产风一刮再刮。5，占用农村劳动力过多，削弱了农业战线。6，乱出主张，生产瞎指挥。7，任务要求过高、过急，劳逸失当。
这本县志是1999年出版的，离大饥荒年代已经40年，还是极力淡化那场大饥荒的情景，后人很难从中了解当年的历史悲剧。作为县志，不敢记录这个县发生的空前悲剧，本身就是悲剧。
1，凤阳的大跃进
在凤阳，大跃进实际是大灾难。对这场大灾难，历史资料中都有记载。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7年凤阳是个丰收年。实收产量为20624万斤。在一般情况下，1958年粮食计划定为2亿斤是比较合适的。县委却上报了8亿斤的指标。1958年实收为1．5000亿斤（《凤阳县志》数为1．64086亿斤），但县委估产为4亿斤。1959年，实际产量只有1．8亿斤左右（《凤阳县志》数1．06918亿斤），但又上报为4．0500亿斤。本来是连年减产，却上报连年增产。
表41 凤阳县1957 ─1963年粮食产量
产量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单产（公斤） 58 38 30 28 42 43 50
总产（吨） 113801 82043 53459 47534 65701 66449 62345
资料来源：《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是高征购。1958年产粮82043吨，即1．64086亿斤，国家征购了7102万斤，即拿走了43．28％。由于留下的粮要扣除工业用粮、非农业人口供应粮、种子和饲料，剩下才是农民的口粮，所以，通常国家拿走了30％就显得紧张。现在拿走40％以上就更紧张了1959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1．06918亿斤，却征购了5974万斤，国家拿走了54．49％。板桥乡淮东社1959年1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大溪河乡断炊的很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说：“1959年冬到1960年春，据不完全统计，外流人口10529人，肿病达3万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普遍布严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原有利于163人，非正常死亡率558人，占30％；刘府公社双山大队官帝村原有577人，死亡104人，占18％；太山大队曹端村原有435人，死亡38人，占8．7％。”
在农民吃不上饭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高征购任务，只能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进行横征暴敛。1959年冬到1960年春，县、公社、大队层层开会逼交征购粮食任务。县委要求各公社一天三报：早上报粮食入库计划，中午报粮食入库情况，夜里报入库实绩数字。每天晚上对入库多的社队进行表扬，对入库少的社队严厉批评。一级一级地向下施加压力，压力一级一级地放大。1960年春节期间，板桥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江山大队党总支书记邓某，在县委的压力下，在安子集召开80多名干部的征购会议，要求各生产队交出粮食。谁说没有粮食就打谁。张信成、狄为朝等10人被打。会后，这些干部就分头到农民家中搜粮食。1960年午季（即收小麦的季节），小溪河公社党委布置统一行动，搜查粮食，被搜查的有8046户，占总户数的73。4％。长塘大队只有一家没有被搜查。山河大队组织一个17人的“挖粮潜力专业队”，人手一棍，到各家东捣西戳，翻箱倒柜，发现社员王坤锅里有烙饼，便一涌而上，开锅吃光。
“共产风”一刮再刮，刮地三尺。“共产风”开始是1958年秋颳起来的，引起了混乱，1958年秋、冬，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想刹住“共产风”，但怎么刹也刹不往。这股风从上面层层往下颳，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到1960年春天又形成第二次高潮。在1961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县委书记赵玉书检查说：“上级虽然下令刹共产风，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