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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公共食堂,必须真正达到节约劳动力的目的。就全省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来看,以办劳动力食堂为最好,并且灵活着办,春耕、夏锄、秋收三大忙季可以办,其它季节可以少办或不办。凡是家无辅助劳动力做饭要求在食堂吃饭的,一定要把食堂办好;凡是有辅助劳动力做饭而要求退出食堂的,应允许退出。食堂规模过大的,可以适当缩小。
这个文件承认,办“全民食堂”矛盾较多:一是社员家庭没有泔水,养猪有困难;二是食堂只能按劳动力的情况做饭,很难照顾到老幼病人的需要。三是全家在食堂吃饭,使社员的伙食水平趋于平均了,吃细粮多了,收入少的社员顾不上穿;吃粗粮多了,收入多的社员有意见。四是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在家吃饭可以掺上一些菜吃,而且可以做到劳动的人吃干饭,不劳动的人吃稀饭,在食堂就有困难。五是我省气候较冷,一年四季都得烧炕,办全民食堂也得烧“两把火”。因此,全民食堂不宜勉强坚持。不论办什么食堂,口粮都应以人定量,分配到户。愿意到食堂吃饭的,再把粮食交给食堂。其它很多省强调口粮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吉林把口粮分到户,显然对农民有利。
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广了贵州省大办公共食堂的经验、强调必须坚决办好公共食堂。此时,吉林省也同全国一样,宣传“公共食堂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阵地,要不断地巩固、壮大”,同时还继续强调:“我省冬季较长,气候寒冷,农村居住分散,给办常年的、全民的较大的食堂,带来一定困难。为了适应客观条件,照顾群众习惯,目前,对全民食堂不宜要求过严,应采取灵活的方式,可以办大一点的,也可办小一点的;还可以平日集中办,冬季分散办(伙食小组)。”
到了1961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绝大多数是劳动力食堂,只有在农忙时劳动力在这里吃饭,其他人不在食堂吃饭,全民食堂基本停办了。吴德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现有条件下,全民食堂已经证明行不通,仍在坚持的极少。现有的食堂,许多办得不合群众的意愿,存在的主要总是:管理不善,费柴、费人、费钱;‘百斤粮不顶百斤吃’;有平均主义;影响社员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吃饭不自由’。”但他在信中又说,我们调查了两个山区的食堂,单身汉、没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妇、五保户,这几类户90%要求坚持办常年食堂。“看来,由于情况不同,群众要求不同,所以食堂办不办,怎么办,都应由当地群众讨论决定,不好‘一刀齐’。”请注意,吴德这封信发在1961年5月10日,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文件之后。这个中央文件是4月26日发的,其内容是毛泽东批转胡乔木的湖南调查,是准备解散公共食堂的。此时,有些省委书记也送上来自己的调查报告,相当多的省委书记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吴德对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显得有点暧昧。聪明的吴德知道,毛泽东从心底里是爱公共食堂的,在解散食堂问题上暧昧一点,会给毛泽东一个好的感觉。这正是吴德踩钢丝的技巧所在。
在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吉林也比较彻底。和全国各地一样,1958年以来,吉林省的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过快。1960年8月,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职工增加到170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95。6万人,增了1。28倍。另外还有城乡公社办的工业增加的职工19。6万人。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1958年每人担负耕地26。4亩,1960年担负36。5亩。因此,根据中央精神和吉林的实际情况,吉林计划精简职工15-18万人,从城市压缩31万到34万职工回农村。在以后的两年内,吉林继续下放城镇人口,总的下放指标是81。2万人,实际下放98。0万人。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辽阔、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荡众多为特征。江苏省因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历来是中国最为富饶的省份之一。这里是鱼米之乡,历史上很少闹饥荒。和其它省份相比,这个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称江苏省为“富饶的宝地”。
在1958年到1961年间,江苏省这个富饶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山东等省相比,饥荒程度要轻一些,但广大农民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人,也是一个熟悉“党文化”的老练政治家。在毛泽东面前,他察言观色、审时度世,估计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有时还能挡住毛泽东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打招呼”,说江“右”。江渭清还是挡住了,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右”,对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的事,写得绘声绘色,对“三面红旗”危害江苏的事,也写了一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淡化。从现存的档案中反映,江苏省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不过,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在大跃进中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不走极端。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江渭清在这次会上代表江苏省委作了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他着重介绍了江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掏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等,借以说明江苏人民势如破竹、敢作敢为的精神。
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街道居委会全都行动起来,基层细胞进入了高度亢奋状态。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 月27日,南京市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齐声高唱《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时人们确信大跃进可以带来幸福,他们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江渭清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尽管在“大跃进”,还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当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来南京视察工作时,江渭清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震林采纳了江渭清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在“共产风”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全省组成了132个“民兵师”,农民实行了军事化。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办公共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食堂吃饭。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尺,“试验田”以白糖作肥料“夺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卫星”等等。
江苏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江苏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15 个小时,甚至更多。1958年3 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当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听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江渭清汇报,一边插话。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毛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万,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稿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江苏不是搞3亿方,而是搞了43亿方。所以还是死了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江渭清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月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万吨钢的任务,按18万~20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江渭清十分着急,他在9月2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5。5万到6万吨生铁和2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个省日产生铁1000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0吨,河南达到1。8万吨,而江苏才910吨多一点。中央决定9月23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江渭清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月22日突破口产生铁3000吨,29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000吨是“小卫星”,8000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1958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I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