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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照顾，不久也死去。公社党委副书记鲁某，在他分管的第9、第12和第13三个大队里，打了40多人，罚饿101人，罚款1158元，罚粮200斤，罚工102次，抄家121户。他还指使小队干部没收社员的多种财物，铲掉20多处自留地，夺走28户的锅。这个公社的领导人认为，“凡是自留地种好了的地方，大田定要荒掉”，所以，他们强迫社员把自留地里的肥土挑到大田里去。
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副大队长谢某自己经常多吃多占，谁对他的行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就对谁报实施复，先后打过15人，停伙22人，逼死两人。社员卜金奎曾批评过谢某特殊化，谢某不让卜吃饭，还用棍子打卜，卜气得把碗和饭票摔在食堂地上，说：“我不活了，不给吃，反正也是死！”谢说：“死就死，死了少一个懒汉！”卜回家后就上吊死了。谢还说：“死了活该！”保江大队勤劳小队60岁的饲养员员张昌荣，双眼失明，队长郭某为了让自己的姐夫当饲养员，让张下田劳动。张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饭。张一到食堂打饭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多次。张没办法，就偷了队里的东西，又挨了一顿毒打。张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1959年大年三十晚上，张死在滁河岸边的草沟里。这个小队12岁的小女孩林小絮子，体弱不能上工，队长郭某硬要她上工。林小絮子每天只吃二两粮，饿得不行就到田里偷萝卜吃，被打得头破血流。不久，林小絮子死去。她的母亲周秀英也被队长打过22次，经常被扣饭，有一次几天不给饭吃，不久也饿死了。社员林海州，因患哮喘病，病情严重时不能上工，经常被队长郭某停伙，停伙时他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有一次，林饿得倒在街上。家里人把他抬回来就死了，临死前说：“叫队长给我吃些！”郭听到后骂：“吃你妈的屁！早死早好！”保江大队大小队干部共41人，除了一个小队长没打过人以外，其他都打过人，全大队的劳动力28％的劳动力都挨过干部的打。干部对社员如狼似虎，自己却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社员说：“过去养肥猪，现在养干部”。对集体财产，级别越高的干部控制权越大。社员说：“公社干部要钱张张口，大队干部要钱伸伸手，小队干部要钱得研究，社员要钱磕破了头”。
干部们对群众作风十分恶劣，却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某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15岁参加土改斗争，为了组织高级社，他和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这时他打人的作风发展了起来。每月要打二三十人，有时每天要打几个人”。但是，他“听党的话”，“为了算帐兑现，他可以几夜不睡觉，为了检查备耕生产，他可以少吃一顿饭，备耕的中心任务是保养耕牛，他连夜不睡觉跑遍全大队所有牛棚检查耕牛，春节后，县委号召消除赌风，他一连几夜不睡觉去抓赌”，“他开会老坐在公社温书记旁边，看脸色行事。温书记说，1960年丰收，他也说，粮食多。温说，试验田可收5万斤，他便说，5万斤不多。温说，麦子要赶快割掉，他马上回来命令社员：青的也得割”。他所在的大队一再谎报产量，卖过头粮，直到这个大队发生严重的肿病（201人）、死亡（75人）、弃婴（22个）、外流（13人）时，他还谎报有3万斤粮食。另据省委检查团扬州分团报告，农村干部中“积极工作，执行上级决议，搞试验田，干劲大，热情高，．．．这是普遍的、主要的情况。．．．．根据靖江县孤山人民公社大队排以上的102个干部调查，88％的干部能积极工作，坚决执行上级决议，这是取得大跃进和重要因素之一”。
四、粮食短缺 物资匮乏
《江苏五十年》一书的“综合篇”中谈到，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得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起来，粮食连续三年减产，一批工厂下马，集市物价猛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遇到了特大困难。
