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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审批以后才能发表的。这则报道是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等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农业和茶叶生产都有很大发展，今年的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7200万斤，平均亩产1600斤，比去年增加138％，每人平均有粮1900斤，比去年增加136％。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以后，已经实现了吃饭不要钱。毛主席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可以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同志告诉毛主席说，舒茶人民公社8600户现已养猪32000头，现在这个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吃到半斤猪肉，将来全社计划养猪6万头，如果吃一半，卖一半，这样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四两猪肉。曾希圣同志说：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指示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毛泽东在这里谈到人民公社要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都不要钱。这对几辈子缺衣少食的农民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基层干部认为自己要亲手建成共产主义，感到无比自豪。
人们急切地希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急切地希望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将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既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消灭私有制一定是正义之举。“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而率先反对“共产风”的干部就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被打了下去。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治淮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刘秀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反右倾使“五风”迅速蔓延。
1，“五风”是怎样摧残农民的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安徽省也不例外。
1958年的安徽可谓意气风发。
这一年安徽部分地区发生旱灾，《安徽日报》头版通栏标题是“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大话说得没边儿。1957年秋，淮北水利建设动工，按当时的能力，整个水利工程每年只能完成4亿方土，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40亿立方任务，基本解决淮北水旱灾害。开工以后，省委制定了一个冬春完成8亿方土的计划。据当时报纸报道，这个任务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过了一个月，第二个8亿方土的任务又完成了。1958年2月，省委又下达了第三个8亿方土的任务。为此，《安徽日报》发表了《八亿，八亿，再八亿》的文章。文章写道：“上山可以擒猛虎，下海可以缚蛟龙。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个、两个、三个8亿土方算得什么！”可见口气之大。
在这五风中，“共产风”处于灵魂地位。它是其它“四风”的出发点，也是其它“四风”的认识依据。
所谓有“共产风”，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其中主要是十八九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搞的一种群体性、强制性的行动，他们将私人和小集体的财产无偿变为大集体的财产。当时的说法是“一平二调”，即从小集体和农民家庭中，无偿拿走各种财产（物资、资金、劳动力、土地、生活用品等），以满足兴办公共事业（如办公共食堂，办养老院，幼儿园、办学校，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等）的需要。既然“一平二调”是为了兴办公共事业，又消灭了私有财产，因此，搞“一平二调”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他们不仅不负疚，还有一种自豪感。
在安徽，共产风像其它各省一样，是从1958刮起来的。毛泽东在安徽讲供给制无疑会给这股风增加了动力。
1959年蚌埠大办土机床，没有原材料，就让社员将家里的门板、门框、板凳、甚至连棺材都拿去做机床架子。做出来的土机床全是废品。1960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区5个公社建立15个万头养猪场，每个大队建立一个千头养猪场，每个生产队建立一个百头养猪场，还要建立若干个养鸡场、养鸭场。为此，强迫社员交出自己家庭的猪羊鸡鸭，还强迫社员搬家拆房盖猪圈。结果，集中起来的猪羊鸡鸭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数干部偷吃偷卖了。
和“共产风”相关的是“浮夸风”。浮夸风就是吹牛说假话成风。这种说假话的风气是强大的政治压力的产物，也与当时全社会的气氛有关。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在安徽活动的报道，其中说的粮食产量和养猪数量显然是浮夸的。曾希圣明目张胆地向毛泽东说假话，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这种假话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对各地干部当然会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各地、县在省委的压力下，说假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1年3月，蚌埠市委书记程光华代表市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谈到浮夸风时说：“我市盲目赶风头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甚到为赶风头而造假。1958年，看到其它地方放了粮食高产‘卫星’，我们郊区也假造了一块‘卫星田’，将三亩半稻子移栽到6厘面积的稻田里，实际亩产只有200斤，却吹嘘为11000斤，并拍了照片，开了现场会，登了报纸。……我们提出‘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组织干部翻阅种种报纸，寻找新鲜报道，并派出干部常年在外地取经，强调‘先进经验不过夜’，听到风就是雨，看到其它地方的新消息，不加分析，不问需要，就盲目跟着干起来，就造成了严重的浮夸风。”程光华的话反映了当时干部们的心态。
既然粮食产量这么高，征购任务也就相应地高了。而实际情况是，从1957年到1961年，粮食产量农年下降，征购任务逐年提高，农民口粮逐年减少。
表42 1957－1961年安徽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204。00 184。00 147。00 150。48 121。75
贸易粮 177。39 160。00 127。82 130。85 105。87
征购（亿斤） 68。42 58。47 57。09 35。06 25。68
销售（亿斤） 40。95 59。10 50。67 32。44 23。16
