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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个傢伙扩大病情，思想右倾！”
县委委员兼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在燃灯水库私设“法庭”、“牢房”，“劳改队”，任意关押民工。他指使人打了20多副手铐，专门对付所谓“调皮捣蛋”的社员。被他关押和上铐的群众有70多人，被整死的有28人。在这个水库工地，白天强迫劳动，晚上不分男女关在一起。规定每头牛、半里路每天要拖480趟，完不成任务就送去劳改。牢房里的刑罚多种多样：罚站，捆绑，吊打，用铁丝穿耳朵。大溪河社员王占满，还没断气，就叫民工把他埋掉。民工把他放在外面没有埋，他苏醒过来爬了4天，爬了20里路才回家。燃灯大队黄庄小队社员丁学然因偷宰了老母猪，被李某押到水库工地劳动，白天强迫干重活，晚上铐上铐子关禁闭，一个月后，丁学燃被活活折磨死在牢中。小溪河大队南刘家生产队社员宋维勤因从水库偷跑回来，李某知道后，就把这个社员抓起来，白天劳动扣饭，晚上关禁闭，被折磨致死。民工病死了不上报，不通知家属，随便把死者埋掉。
1960年春，山河大队副队长缪某带民工上水库，强迫社员像奴隶一样劳动，他亲手吊打社员100多人，并先后死去35人。新华大队副队长张某把社员许山友捆绑送水库，许不愿去，张将许反绑，用牛拖，许被拖得皮开肉绽，直到许惨叫“愿意”后才放下，接着就捆绑送水库，不允许有病送回，第4天死去。张某对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向他提过意见的社员史前山进行报复。他利用民工上水库的机会，将史家两个劳动力分别调去修水库和铁路，还强迫在家的老母和两个孩子像男人一样，每天交70斤野菜，否则不给饭吃，同时规定：不准家里冒烟，否则没收。与此同时，又诬史家两个小孩偷东西，将两个小孩捆绑吊打。第二天，两个孩子就病了。孩子的病越来越重，老母哀求张，请求住院治疗，张某竟恶毒地说：“还住什么医院！我非叫你家死得没有开门的没有关门的”没几天，两个小孩死去，接着老母也连气带饿死去。
6，分田到户 渡过难关
食堂断炊，饿殍遍野，外出逃荒又受到层层“劝阻”，即使通过重重关锁逃了出去的也找不到活路，因为其它地方也是大饥荒，没有粮票吃不上饭。外逃的人不少饿死路旁。在这生死关头，有些生产队不顾共产主义思想的禁锢，偷偷地把田分到户，让农民自己在土地中找吃的，以渡难关。1961年，府城公社四凤大队实行了“三包四定”的办法，平均亩产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县里总结这个队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当时，安徽各地也搞起了分田到户，在全省范围内搞起了“责任田”，当时农民称为“救命田”。到1962年改正责任田时凤阳县委报告，凤阳县的2993个生产队中，集体经营的只有564个，只占18．8％。包产到组的有1254个，占41．9％；实行责任田的有1176个生产队，占39．3％。实际上实行责任田的比例比这个数字大得多。这些分到户的田的确救了农民的命，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全家老小在地里精耕细作，当年就可以吃饱肚子，两年形势就好转起来。刘府公社有的社员说：“单干单干，快活一年，四两烧酒，两个鸭蛋，逢双赶刘府，逢单赶车站”。他们认为搞责任田有三大好处：一是政府省心，生产不要问；二是干活的人多全家老少一齐干；三是粮食产得多，家家有余粮。“但是，分田到户毕竟和共产主义目标是相悖的。中共中央很快“纠正”了这一作法（安徽称为“改正”）。1963年，工作组在凤阳“改正”责任田和包产到组时，人们也比较理解干部的苦衷，有人说：“责任田是瓦上霜，是见不得太阳的；是看鸭船，是经不起风浪的”，也有人说：“人随王法草随风，中央要这么做，你不随也不行”。但在改正中还遇到了重重阻力。黄泥铺公社有的小孩在街上唱：“成乡长，你想想，没有责任田，哪有米和粮。”城南公社的农民说：“前年我们像雀子一样，关在笼子里闷死了，刚放出来溜了两年，现在又要把我们关起来了。”也有人很坚定地说：“我不改，坚决干责任田。”也有人准备搬家到山沟里去搞责任田。原来搞责任田的积极分子和坚决反对“改正”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全省有10万农村干部被斗争、关押，有的家破人亡。尽管如此，但没有消灭农民搞责任田思想，10多年以后，又是凤阳的小岗村最先搞起了责任田，并且在全国得到了普遍推广。
二、无为风波
无为，在风景秀丽的黄山脚下，是安徽的一个大县，面积有2900多平方公里。1950年，人口为943397人，1369302亩耕地。它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隔江相望。
1，大步奔向共产主义
1955年春，全县成立了11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作化”。不少人在秋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XXX， 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账算清楚：有大军渡江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这一连串的“帐”，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没有敢说退社了。
大跃进那年，安徽省委从安庆地区调来一个叫姚奎甲的干部担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当时，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们，纷纷逃到江西省。姚奎甲视此情况，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评江西省随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动员返回。还要求各个车站、轮船码头，凡没有各级政府开具的正式证明的，一律不卖票。断炊的农民，逃命遭到阻拦，已经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运者数量很大。
1958年9月，全县原有435个农业社并为31个人民公社。县委又拟了一个“关于试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草案，不到10天的时间，“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在全县普及。
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叫陈广复，是个老退伍军人，此人在部队搞过供给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农业社实行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公社化时搞起供应制更是轰动一时，连毛泽东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说“安徽省无为县在三国时曾出现一个黄文炳，现在又出了一个陈广复”。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还要到他们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陈广复的响山社供给制有这么一段顺口溜：