江苏省的粮在大跃进期间是减产的，1960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57年的81。8％，而征购任务一直居高不下。从下表可知，江苏省净拥有粮食连年下降。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表6－1 1957－1961年江苏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220．00 230．00 201．80 195．00 180．00
贸易粮 191。30 200。00 175。47 169。57 156。52
征购 65．69 74．52 74．26 58．76 44．05
销售 63．82 70．56 73．14 49．41 40．70
净拥有 189。43 196。04 174。35 160。22 153。17
总人口（万人） 4183 4258 4290 4246 4243
人均净拥有（斤） 452。86 460。40 406。41 377。34 360。99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江苏》。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江苏各地都有粮食困难的记载。
丰县1953年粮食总产量是30787万斤，1960年只有25000万斤，沛县1955年粮食总产量是34986万斤，1960年只有26000万斤。大牲畜也是连年减少。丰县1955年有大牲畜72000头，1960年只剩31000头。
1960年12月，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干部徐慎行给陈部长和省委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个县当年粮食清仓入库的数字为1亿7587万斤。泗阳需要的粮食是：种子3620万斤，饲料670万斤，社员口粮1亿4002万斤（11月底以前每人平均已吃掉151斤，共计8560万斤。12月1日到明年6月10日，每人每天以半斤计算，共5442万斤），城镇供应和行业用粮1500万斤。共1亿9792万斤。需要和产量相抵，还缺粮2205万斤。其中山芋4斤折粮1斤，稻谷1斤顶1斤。如果按规定山芋5斤折1斤，稻谷打七五折，则缺粮3314万斤。在这种情况下，地委还要求泗阳调出粮食1500万斤。县委多次开会研究，为了分担国家困难，不向省地委要粮，力求自己平衡。措施是：拿出600万斤榨油后的豆饼、花生饼、棉籽饼充口粮。社员平均口粮标准由半斤降为6两2钱（16进位）。这是县委定的标准，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太低了。实际上能吃到社员嘴里的远远低于这个标准。
本来口粮指标很低，各级干部还要千方百计地尅扣社员的口粮。以准阴市王兴公社为例，尅扣口粮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层层留机动粮。公社安排给沿河大队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为0。4348斤，口粮总数为106514斤。但大队在向小队安排时，又从总数中扣除1万斤为大队机动粮。这样，社员的口粮降为每天0。3971斤。小分配给社员时，又扣下一部分作为小队的机动粮。第二，套包产指标，分空头粮。两淮大队每人每天口粮标准为0。5斤，但所属12个生产队山芋没有过秤，而大队是以核定山芋产量计算口粮的。因此，大队给各生产队12月份的口粮中有99800斤山芋的包产指标（折粮19960斤）。山芋过秤后，实际只产山芋63800斤，缺3500斤（折粮7000斤）是空头数字。第三，倒算过去多吃的粮，扣发今后的口粮。在口粮安排落实以前，社员多吃了一些。在安排今后口粮时，把过去多吃的也算在今后分配的指标内。第四，归户计算，分配到各户的口粮加总起来比大队分配给小队的粮食总数要少。第五，尅扣超支户和地主的口粮。两淮8队社员厉秀英等五户因人口多，劳动力少，年终决算时超支（欠队里的钱），家里拿不出钱还队里的债，队长就不发粮票给他们。此外，发给地主的口粮每人每天比社员少一两。