净拥有（亿斤） 149。92 160。63 121。40 128。23 103。35
总人口（万） 3356。00 3426。70 3445。50 3085。60 2987。70
人均净拥有（斤） 446。72 468。76 352。34 415。57 345。9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安徽》。
注：表中粮食产量为生产年度，购销为粮食年度。
表42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从人均净拥有量来看，人均口粮（贸易粮）：1957－1958年度，为312。7斤，1958－1959年度为312。7斤；1959－1960年度为246。64斤；1960－1961年度为291斤；1961年1962年度为242。1斤。这里是平均数，由于压农村、保城市，农民人均口粮比这个数少得多。再加上层层克扣，农民吃到口里就更少了。不过，虽然1961－1962年度数字最小，但这时曾希圣放开了政策（包产到户，三边地），农民实际掌握的粮食比前三年要多。
安徽的饥饿从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1959年春天已经很严重了。可悲的是，广大农民因饥饿濒于死亡，而从省委到中央还不相信农村没有粮食。1959年，《经济消息》第9期发表了安徽省的一篇文章，题为“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文章一开头就说：
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材料表明，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安徽省委认为，桐城县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一般情况，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粮食工作。
这篇文章援引调查报告的材料说：“所谓粮食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原来各农业社瞒产私分的现象非常普遍，且瞒产数字很大，花样也很多。有的生产队平均亩产1700斤，只报700斤，有的搞秘密仓库，一个生产队在一夹壁墙中藏粮3万斤，另一个生产队把五万四千斤粮食藏在稻草堆里；有的干部带头集体私分，有一个生产小队每户分粮200斤。”
文章列举了大量的“瞒产私分”的情况以后写道：
为什基层干部普遍瞒产和带头闹粮呢？据了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后，由于宣传工作没做好，一些（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毛泽东注）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以后一切都要归公”，再加上卖粮时采取了“小社卖粮，大社结帐”的办法，使小社到卖粮以后粮钱两空；某些公社又对增产的大队几次追加征购任务，使基层干部对统购不摸底，因此，思想上有几怕：一怕实行“三包”办法，由公社统一分配；二怕报实产量会追加征购任务；三怕春荒时公社在各队间调剂余缺；四怕自己报实产量而别人不报，自己队吃亏。这样，瞒产私分就成了普遍现象。至于吃糠，吃菜，叫喊没有粮食吃，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目的在于希望不再追加他们的征购任务。
文章接着讲，在做好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后，“不到一个星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停伙的食堂恢复了起来，原来吃糠吃菜的又变成了两干一稀，暗仓变成了明仓，干部群众闹粮变成了议论丰收，无精打采变成了兴高采烈，田野里又开始出现了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局面。”
毛泽东真是相信了这篇奇文中讲的情况。相信瞒产私分，相信农村粮食很多。他比一般干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论事地反对“瞒产私分”，而是从所有制上找原因。1959年2月28日，他在这篇文章加了以下按语：
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年如此，1959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
这篇文章，加上毛泽东的按语，转发全国。虽然对抑制“一大二公”的“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使全国各地的高层干部对粮食形势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加强了全国各地对农民的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从而加剧了农村的饥饿。死人越来越多。
1960年安徽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的一位老同事、现在和我同住在一座楼里的陈大斌，他的家乡在安徽淮北平原，他是这样描述当时他家乡情景的：
1960年，我正在邻省上大学。春节前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他再三告诫我：“千万不要回家过年！”我想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乡出了什么变故吧！可是，即使我从最坏处着想，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局面！
半年后我回到故乡，简直是被吓呆了！下了火车找不到回家的路，老路废了，挖了深坎横沟，长满荒草荆棘；而新路没有修通。深翻五尺的土地，留下一条条深沟，一道道土岭。。。。。绿油油的故乡大平原被挖得遍体鳞伤，成了“人造丘陵”！
还没进村，远远地就看到了村里的塌屋和断墙，过去村里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匝匝的绿树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许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乡的人呢？许多看着我长大的前辈们，甚至有一些同辈人，包括我的一些亲友在内，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饿死，母亲逃往准南，婶婶带着几个孩子逃往宁夏，父亲躲过这场大劫，吃草末树叶作下了胃病，几年后肠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来，我家的灾难还算轻的，村里好些正是壮年、青年人都饿死了。有几户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绝。。。。
夜间，我躺在没有一棵树木、院墙几乎倒尽的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满天繁星和耿耿天河，村子里死一样的寂静，偶尔有什么声响，父亲告诉我，那是野狐子在蹿，人烟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村里乱跑……
这就是“大跃进”之后的农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芜，村庄破败……
与群众大批因饥饿而死相对应的是，干部们却照样享乐。留下来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曾庆梅到蚌埠检查工作时，一到蚌埠就要跳舞，还以书记的名义让女演员连夜学跳舞陪伴。当时蚌埠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影响很坏。”曾庆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主管党纪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员就更放肆了。
“1960年安徽省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地委却抽了许多人去盖宾馆。中秋节时，街上饿死人，而地委、县委书记却在交际处大摆酒席，不是星期天也办舞会，找人去跳舞，吃夜宴。”
既然刮“共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