发米发柴又发盐，
过年过节样样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红糖鞭炮带挂面。
到热天，发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烟，
还有肥皂洗汗衫。
要结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产假，还不算，
糯米红糖加鸡蛋。
继后《人民日报》发出了《安徽省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和《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的通讯。文中肯定地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共产主义的具体形态。共产主义，应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划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无为除实行“供给制”外，还大刮“平调风”。“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繁、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据袁乃平、吴克明、朱宗新 3人于1960年12月12日调查的红旗公社新民大队情况：“全大队共平调的房屋471间，拆掉房子109间。 平调土地119。9亩，平调耕牛21头，平调水车119辆，母猪21头，手推独轮车35辆，船1条。”
该县统计资料标明：1958年期间，县向公社调支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就有736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总共价值746万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要实现“七个万”：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滩、万亩丰产片。公社提几个“万”，大队跟着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要实现这些目标，层层要从下向上调集物资和财产，千方百计集中凑数，最终剥夺的还是社员。从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战之风，一刮再刮。1959年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家禽家畜几乎绝迹。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农民家贫如洗。
共产风给无为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大量的饿死人。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无》中写道：“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减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万以上。”谢贵平调结果是，全县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左右。
二、耕牛农具大大减少。 1957年全县耕牛共有38597头，到1960年只有28100头，减少10497头；大型农具原有294805付，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减少176244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80％。
三、土地荒芜，粮食减产。从1958到19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6。7亿斤，1958年为6。2亿斤，1959年为4。4亿斤， 1960年为4亿斤，与1957年比，减少36。5％。
2，父母官从农民嘴里夺粮
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受到上级的压力，也对下级施压。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6。2亿斤，却上报13亿斤；1959年总产量是4。4亿斤，上报11亿斤。当时任职县粮食局的夏可文＇4＇回忆说，1958年他奉上级命令去调查农民亩产的真实数，他随机抽取3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结果发现上等田平均亩产120斤、中等田80斤、下等田40斤。他想将真实数字上报，但区里干部怕影响政绩，不给盖章，最终粮食产量还是按区里干部虚报的数字盖章上报。
中共无为县县委书记姚奎甲为了保官，编造了瞎话。千千万万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姚书记反而说农民“不缺叫缺”、“闹粮”，下命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
1958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却在县委扩大会上说：“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
1959年12月11日， 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尽……”
12月12日，他在红庙公社召开的生产队芳以上的干部会上，用斗争、吊打、扒掉衣服罚冻、打嘴巴等刑罚，威逼催粮。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不久，红庙公社就饿死7600多人，其中，闸北大队原有4944人，饿死2260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45。7％。
14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追逼十分激烈。一个大队书记赵宪成被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代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还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姚奎甲怀疑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瞒产3000斤稻子。姚找刘个别谈话，严加追逼，姚说：“你还蒙我吗？你不讲，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长山一回家就自缢而死。姚奎平宣布刘长山叛党畏罪自杀。
12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信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信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3人，以后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