尅扣口粮的情况不是个别的。1961年1月20日，省委干部李树仁在给陈副省长、逢部长、省委办公厅并淮阴市委、地委的信中反映，在王兴公社有些生大队正处于饥饿状态。沿河大队“集体加个人的胡萝卜只能吃到春节，山芋叶子只有2000斤，按每人每天半斤计算，只能吃四、五天”，连省委工作组在这个公社的28名干部也有10人患了浮肿病。李树仁在这封信说，在口粮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有的生产队还克扣社员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克扣口粮的方式有多种：1）公开克扣。如两淮大队第8生产队发放1月份口粮的时候，竟将占口粮总数40％的山芋干扣而不发；2）将口粮挪作它用。水利工地上每人每天补助的半斤粮食、生产队长外出卖柴吃掉的粮食都摊到每户社员家中，在发放1月份口粮时扣掉了；3）干部认为粮食有蚀耗和秤耗，在分口粮时扣除；4）干部克扣尾数。分粮食时只给社员整数，小数点以后干部留下；5）大月发小月粮。去年12月本来是31天，却只给社员发30天的粮食；6）在粮食的运输和保管中舞弊。将舞弊中损失的粮食在分配社员口粮中扣除。等等。被克扣的社员口粮有很大一部分被干部多吃多占了。李树仁在信中说，王兴公社是一个经历了四个月的三反运动、并有工作组驻扎的公社，尚且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尅扣口粮现象，其它公社就更难说了。昆山县有些地方规定：外流人口扣口粮，不出工的扣口粮，偷红花草的扣口粮，不请假的扣口粮，生病的扣口粮，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扣口粮，不在食堂吃饭的扣口粮。
农村饥荒，城市物资十分匮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业部门拥有分配物资的权力。那时名义是凭证供应，实际上，经常有证券买不到东西，有限的物资就全凭商业部门分配了。商品越匮乏，他们的权力越大。这时，商业部们就利用特权谋私肥己。1960年11月4日孙海光、邱路二人写的《关于苏州市副食品市场供应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揭露了苏州商业部门开后门、多吃副食品、乱搞协作、铺张浪费的问题：
苏州市商业局所属的蔬菜、水产、食品三个公司，所有干部个个开后门，多吃副食品。蔬菜公司今年1月到8月，开后门卖掉的洋芋、长豇豆、荸荠、大白菜、胡罗卜共339000多斤。该公司水果批发部1月到8月，共购进苹果2000多斤，给内部人员吃掉的就有1500多斤。水产公司114个干部1月到9月共私买鲜鱼4693斤，平均每人41斤，其中买了100斤以上的有12人。今年1月到9月，市场上欠群众肉票58万张，折合猪肉、禽肉17万斤，而食品公司内部人员购买和开后门卖掉的肉食就有28000多斤，折合肉票40多万张。该公司鲜肉批发主任夏某在今年4月份就买猪肉猪五脏96斤。金阊区菜场人员共有494人，其中参与集体私分蔬菜的就有432人，占员工总数的87。5％。原南豪街分配部主任金某、李某二人，在今年春节前私自从仓库中运走一车大白菜，“五一”节供应居民的油豆腐也被他们一夜分光。朱家庄菜场人员在国庆节每人偷分10斤藕、5斤菱、3斤毛豆。据估计，这个区每天被菜场人员分掉的蔬菜约在2000斤左右。
孙海光、邱路的这个报告还揭露，1960年上半年，苏州市财贸部门，拿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的副食品去与无锡、内蒙古、东北等地乱搞协作。计有：肉5万多斤，鱼3万8千多斤等。在协作中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商业局去年请客76次，75桌。今年请客36次，59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严重饥荒的情况下，大量食品霉烂在商业部门的仓库里。这个报告称，半年多来，蔬菜公司由于保管不善，烂掉的食品计有：梨子15万斤，桃子2万斤，桔子2万斤，萝卜干3万多斤，猪肉及猪五脏2万6千斤，鱼虾5万斤，虾酱6千斤，皮蛋20万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部门不是做买卖的，而是国家分配物资的权力机构。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权力，没有不腐败的。
五、江苏也有人吃人
由于“共产风”和生产上瞎指挥，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高征购，农民留下的口粮很少。到了1959年春天，各地就出现了饥荒。徐州地委、淮阴地委、盐城地委、南通地委、扬州地委等纷纷给省委打报告，要求省委调粮食支援。靠近江苏的山东、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给江苏省委写信，说江苏省不少农民外流到他们那里，给他们增添了压力，要求江苏省迅速解决。
1959年1月28日，山东省临沂地委向山东省委报告：“近几天来，江苏省邳县、新沂等地部分群众流入我区郯城、苍山等毗邻地带，仅据郯城报告，现流入该县南部的就有2000多人。他们说，没饭吃，才外出逃荒。还说，江苏一天只发4两粮，干部叫社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邳县食堂10天没开饭，放节约粮食的卫星。”19